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滋已经习惯了争论，她认为“返乡记”能引起大家的讨论，“意义就有了”。

作为一种记录和思考的形式，“返乡笔记”为何屡惹关注；“返乡笔记”能否当好“基层医生”，在观照现实的同时，推动现实变得更好？

动力|连续四年撰写，“有讨论就是意义”

杨春滋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一位清华博士的回乡笔记：“全面二孩”后，农村也望“儿”却步》就出自她的笔端。这位湖北姑娘已经在社会学专业学习了8年。

今年是杨春滋连续写作春节“返乡记”的第四年。2013年-2014年的那个春节，她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返乡记”《变迁的新房》。此后，她相继发表了《“老有所养”——记福利院老人们的团年饭》、《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以及《乡村游，开拓“新的可能性”》。

第一篇“返乡记”落笔时，杨春滋正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谈到写“返乡记”的初衷，她认为导师贺雪峰的作用巨大。贺雪峰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其团队致力于农村研究，写返乡记是团队的传统。“贺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寒假回家要借机去农村观察，对家乡的亲朋好友进行访谈等，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村和家乡。”为了观察到最鲜活的基层，她的足迹已遍及湖北、河南、山东、上海、贵州等地。

之所以今年将“返乡记”的目光聚焦于“二孩”，杨春滋谈了几点原因。一是，此前她在多地有过调研，对农村的生育文化和性别偏好有所了解，她认为农村的生育、超生等问题“很有意思”；二是，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她在清华读书跟随的导师李强，刚好在研究人口和劳动力问题，今年清华大学还组织了第二届寒假返乡征文活动；直接原因则是，春节回家，老家很多人都在谈论“二孩”，但大家的生育意愿却并不高，她想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

“二孩返乡记”发表后，杨春滋收到了很多反馈。有赞同她的人，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有人说，仅以几位亲人的故事叙述，得出的结论并不客观；也有人说，自己家乡乡镇生二孩的人，劲头可不小。对于争论，杨春滋已经习惯，她认为“返乡记”能引起大家的讨论，“意义就有了”。

提醒|写作忌功利，批评勿矫枉过正

“返乡记”自诞生起，似乎就与争议相伴。

2015年春节期间，《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网上疯传。80后博士生王磊光感叹“知识的无力感”，引发巨大争论。后来，王磊光回应，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本来读书出来是应该有所为的，但是回到家乡却不能做什么。”

80后博士生王磊光感叹“知识的无力感”，引发巨大争论。

2016年春节，“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和“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两篇文章激起激烈讨论。随后，国家网信办证实前者虚构情节，是一则假消息。

《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同样未逃“造假”指摘。文章描摹了这样一幅乡村景象：农妇组团“约炮”、媳妇骂婆婆“老不死的东西”、低保夫妇不顾儿子常年酣战牌桌……结果惹得当地村民喊冤：“返乡记”作者并未返乡，“咱们村根本不是那个样！”新华社记者调查更是发现，文中描绘的礼崩乐坏的“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

“返乡记”屡屡“出状况”，问题在哪里？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看来，一些“返乡记”是功利化的结果。“这样的返乡记，其角度和文风，写作者无法完全自主，可以看成是功利性写作。”

除了虚构、造假等情形，批评者认为一些“返乡记”也存在采写不扎实、结论不客观、样本没有代表性等问题。对此，刘海明认为，社会需要记录，不能因为某些文章有问题，就对“返乡记”一棍子打死，要防止批评矫枉过正。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才是“返乡记”的最大价值。

刘海明同时提醒，要写出令人信服的“返乡记”，最重要的一点，是写作者要坚持自觉观察，自觉写作。自然方式的写作，发自内心的表达欲，是提高“返乡记”质量的保证。

对话|张颐武：“返乡记”的底线是真情实感、切实观察

北京晚报：您关注文化和传媒很多年，为什么“返乡记”在这几年特别火？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丰富和复杂。城镇化、城市化进程迅猛，不少人对农村和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了解相对隔膜。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平台很活跃，回乡的写作者（不仅是媒体记者），甚至任何一个人写作返乡记后都能发表出来，写作门槛也变得更低了。

最关键的是，很多人对三四线城市或农村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并不熟悉，希望通过返乡记看到。尤其是，不少城市的中产群体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潜在的读者群有需要。当然，很多人回去后看到的景象和过去有了不少变化，又跟想象的不一样，这种复杂的变化往往就带来了写作冲动。有人愿意读，有人愿意写，返乡记就容易受到重视。

张颐武：写东西很难没有主观立场，但关键要有平实的角度，客观的想法。

北京晚报：网上有声音批评一些“返乡记”以偏概全、结论武断，甚至是在故意“抹黑”乡村。您怎么看？

张颐武：有不少返乡记很客观很实在，非常有价值，当然也有的是为了迎合眼球效应。在我看来，返乡记最大的底线应该是真情实感，是切实的观察。返乡后发现的情况可能有好有坏，但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毕竟只是自己看到的情况，难免偏于一隅、只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当然，更不应该故意夸大或者编造。对于社会来说，只有众多的角度汇集起来，才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现实。如果看到一篇返乡记就仓促下一些结论，也未必就客观，就显得过于夸张。看待返乡记，一方面应看到它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心态一定要摆正，没必要把返乡记作为观察和了解现实的唯一渠道。因为还有许多不同的渠道和路径来看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现实。

北京晚报：“返乡记”的作者应该抱着怎样的姿态去观察和思考？

张颐武：写东西很难没有主观立场，但关键要有平实的角度，客观的想法。有些返乡记反映的问题相当真切，也有真情实感。对如农村或三四线城镇的发展和遇到的现实困难有很好很深入地分析。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乡村的经济情况和物质条件并不差，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基本生活质量也不比大城市低。但有些作者喜欢预设立场，认为三四线城市人的生活乏味无聊；农村生活不理想，没目标，浑浑噩噩，打麻将生活……写作者用自己的想法来看待别人的生活，不一定准确。

也有人在大城市生活得不舒适，就刻意把家乡写得很差，把一种微妙的失落感转化为对小城市不客观的描写，以找到某种心理平衡。当然，这不是主流。现在很多返乡记的作者是年轻人，处于事业的奋斗期，有很多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又是由多种因素带来的。返乡记流行是好的，有让大家参照和思考的意义，也有很鲜活生动的直接的感受，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那种偏颇的、编造的作品就暴露出一些问题。

北京晚报：您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返乡记”？

张颐武：返乡，是回到自己过去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中去看今天的情况，希望看到能够真实地把自己身边的关系网络、人的生活状态写得清晰的作品。真正把自己的观察所得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呈现给读者和受众，就很有价值。当然，真实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不能太主观。如实反映你的心态和社会的情况，通过这样的折射，才有利于大家了解基层社会。

北京晚报：如果说，“返乡记”的任务更多是发现和描述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人该是谁？

张颐武：返乡记呈现出中国社会基层的很多现象，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现象存在。这需要社会根据更严谨的调查和观察，对问题做出反应。比如，政府部门从返乡记中发现问题后，要深入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当然，不仅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企业、民间公益组织都可以拿这些现象做资料，共同来解决问题。比如，企业发现农村养老是亏缺的，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投入？返乡记的主要职能是让情况得以呈现，让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关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解决问题，但对于推动问题解决有帮助，对大家真实地了解社会现实有积极的作用。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主笔 李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