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众所周知，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但他还办了所中国大学，却就知者甚少了。其实，早在创办黄埔军校的11年前，也就是1913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宋教仁、黄兴等京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国大学”。此后的36年间，这所大学培养了两万多名大学生。前不久，数十位已值耄耋之年的老校友从全国各地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大学103周年校庆纪念活动。这所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的大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创办初衷
两所大学一文一武

比较孙中山创办的两所大学，黄埔军校的名气无疑要大的多，这和战争年代的特征相符合。但在黄埔军校创办之初，两所大学是齐名的，曾号称：“北有中大，南有黄埔”、“一北一南，一文一武”。

1912年的时候，孙中山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决定模仿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办学模式，在北京创办中国大学。学校初名国民大学，由当时的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于1913年4月正式开学。但是，在学校开办当年就爆发了二次革命，政府收回了开办经费，学校由官办改为民办。宋教仁、黄兴任第一、二任校长，孙中山自任校董。

中国大学的创办，倾注了孙中山相当大的精力，寄托了他对未来中国在文教事业上的恢宏期望。孙中山革命旗帜之下的众多军政要员都曾在该校任职，可以说，一部中国大学校史，就是半部民国军政史。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可知，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曾任该校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曾任该校总董事，于右任、胡汉民、黄郛、何应钦等曾任该校董事；宋教仁、黄兴、林长民、王正廷、何其巩曾任校长。应当说，如中国大学这样，以国名命名校名、又由众多军政要员来操办的学校，国际上恐怕也不多见。

从中国大学创办伊始，到孙中山逝世的这段时间里，该校也随着中国革命的时局，动荡不宁、波澜起伏。1929年4月13日印行的《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回顾了这段与中国革命共命运的校史。会刊中提到，辛亥革命虽已成功推翻清朝腐败统治，但“孙总理在这成功的失望当中，深知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和宋教仁、黄兴诸先烈规划进行，以树百年大计。这时宋先生恰供职北平，又以北平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逐决计组织搜罗学识经验丰富的革命人才为导师，而宋先生则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筹备即竣——为时势所要求的中大（中国大学），遂于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

命运多舛
开办前首任校长遇刺

起初，校名暂定为“国民大学”。岂料将要开学时，第一任校长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身亡。于是改由校董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由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之后，黄云鹏、林长民、王印川、姚憾等历任校长，但因时局动荡，除姚憾任期达5年之外，其余五任校长的任职时间均只有一年时间左右，有的还不足一年。

从第七任校长王正廷开始，学校运作与管理渐趋稳定，从1921年至1936年的15年间，校长人选再未更替。但随着日军侵华战幕拉开，王正廷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肩负争取美国参战与援华的重任，无法再兼任校长。于是，当局又委任该校董事会主任何其巩代理校长一职。何其巩于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主持校务，使该校平沦陷期间还仍能坚持要在敌占区渡过了该校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直至抗战胜利。这里，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这位代理校长何其巩的生平履历与办学生涯。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他是著名抗日将领，有冯玉祥西北军麾下第一文官之誉；曾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后长期担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更成为和平解放北京的重要人物。他于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学受国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由于政府拨款中断，学校只能靠学费来维持。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就是肩负了在敌占区培养青年人才的重任，就是要经费援助，坚持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河北、东北三省的不少失学学生都到中国大学上学，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何其巩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工待遇微薄，忍饥耐寒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延聘至中国大学任教。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坚持自主
学校证件从不加盖伪印

抗战胜利后，何其巩在校务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中国大学在抗战期间的重大使命与特殊任务，他强调之所以在北平沦陷期间还坚持要在敌占区办学，就是肩负了在敌占区培养青年人才的重任，就是要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详参：1946年4月15日天津《益世报》所载《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一文)。

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至此，由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完成历史使命，其与中国革命风雨相随、艰苦奋斗的36年校史，也历史性的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所以中国命名的大学，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革命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始终与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相牵连，那并不悠久但却足够厚重的36年校史，注定已成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发现的《北平中国学院概览》（1934年版），不但见证了1930底该校曾改称“中国学院”的一段隐秘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书中还将该校自创办以来的各届校长、校董、代理校长、总务长及教职员工名录与肖像一一刊载出来，堪称该校开办以来编制最为充分、印制最为精良的校史文献。查阅该书，不难发现自孙中山以来，民国时代的军政要员几乎全部在此亮相登场。他们的名字、职位、肖像一一对应，是相当精确、相当难得的第一手史料。稍稍翻阅一下这部80年前印制的“概览”，就可以体察得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与历史细节之丰富。譬如何其巩在出任代理校长之前，还曾任该校董事会审计员；又如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四大天王”之一的“北王”吴承仕，也曾任该校董事，且还创办国学系与国学丛刊等等。可想而知，这所历经“国民大学”、“中国大学”、“中国学院”三次更名的传奇大学之校史，一定还有许多值得研究者继续挖掘与考索的史料与史实。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