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大
门楼屋檐下、房梁上是金漆彩画，“两只公鸡，一棵鸡冠子花，这叫做‘冠上加冠’。里面两只喜鹊，这是‘双喜临门’。侧面五进五出，有碎砖不糟践，也让建筑外墙看起来不枯燥。”
屋檐下的彩绘，“冠上加冠”。寓意禄运发达
组成整个门楼的灰砖，颜色深浅不一，这为模型的真实度增色不少。形成这种差别，是因为构筑模型的灰砖，都是一块块地使用树脂加调色铸造出来，再和真盖房子一样一块块垒好的。
袁益中手里拿着“盖”房用的一块块砖头和瓦
树脂无疑属于现代材料，“样式雷对古建模型没有特殊要求，达到真实的目的就行了。我要让它更完善。都是照着老师的书上做的，马炳坚就等于是我老师了。”袁益中说。
简单介绍一下马炳坚。马先生生于1947年，为最著名的古建专家之一，所著书目可谓行业经典，无所争议的行业权威。他的观点后面会说到。
房檐下还有砖雕，袁益中随手拿起一块雕着花瓶、香炉等物品的砖雕，这种砖雕在胡同里常见，代表房主追求文人气质。这些砖雕也是铸造出来，主要使用“哥俩好”万能胶进行堆雕，然后翻模、树脂铸造。
此砖雕名称为“博古”。
左手里便是翻模前，使用哥俩好堆雕的样品
他家里还有两个红木的纯木质门楼，“我的木模型手艺也能看出来了。”
还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国子监牌楼，牌楼下面堆满了各种药品。因为爱人身体不好，常需吃药。牌楼上的榫卯、彩绘乃至灰瓦的列数，与真的国子监牌楼均一致。
牌楼局部
“国子监的牌楼，柱子的红色和上面（檐侧面）的红色是有区别的。但现在都刷成一样的了。”袁益中说，他就此质问当时的施工工人，但工人没有理他。
撤遗风波
2012年10月，北京晚报记者曾经采访制作门墩等京味建筑模型的袁益中，报道中记录到，2011年老袁曾经申遗但失败，当时他正打算继续申请。
网上能找到2014年3月西城政府公布第四批区级非遗名录，其中已有“古建筑模型扎小样”一项，申报单位是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社会公共服务协会。袁益中说，申报之后，有工作人员上门访问、拍照，并让他撰写了申报的相关材料。
屋顶
申请非遗必须有“申报单位”，从名录中可以看到，确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有单位，比如“羯子李白汤羊蝎子制作技艺”的单位是“北京宣南羊羯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申请区级非遗通过了，但他希望成为此项非遗传承人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您从我这儿调查了半天，又不承认我。我觉得名分更重要。”
接着便是12月1日开庭的、袁益中诉西城区政府、文委，要求将“扎小样”撤销出第四批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事。
袁益中介绍自己的作品
袁益中诉称，因两被告没有对该项目确定代表性传承人，不能将该项目传承等原因，使对非遗的保护形同虚设，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传承。
在法庭上，被告辩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时代相传，并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有权并不属于任何个人，个人无权申请撤销，因此袁先生要求撤销非遗项目没有法律依据。
是是非非的袁益中
谈到此次“撤遗”案，一位民俗学者直接表态，“袁益中就是因为没能参加2015年非遗日的活动，对文化部门产生了怨恨。那件事情是他袁益中不对。”
这指的是2015年，北京市文化局办非遗日活动，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人赴展、参赛，袁益中准备一段时间后，却得知自己的参展要求被拒绝。他一纸诉状将文化局告上法院，作为民事纠纷，要求赔偿损失8000元、精神损失1500元。一审败诉后上诉到中院，二审又败诉了。
一位毕生从事古建工作的专家说，“他是个行外人。真正的古建行业里也有人在从事样品制作，必须惟妙惟肖。”我追问，那为什么这些行内人不去申请非遗？专家愣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申请非遗？”
马炳坚：古建“小样”各个时期含义不同
“扎小样”的非遗项目书“传承谱系”章节的第一句话是：“由于该项目不是某地区某家族所有，传承谱系也不会在一条线上。”
这“不在一条线上”的谱系里，前9位从康熙年间创始人雷发达，到清末的雷延昌均为样式雷家人，接着是梁九、王德宸、马炳坚、袁益中。
样式雷及雷家人不必多说。梁九是明末清初建筑师，从年代上看，梁九只比样式雷创始人雷发达小不到10岁。第12位的王德宸，是第13位马炳坚于1965年参加工作后，给予马炳坚指导的老师傅。
袁益中说，自己确实没从事过与实体古建相关的工作，且“扎小样”在工作中也不再常用，“现在都是电脑设计了。”
非遗项目书袁益中的介绍，是这么说的：“八十年代开始古建模型扎小样的研究，为了全力投入，辞去了工作，但是一干起来才体会到，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幸好师从马炳坚老师多年指导，今天才小有成就，作品多次获奖和被国内外收藏。”
袁益中回忆，大约在1988年，他为了制作古建模型，前往位于鼓楼附近的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找老师傅请教。经工作人员推荐，结识了马炳坚先生。此后便会带着自己制作模型的照片，请马炳坚看。“后来见面机会就不多了，他全国上下跑去做指导，我们经常通电话，逢年过节我都要打给他问候。”
袁益中作品局部
我联系上了马炳坚先生，告知来意后马老说到，“我跟样式雷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根据清代的营造方式、老工人的技术，综合起来写成了书。”这本书即《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影响力非常大，可谓业界经典，“建筑施工、制作模型的人都在用，用来做模型的也不止袁益中一家。”
马炳坚是否也做过“扎小样”的工作呢？马老是这样回答的：“做小的和做大的，用的是一样的技术。当然也有区别，一般小样上不画彩画，因为彩画也是技术。样式雷做的小样，跟后来我们做的也是两码事，他只是用纸糊一个样品给皇上看。”
“举个例子，天安门城楼是1969年至1970年重新做的，之前就有个扎小样的过程。”当时参加工作不久的马炳坚，也参与了天安门城楼复建的工作。“过去遇到复杂的古建复建重建都要做小样，寻找技术难点。毕竟一根料可能很大，一旦做错了麻烦就大了，得先演练一下，寻找技术难点。这跟样式雷用于展示的目的不一样。”
房修二公司的一位老师傅代领技术人员，扎了一个天安门城楼的局部，但后来网上有文章说，五建公司承担了建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建设单位之一，主要把关的都是房修二公司的老师傅，那些人大都已经过世了。”
换句话说，外界仅仅通过媒体，对古建筑、“扎小样”、“样式雷”的认识，可能都有着偏差。这并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
马老做了一辈子技术，他对技术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如今，北京也好，外地也好，这些扎小样的人很执着。我支持他们的探索。”
至于所谓的师承关系，“他（指袁益中）说他比我晚一代，这我不否认。我不否定他向我学了东西，至少用了我的书嘛。”
而袁益中说，他是将外观、结构、外观三者都结合起来，像真度高的背后，是对各种工艺、手艺多方面的追求。
屈祖明：老袁在我面前哭了
老袁聊天中还提到过一个给他很大帮助的人——屈祖明。
媒体给过屈祖名先生的头衔很多，“文化学者”、“清华大学古建研究专家”等。如今屈老已经退休。
“老袁跟我认识很长时间了。我发现他，是在一次房修二公司在美术馆的展览上。其中有个老袁做的四合院模型，当时西城区领导看展览，我给他们讲了讲，那个模型做得挺对。老袁也在边上站着听我讲。但出来之后，我看见他满脸流泪地对我说，他听到我介绍中对作品的肯定，很感动。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袁益中和他的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屈老了解到老袁家境不太好，于是把香港的学生引荐给他，那些人对他作品非常感兴趣，向老袁提议“每月的生活费我们给你凑，这段时间不强求你有什么作品，但如果有作品，希望卖给我们。”以此缓解他生活压力。
至这批学生毕业，合作中断。后来屈老介绍他的作品卖到新加坡等地，缓解老袁生活压力。有展览研讨会，屈老就把他叫去，配合讲讲古建民俗课程。 后来又陆续认识了一些台湾学者，有人出钱，为他在德胜门外租了一个院子，在那里老袁做出了颐和园的德和园的戏楼、故宫里的戏楼的香椿木材质模型。
其间老袁还曾经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制作过教具。“清华大学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
屈老还说到，多年前某公司曾从老袁手里话几千块钱收了一个牌楼，后来这个牌楼7万美元卖了出去。
老袁没有得到“传承人”头衔，他多次与屈老联系，屈老则是耐心劝慰，让他不要情绪化做事。
没有传承人的非遗
如何往下走？
现行规定并未对区级非遗是否一定要有传承人，给予明确说法。
众所周知，制作古建模型，“扎小样”，这并非“广场舞”、“扭秧歌”之类的大众文化项目，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若是此项非遗保留来下，所属区域却无人来做，那么它将如何传承下去？
此外，区级非遗是否有扶植经费？这项需要专业技术的非遗项目，如果广外街道范围内没有传承人，经费怎么花？
我不知道答案。希望看官您提出自己的设想。
“北京城保护得不行”
斗拱
袁益中算了算，他这半辈子，像模像样的古建筑模型一共做过几十件，边做边卖，其中最贵的是个国子监的牌楼，比家里摆放着的这个稍大，卖了5万块钱。然而这些零散的收入总共也没多少，远没有妻子上班收入多。
好在自己一直缴纳社保，如今已有退休金。他家的门厅里，还摆放着缝纫机，以及显像管电视机。
“您觉得北京城保护得怎么样？”这句废话是我问的。
“北京城保护得不行。”就拿牌楼来说，“西四那个（指去年西四地铁站复建的牌楼）我觉得各个方面都不合规格。南锣鼓巷的嘛，对于懂行的来说那简化得已经没法看了。”
此外，“有的街整条街地修缮，所有的门钹（即门叩、门环）都换成了兽面形的。以前应该是王府才能使用这样的门钹。都不是原汁原味的了，这些事儿提也没有用，专家提了都没用。”
临走的时候，他拿出电话本、合影照片，上面有诸多文化界、古建研究界名人。袁益中说，自己做的古建模型曾被很多专家所喜爱。2001年至2006年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的妻子在首都博物馆（当时首博还在国子监）办北京乡村摄影个人展的时候，罗哲文曾邀请自己一起来参加。
临离开袁益中家门的时候，他再次叫住我，“甭管谁对谁错，能不能在文化上，帮忙宣传宣传？让大家提高对文化的认识。”
自称“反腐达人”
袁益中可谓手艺人，然而他微博的签名档前两句话是“北京市反腐达人，遭遇不公要维权。”
这就需要从头说起了。
袁益中1950年生于河北深县。祖辈并非建筑行业手艺人。1957年父亲参军，全家来到北京，落户在炮局胡同7号院。父亲是部队中的建设兵，“我现在做门楼使用的刨子、锯，有些还是父亲留下的。”
因为移居，袁益中上学晚了一些，至文革开始时仍然在读初中。
袁益中和他的木质作品。
他的哥哥因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被抓了起来。“我就琢磨着，我也得注意点儿，别再把我抓起来，我得知道谁恨我，我得防着。”
于是在一次喊口号运动中，别人大喊“打倒资本主义”，袁益中却大喊“资本主义万岁”。那个社会环境下，“这样的口号太露骨了，抓起来可能判你个无期。”
这正是袁益中的计谋。“第二天我一上学，老师就叫我，袁益中，上楼来一趟。”
“干嘛呀？”
“你昨天呼喊反革命口号来着。”
“没有啊。”
“有人举报来着。你们班某某某，好几个人都听见了，你说资本主义万岁。”
“您理解错了，他说打倒资本主义，我说不但要打倒，还要打碎了，还要碎成一万瓣。”
“哦……你说的是粉碎的碎啊。”那没事了。
通过这样一个事件，袁益中知道了究竟是谁对自己心怀怨恨。他从教室出来，见到对方，“操你妈，你凭什么给我汇报去啊，你臭丫挺的！”
而把“万岁”谐音成“万碎”，袁益中认为，这是自己灵活运营了老北京的谐音文化。“砖雕上常见两个柿子，代表‘事事如意’；蝙蝠代表‘福’。那个时候我就用上它来解决实际问题了。”
关于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我问了我父亲。我父亲是1953年生人，他认为这个段子并不真实，因为当时“万岁”有着非常明确的含义，不太可能有人大胆地用这两个字来做文章。当然，这只是个人想法。
1968年初中毕业的袁益中，于1969年插队去了内蒙。至7年之后1976年返回北京，哥哥也出狱了。然而袁益中迟迟找不到工作。按照当时规定，他这样回城的知青本该被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
找工作的时候，唐山刚发生了大地震，东城区的很多部门搬到了地坛公园的大广场上办公。“听见有人叨唠，说嫌北京手表厂太远了，不愿意去那上班。我赶紧说，我愿意去。”因为北京手表厂当时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比集体所有制稳定。
对方拿着他的档案帮他报名，很快被拒。后来又找了很多次工作，一次次都被拒绝了。他很纳闷。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找到了科普出版社临时工的工作。
至80年代中期，出版社效益不好，很多人开始离职，社会上个体经济兴起。考虑到自己住在国子监附近，袁益中决定不找工作了，干脆以做古建模型为业。
袁益中和他的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打官司、上访的路程，“我要为我哥哥平反。”多年之后，哥哥终于被平反，“现在是拿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专家。”
又过了很多年，直到90年代，“我托了一个熟人看了我的档案，在其中发现了一页材料，写着我哥哥是反革命。”袁益中认为，当初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此。此后又为自己的问题奔波起来。
至2009年，家里又出大事，袁益中的儿子因“恶意透支信用卡”被判刑。此后袁益中又为儿子的事情奔波，这是他以60高龄开了微博、自称“反腐达人”的最直接原因。具体案情不细表。
此外，在袁益中拿出的一大摞文件中，还能看到一份家里为遗产的纠纷打官司的文件。也不细说了。
袁益中说，他这辈子的倒霉事儿，可以写本书了。但他得不到传承人身份，与这些事件均没有直接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基本可信，但希望不影响看官您的判断，因此列出，以便您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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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猫儿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