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当事人、诉讼参与人身在外地不便出庭的案件

犯人百公里外“上镜”出庭

上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案件，但与以往法官现场庭审不同的是，审理是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的，法官和检察官在一中院的法庭里，犯人则在百公里开外的延庆监狱里。

“提罪犯张某到庭！”身在一中院的审判长一声令下，法庭内大荧幕上显示张某被带进监狱法庭被告人座位上。今年46岁的张某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此次，因再次获改造积极分子奖励，延庆监狱提出对张某减刑1年的建议。

虽是视频开庭，庭审程序却一点没有简略。按程序，张某通过视频接受检察官的讯问，随后监狱代表向法庭出示证据，干警和张某的狱友作为证人出庭证实他在狱中的表现。整个庭审持续了30多分钟。

“长期以来减刑案件都是审判人员前往各监狱开庭审理，审判人员往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延庆监狱为例，往返路程近200公里。”一中院审监庭庭长徐庆斌介绍：法官们往返一次在交通上花费的时间往往在4到5小时左右。同时，群众无法到监狱现场旁听庭审过程，不利于案件审判的公开透明。

去年7月，一中院远程法庭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至今进行开庭、提讯等审判活动30余次，以每次往返路途用时4.5小时计算，这些案件共节省了法官们近20个工作日的时间。另外，远程视频庭审系统便于将庭审过程录音录像，方便存档。

去年10月21日，丰台法院也在刑事速裁案件中首次尝试视频审案，被告人在看守所内就直接参加庭审。丰台法院刑二庭庭长李红华介绍，远程数字法庭审理案件，可以降低押解风险，减少换押交接等繁琐手续，提高审判效率。

远程听取证言 法官更加审慎

北京市三中院曾在一起刑事案件中让证人通过远程视频出庭作证。证人黎先生在老家的一处网吧包间内，通过QQ软件与法庭进行实时视频，对案发时的场景作了详细描述。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也对其进行了发问，一切程序与证人出庭作证一致。

黎先生在外地打工，如果要求他到北京出庭作证，他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视频作证成为一个合法的变通方式。

虽然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从制度上认可了证人视频作证的合法性，但三中院刑一庭王庆刚法官表示，由于证人自身条件限制，其可能选择家中、网吧，甚至利用手机在一个开放性空间内参与庭审，这些空间与法庭存在较大差异。另外，案件的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也会因为证人身处开放空间而受到不利影响。

在这起案件中，王庆刚法官首先与黎先生作了充分沟通，开庭当天，法官先核验了黎先生的身份证，并通过摄像头360度核查了黎先生所在房间，保证房间内没有其他人在场，以保证证人作证环境的独立。

王庆刚法官建议，当事人、证人出庭时，可以联系当地的公检法机构，由当地司法机关提供远程视频服务。

昌平区法院小汤山法庭副庭长朱宗帅认为，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听取当事人发言时，更需要审慎对待，必须将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综合判断。对于案件关键证人，或可能被人实施胁迫、诱导的证人最好不采取视频出庭的形式。

当事人不在法庭

该怎么签笔录

去年9月，昌平法院审理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由于生父去世，小琼（化名）的生母向法院起诉，希望小琼的继母能够将抚养权交还给她。

由于小琼远在老家上学，为了不让这场纠纷耽误她的学业，因此主审法官郑丽决定通过视频来询问小琼本人对抚养权的意见。视频中，小琼明确表示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不愿随生母生活。

鉴于小琼并非是案件的原被告或证人，只是法官需要在抚养纠纷的审理中了解其真实想法，因此法官决定保存询问视频作为本案审理的参考依据，待小琼有机会来京时再补签笔录。

朱宗帅法官表示，庭审笔录其实是对于庭审工作的一种记录，其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以前限于技术手段，需要通过文字来固定庭审情况。而现在有了音频、视频等记录方式，对于庭审笔录是否还应存在这一问题，法学界已经有所讨论。如果当事人确实不便签署笔录，可以事后补签，并保存庭审视频备查。

而如果原被告或证人通过视频出庭，有些法院会采取邮寄笔录的方式完成笔录签署，例如前述案件中，黎先生在作证后就需要签署笔录。但在邮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笔录丢失、毁损的风险。王庆刚法官表示，黎先生收到笔录后，法院又通过视频确认了整个签字过程，并让其当场封存好笔录邮寄回北京。

“这确实是一种妥协，但当现实困难出现时，我们可以在法律框架内采取灵活的手段，最终的目的都是促进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王庆刚说。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刘苏雅 吴青瑜 李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