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之

《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中的人物原型就是出身姑苏名族的贝祖贻。

“金潮案”牵涉到贝祖贻

在民国后半期，贝祖贻官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是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的心腹，凭借这一显赫的权势网络，贝氏掌握国民政府的金融命脉，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贝祖贻身后还因子而荣，他的儿子就是当今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

或许是金融工作的阅历使然，贝祖贻在民国政坛上原本是一个行事低调的人物。但是，1947年春爆发让贝氏卷入其中，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人物。

上海金融案发生在1947年春，此案直接促动了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金圆券”的发行，并取代1935发行的老货币“法币”。情等待着的发生与贝祖贻领导的中央银行脱不了干系。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为了应付通货膨胀的危机，中央银行被迫发行“大额纸币”，结果导致“金价狂涨”，令国民政府的纸币信用尽失。一时之间，上海奸商纷纷套购央行的黄金。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

据1947年2月11日的《申报》报道：“金钞在涨风潮，自过了旧历新年以来，突趋疯狂；到了昨天黄金已叩七百万大关，美钞黑市亦上至一万三千元，形势至为混乱，人心亦均惶惶。盖以金价上涨，必然牵连到一般物价的上涨，使工商趋于萎缩，人民生计益困。”当时，也有谣传上海“金潮”有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正受到各方猛烈攻击。宋子文被迫于3月1日辞职，贝祖贻作为宋的亲信也被免职。财政部长俞鸿钧虽然没有因此去职, 但其权威性无疑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

这一背景被移植到《北平无战事》中。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是：1948年7月，国统区粮价已飙升至36万法币一斤，北平参议会决议强令取消一万五千名东北流亡学生配给粮，引发了学生抗议，爆出了国民党空军勾结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走私弊案。美国照会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中央银行急电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调查走私账目。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与调任北平警察局局长的徐铁英，组成“五人小组”，飞抵北平调查贪腐问题。在调查会议上，“五人小组”各怀鬼胎，而方步亭则被五人小组请去问话。

受命调查金潮案的郑介民

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贝祖贻也被五人调查小组叫去问话。

军统提讯贝祖贻

蒋介石特命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原军统局）郑介民会同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负责组织“经济监察团”，实施紧急措施。1947年2月15日，郑介民抽调几百名军警工作人员，开始普查上海市银行、金号、米店、股市等交易场所，并侦察监视有操纵嫌疑之人物，一旦发现有可疑之人，随时逮捕。当日下午2时，郑介民在其寓所召集上海军警机关高级人员，讨论“经济监察团”组成人员，决定成立“上海五人调查小组”，其成员是：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方志超，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市政府参事王新衡，宪兵23团团长吴光运以及中纺公司季源溥，此“五人调查小组”团长由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兼任。

国民政府军令部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赴沪调查上海金潮案的背后，实际上还肩负了蒋介石的秘密使命，就是为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做好准备工作。1947 年2 月26 日, 蒋介石面谕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请其代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有关行局: “自即日起, 所有资源委员会, 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 中信、邮汇两局所存外汇, 应即悉数移存中央银行。等因。请即洽办。”拉开了币制改革的序幕。

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其子是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

与此同时，作为上海金融风潮的当事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也如坐针毡，面临着上海“五人调查小组”的提讯。1947年2月15日上午，郑介民亲自到上海央行调查“2月1日之后黄金交易账目”，因贝祖贻尚在南京，由贝的助理、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报告“金潮”经过。其后，郑介民宣称要“坐镇沪市，五日内暂不返京”。围绕出场的上海“金潮案”，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行政当局与立法机构，中央与地方，官股与商股之间展开复杂的政治较量，而贝祖贻则处于这场政治风暴的中枢，他的去留与否，直接牵涉到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奉有蒋介石“尚方宝剑”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如何处置贝祖贻，令国人拭目以待。

提讯现场如迎接贵客

1947年6月3日的《申报》提前爆料说：“后日传讯前国行总裁贝祖贻，林（凤苞）、杨（安仁）亦同时传讯。” 6月4日上午9时，上海地检处终于提讯贝祖贻及其助手等人。闻风而至的各地新闻媒体记者一个个手拿“开麦拉”（Camera,当时的照相机音译），早已围在上海地检处大门入口处的两侧，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出场的上海“金潮案”主要“嫌疑犯”贝祖贻。

此时，地检处大门口鸦雀无声，时钟走到1947年6月4日上午九时零五分。一辆绿色私家骑车缓缓驶来，停在地检处大门口。贝祖贻在其律师端木凯的陪同下，从容下车。贝氏身着“灰色西装”，面带笑容。下车时，记者的“开麦拉”（Cemera）纷纷将贝氏摄入镜头。按照正常管理，作为被“提讯者”，贝祖贻应该先到门房报到，但是他没有，而是径直向三楼的会客室走去，并且悠闲地坐下来喝茶。于是，地检处检察官丁傅恩只好协同书记官司徒碧华到会客室，临时把会客室作为法庭，开始询问。至上午11时20分，审讯结束。贝祖贻下楼时，摄影记者们又开动照相机快门，“咔咔地，拍个不停”。记者们把贝祖贻围住在其汽车门口，请其发表感想。贝祖贻连连笑称：“我们都是老朋友，老朋友！”拒不发表意见。

事后，上海媒体就这次审讯，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上海地检处提讯贝氏，贝氏的“狂妄表现”令国民政府的法律尊严颜面无存。有社论说：“查金潮案直接有关之重要人员，厥为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因央行出售金条而发生种种黑幕，贝氏实不能辞其咎。金潮案初发时，贝氏名列要犯。当时郑介民之口号为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故人人为贝氏危。但官僚资本庇护之下，贝氏非但未判罪，甚且法院传讯时，亦破千古未有之奇闻，以地方监察处办公室当作侦讯室，检察官移樽就教，开庭审查……只因被告为一显要，检察官丁傅恩不惜破坏法律尊严，以会议室权充法庭，实中国司法界之奇耻大辱也。”

这就是历史中的“方步亭”——贝祖贻在1947年上海“金潮案”中的审讯情形。其面对检察官的泰然自若，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谈笑风生”，一句“我们都是老朋友”，足以说明这个历史上的“方步亭”，也即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贻，其应对调查人员的自如程度，足以让影视剧中的方步亭望尘莫及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