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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20岁 背后的出版大佬张元济

2017-02-13 17:07 编辑:admin 来源:布客帮

1899年9—11月间,日本《万朝报》记者内藤湖南赴上海专程采访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张此时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经李鸿章推荐,投奔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校兼代办院事。内藤湖南与张元济以笔谈交流,内藤发现张屋中科技书甚多,称赞张为“白皙伟岸美男子……能通英文,盖江浙间一俊才也”。

初创业时的商务印书馆

在笔谈中,张元济说:“我国四十年多年前就有变法的主张了,效法西方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成效甚微。现在的所谓洋务人才,只知道皮毛而不得精髓,正是因为他们舍本逐末,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

这番话引起内藤共鸣,内藤在东京见过康有为和梁启超,他评价康:“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缺乏沉着态度。又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愤。”他评价梁:“太过自我辩解,攻击西太后动辄涉于猥琐,适见其为人不高而已。”

然而,内藤与张元济的兴趣点不同,内藤关注东南独立,张元济则乐谈启蒙、育才,最后张元济写下本文开头这首诗赠给内藤,两人在互相误读中结束了这次愉快的笔谈。

张元济不会想到,内藤湖南后从新闻转向学术,成为日本汉学重镇。内藤也想不到,张元济会由政入商,成为中国出版第一人。

今年2月11日,是张元济先生一生事业所系的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年纪念日,此外,今年还是张先生诞辰150周年。

张元济(1867—1945)

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1867年,张元济生于广州,祖籍浙江海盐,九世祖张惟赤创“涉园”(清初江南著名藏书楼),六世祖张宗松兄弟9人中,6人以藏书著名,可惜张氏一门藏书至嘉庆、道光年间散失严重,“自更洪、杨之役,名园废圮,图籍亦散佚罄尽,而先世所刻书,更无片板存焉”。

张元济之父张森玉靠捐纳入仕,后补实缺,在湖南会同、海南陵水当过知县。14岁时,张元济回原籍准备县试,不久父亲死在任上,张家“布衣蔬食几不给”。

张元济举业顺利,17岁即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据张忠礼先生统计,清末中秀才平均年龄为24岁,中举为30岁,中进士为35岁),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与蔡元培同事。蔡与张生于同年,亦同年中举、中进士。

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3年后,举行散馆考试,成绩好的留在翰林院任职,成绩差的任官(还需进一步选拔,并等待机会,可能终生得不到任命)。在1894年的考试中,蔡元培名列第31,成功留任,张元济名列第36,转到刑部。2年后,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品级虽不高(六品),实权却相当大。

1897年2月,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等人集资,创办通艺学堂,以践行“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的理想,学堂常驻教习一人,即严复的侄子严君潜。因张身份特殊,张之洞、王文韶都曾资助通艺学堂,王文韶“月助敝馆百金,甚属难得”,所以“开设两年有余,堂中洋文书籍、图画以及仪器等件,亦均小有规模”。

因为不差钱,张元济甚至提出“愿以千金聘一英汉俱通者”来当教习。

差点当上北大首任校长

通艺学堂只有四五十学生,都是官绅子弟,影响极大,一时被视为维新的重要成果。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达《定国是诏》,开启戊戌变法。13日,徐致靖上书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五人,称张“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14日,光绪便在颐和园接见了康有为、张元济。

对于这次接见,张元济曾多次撰文回忆,但前后说法不统一,康有为曾说“张元济请废翰林院、都察院”,但张元济自称只谈了铁路与通艺学堂的事,并对康的激进主张颇有微辞。

张元济对光绪印象极佳,称光绪性格平和,办事胸有成竹,且对外面的情况极熟悉,张后来撰文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拳乱。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

召见后,张元济曾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但张坚辞,他对变法前景并不看好,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张元济与康党往来不多,“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即谭嗣同)”。张曾劝康有为“到粤专办学堂……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但康未予理睬。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自京至沪,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该院出版书籍均交商务印书馆印刷,因而认识了总经理夏瑞芳。

夏瑞芳(1871—1914)

夏瑞芳出身贫寒,母亲曾为一美国驻沪牧师帮佣,牧师见夏伶俐,便收留了他,并送他到教会学校读书。在学校,夏与鲍咸思、鲍咸昌兄弟和高凤池最要好。毕业后,他们一起到英文报馆当学徒。夏学排版,鲍咸思学刻字,鲍咸昌学排字。

1891年2月11日,4人集资3750元自立门户,夏瑞芳任总经理,初期以承接商业印刷为主,故名商务印书馆,后翻印印度小学英文课本(即《华英初阶》),大受欢迎,以后又译日本新书出版,生意不断扩大。

初创业时的商务印书馆

几乎垄断教材市场

1901年,在夏瑞芳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1902年8月,商务印书馆分成三部分,即印刷所、发行所和编译所,前二者负责传统业务,后者抓新业务,交张元济主持。

此前蔡元培辞职南下,也在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且与张元济合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该报亦在商务印书馆印刷。故编译所成立时,蔡亦是主要协助者。

1903年初,南洋公学经费两大来源(轮船局和电报局)均被袁世凯夺走,公学规模骤减,译书院取消,张元济全力从事出版。

1902年至1903年,清政府试行教育改革,力推新式学堂,可规定了学制和课程,却无合适教材,张元济参照日本的中小学课本,请高梦旦、蒋维乔、长尾槇太郎、小谷重等,根据新学制编订,由浅入深,且附有教师用的“教授法”,极为方便,引起轰动。商务生意迅速扩大,几乎垄断了教材市场。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巨大成功,1906年,清政府学部不顾“永不叙用”,调张元济进京,但张三个月后又回上海,后清政府邮传部再调,张拒绝就任。

为争夺教材市场,清政府学部一度准备收回教材编辑权,让严复主持新教材开发,但迁延一年多,只编出一本教材,且不受教师欢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陆费逵(陆费是复姓,读如陆必)向张元济建议,应马上推出新教材。

陆费逵是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的五世孙,学历虽不高,却眼光敏锐、思想激进, 17岁便与革命党交往,18岁在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并自任经理,19岁担任《楚报》主笔,并因攻击时政而被通缉。

一时疏忽栽了大跟头

张元济极欣赏陆费逵才华,任命其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讲义部主任,陆费逵当年只有23岁。

陆费逵(1886—1941)

然而,张元济拒绝了陆费逵推出新教材的建议。蒋维乔说:“彼(指张元济)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头。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

张元济不肯跟进,可能另有原因。

1910年7月,因橡胶业高速发展,许多国际金融公司打着在东南亚种橡胶树的名义在中国招股,引起投资狂潮。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更极端的例子是,蓝格志公司股价竟超票面二十七八倍,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到了10月,泡沫突然破裂,上海股市濒临毁灭,这被称为“橡胶股灾”,由此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

夏瑞芳也参与了投机,致商务印书馆损失上百万资金,只好卖掉房产,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压力,自然无力开发新教材。

陆费逵一怒之下,私下找到投资人,凑了2.5万元,成立中华书局,很快编订出新版教材,并推向市场。第一天销售额仅5元,第二天骤增至100元,第三天达600元,到后来,印刷厂新添置了6台机器,却“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因民国成立后,推出《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令前清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封面及内文中有黄龙旗图案的教材,亦禁用,商务所有课本均在此范围中。

为应对危局,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迅速推出新版教科书,在价格上给出“永远对折”的优惠,此后商务印书馆仅占教材市场60%左右,中华书局则迅速崛起,占到30%左右。

后张謇、马相伯组织中国图书公司,背后是巨商席子佩(清末民初上海报业四大金刚之一,曾是《申报》老板),也想进入教材市场,但夏瑞芳派人暗中购买其股票,再登报低价抛售,致其股票大跌,席子佩将商务告上法庭,1914年,中国图书公司不得不宣告破产,由商务接手。

胡适推荐了自己的老师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新潮》杂志风靡一时,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销路下滑,张元济被视为落伍者,他自己也承认:“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

商务印书馆印行著名杂志两种《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

其实,张元济早想趋新,但当时商务印书馆内部情况复杂,分为两派:一是“教会派”,是创业元老和他们的亲属,以高凤池、鲍咸昌为代表,均为教徒,文化程度不高,把持着印刷所、发行所;另一是“书生派”,或来自各大院校,或是留学生,或是商务印书馆自办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内部也分不同山头,比如国文部是清一色常州人,杜亚泉主持的理化部则被称为“绍兴帮”,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也都在商务印书馆。

山头多,则年轻人压力大、升迁慢,且管理上采取“合议制”,印刷部、发行部、编译所不相统属,凡事只能开会协商,造成责权不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名编辑杨端六说:“现在馆中事权不统一,馆中无人懂得商业,无人能通盘筹算,无人有权管得住全部。”

夏瑞芳在时,运转尚称流畅。1913年,陈其美发动讨袁战争,但4次攻击均告失败,为防战争扰乱闸北,夏瑞芳等17名商界领袖请求租界管理方出面,派兵将陈的讨袁军司令部驱走。陈其美大怒,派人于1914年1月将夏瑞芳暗杀。

夏瑞芳死后,高凤池与张元济各做各的,张说:“公(指高凤池)主张用老人,弟主张用少年人;公主张用平素相识之人,弟以为范围太狭,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试之。”

1915年到1920年5年间,二人争执不下。1920年,张元济提出辞职,董事会只好让高凤池、张元济一起退出管理,改任监理,而张元济物色的继任总经理是胡适。

胡适推托不过,同意去编译所考察一番。抵沪当天,张元济亲自去车站接,通过调查,胡适写了一份改革商务工作的报告,计40余页,约万余字,并对张元济说:“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郑重推荐自己的老师王云五来担纲。

“科学管理法”还真有效

王云五先在编译所任副所长,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提振了商务印书馆的业务。1930年2月,董事会欲聘他任总经理,王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经协理及所长各尽其协助之责;二是我接任总经理后,即时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然后归国实行负责。”

上世纪30年代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占地80亩)

王云五上任后,去了9个国家,参观了50余家企业,完成数十万字的考察笔记,回国后开始力推“科学管理方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将商务印书馆炸毁,物质资产损失达80%,多年收集起来的数十万册珍贵古籍亦化为灰烬,张元济想从此退出商务,但“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王云五亦一夜间须发皆白,其年才45岁。

商务印书馆被炸毁

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数量不足全国6%,到1934年,却增长到45%,1936年更达52%,体现出“科学管理方法”的效果。

1937年时,张元济已70岁,不得不留在上海维持局面,因无收入来源,张只好鬻字生活,以“戊戌党锢最后的幸存者”为招牌,蒋维乔曾给他介绍过一些“客户”。王云五则辗转到重庆,让商务印书馆再度复兴,被视为奇迹。

1940年,张元济秘密到香港去见王云五,而王云五却从没去过上海,有学者认为,二人之间关系此时已有不协。抗战结束后,因人事任免等问题,张元济与王云五发生争议,1946年,王云五辞职,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

因全部教科书编辑出版权被垄断到政府主办的正中书局,商务只能承印,致经营困难,张元济请胡适当总经理,胡适不愿去,推荐了朱经农,但朱经农不擅经营。1947年,张元济不得不写信给胡适,请他代售馆藏的善本,“以疗商务目前之贫”。

孙中山说是保皇党余孽

自被清廷解职后,张元济对仕途失去兴趣,1913年,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邀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称:“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

1919年4月,孙中山托人将新完成的《孙文学说》一部分手稿交给商务,希望出版,张元济反复犹豫后,决定退回,后来孙曾发文说:“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举确定首批81名院士,其中人文组院士只有28人,钱穆、刘文典等都未能列入,但在胡适的坚持下,张元济成功当选。在院士大会上,蒋介石与会,张因年长被安排最先发言,张却称:“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要研究种种学术,更要和平。”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舆论一片哗然。

会后,胡适用汽车送张元济回家,说:“今日是中央研究院的喜事,你的演讲多少有点扫兴啊。”

张元济此时对国民党颇觉不满,写了许多讽刺诗,如:“曹家校尉称能手,只向丘坟去摸金。市上道旁好搜括,古人毕竟不如今。”对禁止私人持有黄金、外币的政策表示不满,但张元济对胡适评价始终较高。

1949年后,张试填过一张干部履历表,在“有何重要社会关系”一栏中,第一个填的就是胡适,称:“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但50年代正式填表时,已无这些话。

为嫁女儿只好借钱

张元济有一女一子,其子张树年著有《我的父亲张元济》等,为人所熟知,可在张元济的文章中,极少提到女儿张树敏,令人颇觉奇怪。

张元济曾多方为女儿寻找夫婿,“五四”时,罗家伦在杂志上批评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不以为忤。罗出国留学后,因钱不够,向蔡元培求助,蔡转求张,张匿名资助了罗,并请蔡从中做媒,但罗家伦持新伦理,坚持“无论与何人订婚,皆愿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此事遂罢,但张元济仍为罗提供支持。

回国后,罗家伦始知是张元济帮助他,几次还钱,张坚持“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不愿接受,最后勉强接受了两笔。

据张树年说,姐姐张树敏“自称独身主义者……直到30岁时,她认识了留法学医的孙逵方”。

1933年,张元济嫁女,此时商务印书馆被炸不久,他又遭土匪绑票,经济上较窘迫,女儿却坚持嫁妆中要有冰箱和汽车,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张只能东拼西凑,勉强完成。

据张树年说,孙逵方医术不高,张元济夫人患病,孙始终诊断不出来,拖了很久,换了几个医生才诊断出是癌症,但已错过手术时机。

抗战期间,孙逵方夫妇在重庆,张元济孙女张珑曾撰文说,抗战胜利后,“姑父孙逵方回到上海时染上了一身不可一世的气焰”,为霸占潘世兹的房子,“驱车直抵潘氏住宅,恰逢潘世兹出来,一介书生不及避让,竟遭孙氏的两记耳光”。

1949年初,孙逵方夫妇去了法国,1952年11月,张元济在《干部履历表中》,在家庭主要成员中,没有提及女儿一家。据张珑说,上世纪60年代,孙逵方死于车祸,张树敏晚年在养老院度过。

1949年,张元济中风卧床,10年后去世,终年93岁。据友人说,张元济晚年曾写信给女儿,但在《张元济全集》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文革”中,张元济的墓碑被砸,墓也遭破坏,张树年收其骨灰藏于海盐县武原镇范家场,后海盐旧城改造,又涉及迁葬问题,张树年表示:“入土为安,不要再迁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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