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到龙潭湖时代
北京的花鸟鱼虫文玩市场，有两个最大的集散地，其一是十里河，其二是官园，分别为于京城的西北、东南。十里河的前身，应该算是龙潭湖市场。
“秋趣”这家店门口，刘新生大叔摆着自己的葫芦、鸣虫摊。他不仅是这里最老的商户，也是从龙潭湖时代走来的老玩家之一。
在刘大叔的摊位上，还遇到了年过六旬的老玩家干大叔，两个人的花鸟鱼虫爱好史，贯穿了60年代至今的四五十年。
刘大叔。
刘新生大叔是1954年人，小时候就养过鸽子，父母拦也拦不住。1970年初中毕业，由于上面已有兄弟去插队，他便留在了父母身边。挣钱了，长大了，就该玩起来了。他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挣17块零8分的时候，就自己攒钱去买二三十块钱的鸽子。
这个道理至今不变，吃喝拉撒睡都能省，唯独玩儿的钱，不能省。
干大叔则是家里认识粮库的人，可以便宜买到一些“土粮”，也就是粮库打扫的时候扫出来的散落杂粮。“那年头一个人一个月26斤粮食，还去拿口粮喂鸽子？那不是开玩笑嘛。”
市场一角的葫芦摊位。
老一辈的爱好者，大都是这样玩过来。但毕竟要考虑吃喝，因此，边玩边倒腾，至今也是一部分鸽子玩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而早年间鸽子相对常见，因此也是花鸟鱼虫市场曾经的主角，可谓引领玩家入门，继而带动市场的发展。
刘新生大叔家里孵出的小鸽子，一部分品相好的自己留着玩，稍差一点儿的便卖掉换钱。遇到节假日，他便买张火车票，拎着鸽子笼子前往京郊乃至霸县等地，放掉鸽子期待鸽子飞回。
干大叔则是因为家里有朋友在铁路工作，可以放心地将将鸽子交给列车员。第一次让人家从京郊放飞，飞回来之后，下次放远点儿，再远点儿，直到将鸽子放至上海。
而养鸽子毕竟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干大叔坦言，困难年代一直玩鸽子的人，其中确实有一部分“野”一些，于是，“玩鸽子得说‘过活的’、“过死的”，若是人不错，咱们过活的，那么鸽子飞到了你那，你得给我送回来；若是过死的，那就直接给吃了。”
说回刘新生大叔。他70年代初开始在北京市日用杂品公司做仓库工人，1978年，家搬到了体育馆路南侧、幸福南里2号楼居住。
市场里的鸟笼。
当时的花鸟鱼虫市场，两位大叔回忆，解放初年的隆福寺市场是个主要的集散地，后来隆福寺人民市场改建，花鸟鱼虫分散为朝阳门城根下曾有鸣虫市场、东直门一带则有鸽子市场。这两处市场在改革开放后还曾存在了一段时间，东直门附近至今还有小规模的市场。
至80年代早期，西直门的花鸟鱼虫市场逐渐形成，几年之内，龙潭湖市场也形成了。接着就该说到龙潭湖市场了。
龙潭湖的花鸟鱼虫市场，位于龙潭湖、北京游乐园公园北侧路即龙潭路边，以铁道口为界往西一条小街。当时绝大多数摊位都是席地而摆。
80年代，刘新生改行跑业务，到处进货开会，时常坐火车。趁着这样的机会，他在山东下车，到宁津附近开始倒腾蛐蛐。“1块钱买来的蛐蛐，拿到龙潭湖3块钱卖出去。”他回忆，当时很多附近农民并不懂蛐蛐，只是简单地抓来卖钱，“连捞咪子都放放在一起卖。我们还得给人家讲，什么样的才算好蛐蛐。”
至秋虫下来的季节，刘新生曾经一个月跑了三趟山东收蛐蛐。忙活下来一算，这一个多月少说也挣了上百块钱。妻子嫌他不顾家整天跟这玩物较劲，“我给她买了一台洗衣机呀。”
虫儿。这是个油葫芦。
山东宁津蛐蛐本来就有名，很快重振江湖地位。“宁津县长曾经说过，要保护这些来倒腾蛐蛐的商人，招待好吃住，别跟他们吵架。他们是给咱宁津扔钱来啦。”这也许不是原话，但确实是小小的蛐蛐、外来的商人带动了当地发展。
小蝈蝈、竹蛉，都是冬天听叫儿的。
说回咱龙潭湖。另据我身边的老玩家回忆，兴起的花鸟市场，被茶馆添了一把柴，那是在80年代末，龙潭湖畔开业了一家“柳荷轩”茶馆。
北京的茶馆本来是个文化标志，但改革开放之后，鲜有茶馆实现良性运营，8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晚报曾经屡次呼吁恢复茶馆。
至1990年11月26日，晚报曾经报道了“柳荷轩”茶馆，当时茶馆的座钱是1块钱，怕是难以维持；而同一篇文章指出，老舍茶馆的价格是每人10元。
柳荷轩茶馆门口，就是龙潭湖的花鸟鱼虫市场。有的老人来喝茶唱戏，还会在门口向摆摊的小贩买咸鸭蛋、烧鸡，带到茶馆炒个菜喝口小酒儿。这一时期龙潭湖市场想必昌盛。
由于人们收入有限、收藏尚未发展到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市场上常见一些老货、好货，价格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便宜。赵子玉的蛐蛐罐不过几十块钱，顶好的老蝈蝈葫芦也是几十块钱。
现在嘛，市场上若出现那样的货，估计得几千几万了。
龙潭湖市场段子众多，有些已经成为传奇。比如“涿州马”的鸟笼子可以踩上去一个人。干大叔说，确实见过有人踩上去，但是所谓踩在笼子上面，指的是踩在圈上，以笼子一圈立着的条，支撑住身体的重量。
秋天市场旁的龙潭湖公园里，会聚集不少“上局”斗蛐蛐的人。秋天也是玩鸟的季节，有的人刚刚买来的、尚未上架的鸟儿，直接抓着鸟儿龙潭湖里涮一涮。如交子、老西子、梧桐一类，买到手之后野性较大，直接栓脖锁站在杠上，鸟儿会不停挣扎。为了去它的野性，把鸟儿攥住，放进龙潭湖的湖水里——当时龙潭湖如同一个野湖，很多地方栅栏破损，也不要门票。
精致的小笼子，可以用来养蝈蝈。
而干大叔说，这大概是性急的人们的玩法。绝大多数的玩家还是规规矩矩地将鸟儿拴好后，含着一口水喷在鸟儿身上，让其站在杠子上择毛，遂习惯了站杠。
我身边的一位年纪相仿的兄弟，也回忆了一段龙潭湖鸟市的场景。
依稀记得儿时的龙潭湖，走小路进去，直接插到龙潭湖西湖北门的东西胡同里，老远就能看到人山人海的景象。
东西胡同的北侧都是墨绿色的铁皮柜子，下面是带锁的柜门，中间是台面，最上面是由四根铁棍子撑起的像屋顶似的棚子。店家站在柜子后面忙碌着，回答顽主的各种问题。
这些能有柜台的，大部分都是卖鸟的店家。由于当时的野生动物保护不是很严格，我现在还是可以清楚的记得，我见过最大的野生猫头鹰就出现在这里，大小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体长近1米，就站在架子上，那种野性的眼神让我记忆犹新——
店主大叔顺手从身边的笼子里抓出一只家雀，只是随意的往它嘴边一送，瞬间嘴边仅剩下那只可怜家雀的几缕羽毛，那真真儿是、硬生生吞下去的。这些按当今来说，就都是买卖做的大的了。
胡同北侧，就大部分是摆摊的了。当时不少的手艺人在胡同北侧撂地摆摊，现在回忆起当时老人说的一些名字，如三河乔、涿州马，现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了。想想当时应该让大人买几张留着，现在值钱了。哈哈。
十里河至分钟寺桥下的鸟市，拍摄于2011年春。这个市场后来被取缔。
这些还都是有具体地方的。当时如果想找，只要记住地儿，无论是北侧有棚子的，还是南侧蹬三轮、撂地摆摊的，基本常年不换地方，找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下面就要说第三种商家了，这种是散在的，提个笼子，无论里面站的是牡丹鹦鹉、靛颏、红子，还是八哥、鹩哥，总之一句话，只要是在这条街上您看着手里拎着鸟的，都可以上去问“您这鸟卖吗？”
有些谈好价格的也是就地过笼，完成交易。但是这个是有规矩的，牡丹鹦鹉不提，因为这种鸟买卖时，都会用手抓或用小网子抄。
跑鸟的事情虽然常有，不过大部分都是卖方承担。因为一系列的动作都是卖方完成，即使出了纰漏也好确责。但是对于有些鸟，是把两个笼子门都打开，对在一起，让鸟从一个笼子蹦倒另一个笼子里。在此同时只要鸟没进对方的笼子，跑了是本主承担；只要进了买方的，哪怕只进去飞一圈没粘笼子就跑了，那就是买方的事了，您的钱得照付。
说到了牡丹鹦鹉，后来牡丹鹦鹉价格暴跌，也是经典的段子了。
我的一位朋友回忆，大约是1998年，“墨水蓝”牡丹鹦鹉，前一天价格5万元一对，然而第二天突然暴跌至5千元，几天之内，跌到了几百元，所以留下的故事叫做“一夜之间暴跌”。而且朋友说，为此跳楼自杀的人不止一人。
市场为什么发生如此变化？我的老丈人回忆，是因为一篇新闻报道。大概应属晚报记者、作家刘一达先生，在1998年3月17日发表的稿子，这篇稿子写到：
鹦鹉热始于1997年初，至年底，一些品种开始快速涨价，开始出现投资分鸟者。有人估计，京郊饲养牡丹鹦鹉10对以上的有15万户，全市牡丹鹦鹉种鸟不下800万只！
牡丹鹦鹉。
这么热，就得小心了。君子兰热的时候，一颗卖到10万元，后来降到10块8块；龙鱼热的时候，一条红金龙60万元，连银龙都万儿八千。（现在好红龙是数万元，银龙则是几百元）此外，蛐蛐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热潮，但也有一只“金头虎”换一套四合院的故事。（蛐蛐经常涉赌，所以价值难以交易行情来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跟去年（1997）邮市从暴涨骤然狂跌一样，今年鸟市的大起大落也是由一些炒家给炒起来的。有哭的就有笑的，有发财的就有亏本的。但愿那些卷入鹦鹉热的玩鸟人能尽快让头脑清醒起来，让情绪冷静下来。
后来刘一达先生接受采访时候回忆，这篇稿子确实可谓扭转了市场。
此外，牡丹鹦鹉的暴跌与龙潭湖市场向玉蜓桥转移，二者几乎重合。
另一个朋友回忆，至1998年龙潭湖市场转移至玉蜓桥，牡丹鹦鹉价格尚未明显跌落，因为这位朋友记得，他曾经在城里两次捕捉到“逃生”的牡丹鹦鹉，并拿到玉蜓桥市场上以每只百元以上的价格出售。他也听说过有商户为此跳楼自杀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龙潭湖花鸟鱼虫市场的搬迁。这次搬迁是搬到了玉蜓桥，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鸟市”。
而柳荷轩茶馆，1995年8月27日再度登上北京晚报，“红过一年多，后来也歇菜了。”原因不知，估计是价高了没人来，价低了赔钱吧。
后龙潭湖时代
龙潭湖搬迁至玉蜓桥后，生意仍然不错。
至2001年5月，据北京日报报道，玉蜓桥市场因“进京第一形象工程”即临近铁路，而拆迁改建为小花园。商户们据说有的奔了华声天桥，有的奔了久敬庄一带的市场，还有的到安乐林路北的一家市场落脚。
十里河市场一角。
紧接着，位于华威桥西侧路南的“华声天桥”市场逐渐兴旺起来。据说那块地方本属于菜蔬批发公司，后来成为烟酒批发市场，北京晚报曾在90年代多次报道这里查抄出假烟假酒等伪劣商品。这个市场取消后，被改建为了华声天桥。
其实市场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不温不火两三年，直到2002年，老龙潭湖、玉蜓桥鸟市的摊位带来了人气，市场真的有了起色。
可惜紧接着，盖高楼的消息就传来了。于是在2006年，市场搬迁到了十里河桥畔。
搬过去的时候，仍然沿用了“华声天桥”这一名称。后来据说因有经营变动，在2008年前后，市场改名为“天娇”，与此同时高碑店的一个市场开始使用“华声天桥”这一招牌。
刘新生也跟随者老龙潭湖市场的脚步，经历了玉蜓桥、华声天桥的时代。这几年里他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大事。
其一，他下岗了，准确的说是内退。之前他曾在北京市日用杂品公司下属的鼓楼食品机械公司和另一家位于方庄的公司工作。“什么和面机、压面机，我工作的时候，赶上了食品机械化，二十多年都在忙活这些。”
鼓楼食品机械公司的广告，从1986年开始出现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月都要出现好几次，直到1996年持续十年。可谓曾经辉煌，但仍然没有经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后来鼓楼的店面便承包出去了。
闲下来，刘大叔接受了外地一家公司的聘用，不仅不愁吃喝用度，还明正言顺地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鸣虫摊位。“在龙潭湖摆摊的年代，生怕单位会知道。”
其二，他感觉到了一种变化，在市场看葫芦、文玩的人，眼光不再是过去那种捡便宜货仅为使用的心态了。“社会上兴起了收藏热，北边潘家园旧货市场也热闹起来了。”那些有年份的好东西，越来越难见到了。
十里河时代
现在刘新生摆摊的地方，就在市场里卖鸣虫葫芦那几条过道中“秋趣”店铺门前。这么多年刘大叔一直傍着“秋趣”门口的那块地方，是因为店主张大叔，是他从龙潭时代便结识的好友、老哥哥。
秋趣小店。张大叔坐在里面。
抽着烟的刘叔抬眼皱眉，回想起30年前，“我摆摊卖蛐蛐，老哥在一旁卖鸟具，老哥的媳妇手里拿着钩针钩葫芦的毛线套。”生意做着做着，两家都开始倒腾些葫芦虫具，更是互相依偎。
说到“秋趣”的王姐，咱得叫王婶，也就是张大叔的妻子，那也是十里河响当当的人物——
王姐给葫芦砸底的手艺相当地道，活干的也仔细。话说几年之前我在十里河买了葫芦，就有朋友跟我说，你去找王姐家砸底吧，贵点儿都找她，人家那活儿细致。
至今，如同张大叔、刘大叔一样从龙潭湖一直坚持到十里河再坚持到今天的老商户，“大概还有十多户吧。”
春节之前腾退的消息，让刘大叔整个春节过得不安生，不得不琢磨着再找个地方。
“我打算，还是跟着老哥哥傍着干。”
不仅市场要搬，刘大叔的家也要搬了。他如今住在民主北街，安乐林那边从去年开始调查、看房，拆迁已是一触即发，本号已多次写过，暂不赘述。
但很多都变了
刘大叔招呼生意的时候，又跟干大叔聊了聊现在跟过去的变化。说起这个，干大叔一脸不高兴，因为太多东西都变了味儿。
“当年一个好蝈蝈不超过10块钱。”说的是80年代初，“那种蝈蝈放到现在，怕是上千块您都拿不下。现在30块钱一只的蝈蝈算便宜，可是当年再便宜都没有那么差的。”
蝈蝈摊位。蝈蝈说，怪我咯。拍摄于2007年11月。
之前跟老人聊，有的人将蝈蝈质量下降归咎于闹美国白蛾那些年打药，导致草虫质量普遍下降了。
挑蝈蝈的时候常见将筒子打开，把蝈蝈扣在手上，“打着滚出来，这路做法以前没有，否则蝈蝈张嘴就得给你一口。”为啥？因为以前的蝈蝈，从“蹦子儿”即孵化到“出膀”要70天，如今却只要50天，一些蝈蝈成长过程中会被喂激素，现代化的手段综合起来，导致了蝈蝈体格、性格、叫声等巨大的差别。
玩家的饲养方法上也有了区别。拿油葫芦来说，“有悠儿没悠儿，不仅是虫儿天生来的，也得看你能不能养好。”很多讲究的玩法已经接近失传，“玩得好的虫儿，讲究‘死不掉须’，蝈蝈养老了，最多就是爪锋没了，须子都不能断。因为玩家能够掌握好它的干湿度、生活环境。现在还有人说要用湿毛巾闷爪，那都是瞎说八道。”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
“小时候去厂甸吃糖葫芦，那糖葫芦的酸甜度、沾糖的火候跟现在都不一样，现在不是火大了就是火小了。其他老手艺人做工精致的鸟笼子，得用四根竹皮子合起来粘成一根笼子条，叫做‘合竹’，这样笼子才能扛得住淘气的红字鸟不停杠嘴。”
我的老丈人也是个玩鸟的爱好者。他当年没少逛龙潭湖，据说后来涿州马主要在家里经营自己的鸟笼，当时有人去看笼子的话，他会用棍子直接将吊在顶棚上的鸟笼捅下来，摔在地上，摔坏了算他的。可见结实。
每年秋天，刘大叔和不少商户都会到河北、山东去找名家收葫芦。“人家挺局气，自己一心种好葫芦，不干扰市场，自己从不出来卖东西，只等你上门收购。”在商人们看来，这也是一种“匠心” 。
刘大叔的摊位上也有几个有机叫罐。他心里并不太认可这新兴材料产品，“可是它有市场。”有的有机叫罐比葫芦还贵，再不喜欢，它不仅符合经济规律，也算得是颇具匠心的产品——“有的做有机叫罐的人，开始并没有指望它挣钱，但出音儿好，越来越受欢迎，慢慢就做起来了。”
这点儿手艺都变了，“不是做不到，是不值当那么费劲去做啦。”反正有市场，就够了。好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拥有一颗纯粹的“匠心”，那些辉煌也许真的会在未来恢复。
此外用干大叔的话说，“北京人动手的少，天津动手的人多。”这大概算得是文玩爱好者的共识吧，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人得高看天津人一眼。
从天津自行车厂 到北京的镶口小摊
说十里河，不能不说天津人。既然说天津人，就该说刘大姐了。她叫刘凤英，生于1965年。
以往在这个摊位上大家更常见到大姐，而很少能看见咱大姐夫。用刘大姐的话说，这个小摊是真正的“产销一条龙”，因为大姐夫长期在家里负责进木料、车葫芦口等幕后工作。
话说刘大姐其实跟咱北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她本来工作在飞鸽自行车厂，是大链盒的烤漆工。飞鸽乃是全国名牌，京城遍地。
女子下车间，累不累？
“累啊，可是，比干这个轻松多啦。”刘大姐说。
“那是刷漆，这是抹胶，差不多；现在累，还得说是因为数钱数累了。”旁边一位来镶口的小伙子逗闷子道。
2000年刘大姐从工厂下岗，“没饭吃了。老工厂被冲击了，都去干三产，生产就没人重视了。”
好在她的丈夫，自从1990年已开始在天津的文玩圈子里转悠，制做销售葫芦口盖、鸟具等杂项。2002年，两口子合计来北京摆摊。“北京比天津好干。天津收入相对低，不像这里，爱玩的人多，同样的东西市场价格比天津高。”
那年冬天，两口子来到了华声天桥，并且在附近租了一处“老鼠洞”，也就是地下室。
“当工人旱涝保收，忙不忙都不愁。”可自己做生意，“忙了愁太累，闲了愁不挣钱。”体制内外都是工人，都不少花费力气，但干起来的精神头差别可大了。
“过年这几天算是能睡个安稳觉，要不然脑子一直都得转悠，自己干的活，得自己走脑子。”
夏天玩葫芦人少，大姐两口子在家做口盖为冬天准备材料，“一整天就干这个了，没有个休息日。高兴了吃完晚饭还干呢。”大姐夫说。
当年二三十块钱的葫芦口，十多年过去已经涨到了百十来块钱；两口子在北京折腾一冬天的收入，也从两三万块上涨到十万块上下。一冬天要安多少个葫芦口盖？“没数过，得有1000个吧。”
聊着天儿，带着孩子的一家三口从摊位旁边经过，大姐笑呵呵地打招呼，“闺女那么大啦。”回过头来，“从还没结婚，小伙子就在这儿玩，现在都带着孩子来逛了。”
“就说你吧，”大姐对摊位前站着的另一位小伙子说，“没媳妇时候你多苗条，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啊——竖着说三分之一的身材。”
小伙子笑着，“嗯，原来是二条，现在是五条了。”
接着刘大姐颇具代表性的笑声，盖过了附近摊位上聒噪的蝈蝈叫声。
至今，每年冬天大姐仍然在市场附近租房住，从秋末坚守至初春才回天津。
两口子都很喜欢北京的文玩环境，就拿这镶口的手艺来说，一把葫芦首先要锯掉多余的部分，再经打磨才能上胶，就这几个环节，多年干下来，大姐也曾有一只手数的过来的失手事故。
真出了这样的事情，双方商议，赔偿葫芦的价钱，或是一把同样成色的葫芦是必须的。问题就是这个“商议”，谁说了算？
“最多一次大概赔了千八百块钱，也都是好好商量的，就没遇上过不讲理的。北京人民好老好老好啦，咯咯咯。有的太熟，不小心弄坏，都不好意思让我赔。”
但若在天津，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想练手艺，得从天津练。想当初在天津那儿的手艺人，骑自行车挎个筐就去转市场，给葫芦砸个底才两块钱。就这么便宜，若是砸不响不出音儿，第二天人家还会找你的事儿，让你重砸。不骂你一顿那都算好的。”大姐夫说。
既然市场要腾退，何去何从？
“现在还能赚点儿钱。以后就是不赚钱了，我都想多跟北京人民打打交道。”大姐夫说。
“想起当出刚来那会儿，都是眼泪。好不容易有了人气儿，好了几年，结果现在又要拆啦。弄的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些日子大姐也在附近找地方呢。
刘大姐，您不错，十多年了，看来后半辈子都要献身给北京的文玩事业。
“献身……说的我多伟大啊。”大姐又乐了，“其实想想……也确实挺伟大的。”
这几年是各种商业的寒冬。网购发展太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方便面、水果、手机、性用品、火车票……除了奢侈品、汽车、房产之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在网上买。
葫芦就不能。核桃、扇子、花鸟鱼虫也不能。这些东西，互联网上确实有卖，但若是活物，你舍得把它的生命交给快递？若是精致的随身把玩品，你放心寄来的东西能和照片上的一样让你心仪？
您瞅，百十来块钱的玩物，竟然享受到了奢侈品、巨额消费品的待遇——它经历住了互联网商业大潮的洗礼。
临出来的时候，路过赌核桃小哥的摊位，抬头一看，他身后镜框里摆着几张报道他开核桃的报纸，墙上挂着他这无字号小摊的牌匾——中国赌核第一摊。
往远了说，“本店距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是一句笑话，但更可笑的在于，等你距离百年老店还有88的时候，给你丫轰走，拆了。
从龙潭湖的传奇，到十里河的兴盛，下一站会是在哪里？
谢谢观看。各位摊主若有需要，可将变迁变动发给我，我为您发布转达给大伙。请您留言写清楚原店名、新店址。
鸣谢文中所提及的几位玩家、商户及李健、韩硕提供回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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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猫儿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