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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为何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2017-01-20 12:00 编辑:TF006 来源:北京晚报

因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去世,致“汉语拼音之父”一说再度引起热议,有网友质疑道:首先,汉语拼音法自明末便已开始;其次,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文改委,1986年后该机构易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等人为委员,独尊周老,似不恰当。

作者 唐山


据笔者有限阅读,“汉语拼音之父”之说始于2007年8月《文史博览》上发表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作者余玮)的一篇专访。同年10月31日,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华社在报道时再度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先生的儿子周晓平(周小平)曾说: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指周有光)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他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然而,据1975年进入文改委工作的陈效师先生对笔者说: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最终制定者为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另两人均有兼职,专业研究者只有周有光一人,当时成果皆称集体,不及个人,致周有光的贡献被忽略。陈先生认为,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并无不妥。

令人好奇的是,周有光1955年10月才正式进入文改委,此前是经济学者,为何文改委让一位“外行”来主持汉语拼音方案工作?周有光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凡此种种,值得一番梳理。

因学籍卡对语言学产生兴趣

周有光原名周耀,“五四”时盛行双字名,遂改为周耀平。

周家在常州是世家,据周有光《百岁忆往》所记,其曾祖父周润之(润之是号,真名周有光亦不知)经营纺纱业,曾抵抗太平军,城破后投水身亡。祖父周逢吉(逢吉也是号)被封为“世袭云骑尉”(相当于正五品)。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以教书为生,娶了姨太太后,周有光长年与生母徐雯生活,与父亲接触不多。
周有光是长子,在家中排行第六(后庶母又生一子,即周凤樵)。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比考状元还难”。两件事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报名需照片,可家乡照相师傅不知怎么打领带、领结,结果给周有光打上领带,又在上面结了一个领结。

二是报到时,周有光领到学籍卡,上面有他姓名的罗马字母拼音,圣约翰总务部依此管理,效率奇高、“好得不得了”。故从大学一年级起,周有光对语言产生兴趣。

1925年“五卅惨案”时,校方不许学生出校游行,引发“离校事件”,整个中文部均离开,周有光也在其中。南洋公学为支持爱国举动,给离校老师、同学办了光华大学,两年后,周有光毕业,后在各校任教,并入银行工作。

在此期间,周有光参与了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此影响下,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字拉丁化。

昙花一现的拉丁化运动

1929年10月,瞿秋白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1931年5月,进一步扩展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9月的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该方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被称为“北拉”,当时上海另有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拉丁化方案,二者各行其是。为此周有光写了一些文章。此前各国拼音方案均以方言为基础,周有光认为中国方言太多,应先统一语音,否则拉丁化后,可能使各地人互相看不懂对方文字。周自认是语言学外行,不敢用本名发表这些文章,便起了个假名“周有光”,他的观点深得语言学家陈望道赞同。

1933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结婚,周的父亲未参加婚礼,婚后二人赴日留学。据周有光晚年说,结婚时,他的妈妈曾偷偷给周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周只能活到35岁。周有光年轻时身体不好,容易生病,且有一段时间患肺结核,还有忧郁症。

周有光从不刻意养生,但陈效师先生透露,周每日必服维生素E,并对陈说:别的维生素可以不吃,维生素E每天都得吃。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因抗战,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陈望道帮他扬名语言圈

抗战期间,周有光逃到四川,1941年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后他被新华银行派到美国。

据周有光回忆,在美期间,“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便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美国人的工作效率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日本曾派个调查团到美国,完成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论是:1个美国人抵得过15个日本人。

1949年后,周有光回到大陆,除了爱国情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

周有光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恰好陈望道任校长,他对周有光说: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指文字改革)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劝周把写过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一本书。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翻了4版。1954年,周又出版了科普类的书籍《字母的故事》。

汉语拼音方案原是为替代汉字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文改会另有一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重用周有光,因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等学者分属各单位,“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

此外,语言学者钻故纸堆的多,研究字母的少,不如周有光这样的“外行”好用。周有光曾说:王国维很有学问,可他的学问有多少是能应用的?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原本目标是取代汉语,据胡乔木说是,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一次会议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斯大林曾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为减少文盲,当时军队有一个叫祁建华的教员,可以帮助战士在很短时间内学习三千个汉字,郭沫若称他是第二个孔夫子,可在社会上推广却失败了,因为战士都很年轻,此外没有工作压力,可以集中学汉字。

性格优势致平稳过关

在拼音委员会中,负责起草方案的是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

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1954年调至中央宣传部,后在文改委任秘书长,行政工作繁忙。陆志韦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还是诗人、语言学家,40岁时便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52年遭错误批判,陆平时教学工作繁忙,此外还在语言所从事研究工作。

周有光曾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是三个人,只是我干的多一点罢了。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最受批评的是j、q、x,因与外文发音不尽相同,有人对周有光说:我姓邱,我以后岂不成了阿Q先生了?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Queen)也是以Q开头的。

因毛泽东反对,传统汉字并未废除,汉语拼音方案只起辅助作用。

为减少记忆量、便于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将相近的音合并在一个字母中,比如zi、ci、si,zhi、chi、shi和ji、qi、xi中,韵母发音其实不同,却都标为i,给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带来一定困难。

在“文革”中,周有光遭遇冲击较少,陈效师先生说:“(当时)文改会八大研究员都受到冲击批判,倪海曙脾气最不好,受到的打击也大,周先生一贯温文尔雅,从不大声说话,未见他发过脾气。”

周有光曾说:“可能因为父亲不管我,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安静、孤独、自立、自主。我受母亲影响很大,她性格温和,但很有主见。”

两次与季羡林先生发生争论

周有光85岁退休后,“离开专业的井底”,广泛阅读,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杂文。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周有光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轮流坐庄”是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有违历史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的观点。

2009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有光反驳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简化汉字有弊有利,但利多于弊,周有光曾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中,哪种用得最多,结果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中文加起来才1%,这和英文怎么竞争呢?周有光认为汉字简化还不够,只有更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但目前要先稳定下来。

周有光曾说:“人家把他(指季羡林)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 但周有光也表示: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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