鲁迅的“反传统”观念常被批评,如林毓生认为鲁迅是一位全盘否定传统的人物。对此,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反思了鲁迅“全盘反传统”的学术观点。他认为鲁迅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感情上却依然对此有所依恋。然而,在学者高远东看来,这种观念虽然有所洞见,但是仍然忽视了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与传统”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探讨,指出鲁迅与旧学的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鲁迅的思维也从来不是单线条的,而是丰富的。
鲁迅智慧多来自古中国文明熏陶
实际上,鲁迅与中国古文明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从小读各种旧书,筋骨、魂魄都浸润其中。长大后想要摆脱其弊害,但幽灵如影随形,字句中不经意流露出旧学的血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鲁迅更对旧学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适合现代中国的“国学”。在这一点背后,牵涉到古今转换的重要问题:鲁迅作为新文学的杰出代表,如何把传统之物转化为现代精神,是值得探讨的。
因而,如果需要把握鲁迅文学、思想的要害,“国学”是一个离不开的角度。研究者对此虽有所探讨,但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的研究尚不多见。孙郁的近著《鲁迅与国学》就是这么一部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探讨鲁迅与国学之间辩证关系的佳作。孙郁向来关注鲁迅先生的“暗功夫”,即鲁迅为文背后的知识结构。该著更发微抉隐,从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多个视角重审鲁迅对旧文明的现代重构与发明,体认鲁迅的逆俗笔墨与深藏于文的“暗功夫”。
鲁迅如何理解国学?该书开卷第一篇《从新知到国故》,道出了鲁迅的独特眼光:鲁迅是从“新知”的现代视野入手,重新反观“国故”的。而他的视野,也并非囿于儒学一隅,而是以清明的眸子重新凝视古文明的元气。他的文字绝非朽木,亦不见酸腐的呆气。如书中所言,鲁迅的“非学院派”视野,与陈寅恪、马一浮等儒家士人是迥异的,背后是“现代性的元气”,“在经学之外另辟蹊径,思想有另一个原点”。这也正是为何鲁迅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以《狂人日记》发出嚆矢之声。
因此,该书所强调的“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并非指的是鲁迅文学、思想的复古性,更绝非把鲁迅视为一位遗民式的儒者,而是指鲁迅基于现代的眼光对古文明元气的再发明,所谓“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看似偏至之言,实际上是周全的。
在孙郁看来,鲁迅“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即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鲁迅对传统的思考路径,与尼采相类似——“复古”之路上,绝少不了“取今”,而“复古”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别立新宗”。而鲁迅之所以能发现古文明的美质,是因为百年大变局中的中西升沉,“当欧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现的时候,他对于故国的旧有的形态才有了另类认识。”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是鲁迅独特的文明观,也正是本书的根本用心所在,最后其实指向的是对“立人”与“人国”的追求,“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如是而已。
以“取今复古”眼光重审先秦诸子
鲁迅“取今复古”的眼光是如何重审中国古文明的?这体现在对诸子资源进行了重审:挖掘其在先秦时的元气,抵抗其在后世异化的暮气。
鲁迅对先秦诸子的敏锐眼光,如孙郁所言,也受到其师章太炎的启发。在该书第十四篇《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中,有意味深长的表述:“(章太炎)在言及庄子与佛学、儒学的时候,差异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确是不凡的思路……我们由此联想起鲁迅论述孔子、庄子的思想,以及隐士、俗士之关系,逻辑几乎一致。”鲁迅对先秦诸子的看法,确与其师章太炎相似,都是用“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摒弃那些被后世捧上神坛的木偶,拒绝那些士大夫的格套,寻找那些本然之所。这点在全书第五篇《非儒与非孔的理由》中,有较为充分的说明。在孙郁看来,在后世,孔子的思想多异化为了旧儒的暮气。因而,鲁迅对那些异化的士大夫礼教话语多有抵抗。他从来就警惕那些重来的故鬼,拒斥那些尊孔的幽灵。但是,鲁迅的境界实在与先秦时期的孔子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不以世俗的是非为是非,都是逆风潮而动的人物”,有一种“超俗的人间情怀与思想境界”。只是较之孔子的克己复礼之思,鲁迅更推崇战士的姿态。
该书第六篇《对庄子的另类叙述》,也呈现了鲁迅以“取今复古”的眼光重审诸子学的思路。在孙郁看来,鲁迅对庄子的理解,来自尼采式的眼光。鲁迅汲取了庄子辞章中飞动的色彩,学习了《逍遥游》等篇章中天马行空的思路,从而铸造了属于鲁迅自己独特的辞章。然而,鲁迅对庄子的文学、思想绝非盲从,在其小说《起死》之中,多有独到的反思。鲁迅对庄子的批判,其深处是沉重的现实感,有着来自大地的气息,寄托着对新的知识阶级的渴望。
鲁迅不只对庄子有所省思,也对墨家的思路有所肯定,并将墨家视为一种精神资源。《鲁迅与国学》的末篇《晚年文本的墨学之影》就指出,在晚年鲁迅的《故事新编》文本中,突出了对墨家苦行精神的肯定。这与其说是体现了鲁迅对古人的解释,不如说是他借墨家的精神,来深切观照现实,昭示了鲁迅对左翼文学、思想的体认,以及对“新人”的想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旧学的再造,意味着从中华历史中挖掘出真正的民族魂。对国学,他有自己的铁肩担当与不息坚守。当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时,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守夜人。
亦对民间传统有着深切的体认
在孙郁看来,鲁迅这一“取今复古”的文明观,不仅重释了诸子学的意义,也对民间传统有着深切的体认。
从民间的角度阅读鲁迅,是孙郁一贯以来的学术志趣。从民间视角来看鲁迅的国学,也能打开许多问题。本书第九篇《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就从民间视角出发,体现出丰富的意味。孙郁指出:鲁迅的戏剧批评,也是其文明批评的一种,蕴含着大的文化关怀。具体来说,鲁迅对京剧等旧艺术多有批判,是因为他以为这些属于儒教的旧戏,都还在陈旧的意识形态里。相反的是,鲁迅推崇那些民间的戏剧艺术,认为这些艺术有新鲜的气息,属于天籁之音。这种观念在他的文本《社戏》《五猖会》中,历历可见。在鲁迅看来,新的戏剧艺术需要汲取域外的资源,从而敞开对传统的理解,在民间的土壤中取得生机。概言之,鲁迅对传统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庙堂之上的大传统,而是对民间江湖的小传统也多有会心。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鲁迅与国学》也与近年兴起的“鲁迅文明论”研究,产生了富有意味的对话。这些研究多过于强调鲁迅早年的思想,对鲁迅思想的整体性有所撕裂。而《鲁迅与国学》对鲁迅文明观的探讨,是从鲁迅的留日时期出发,贯穿于鲁迅一生(包括20世纪30年代写作《故事新编》)的讨论,具有整体性的视野与思想史意义。在本书看来,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实践及其文明观,所呼应的是鲁迅早年留日时期所形成的文明观,其用意都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思想的整体性与丰富性。
要言之,孙郁的《鲁迅与国学》实际上指出了鲁迅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明观出发,看待中国古文明的颇为辩证而丰富的视野。鲁迅在西方文明的镜鉴下,发掘了中国古文明的智慧,令蒙尘的“旧学”转换为真正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发展,适应现代国人的“国学”。阅读《鲁迅与国学》既可以让我们理解鲁迅的整体性、延续性与丰富性,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鲁迅的丰富面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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