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朝堂激辩张瑝杀人案

古代的朝堂也挺有意思，皇帝和大臣们经常围绕一件事争来争去，各说各的理儿。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就在早朝上和大臣们围绕张瑝张琇杀人案，热烈的讨论该如何处理。张瑝和张琇是兄弟俩，他们在东都洛阳杀了殿中侍御史万顷。唐代殿中侍御史属殿院，掌殿廷仪卫及京城的纠察，而监察御史属监院，两者是并列的，可见万顷这官也不小了。

话说张氏兄弟和万顷结仇，还是在案发四年前，当时万顷的名字还是杨汪，任监察御史，后来怕被寻仇才改名万顷。在公元731年，有人举报嶲州（今西昌）都督张审素贪污军款，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调查。据说张审素清廉正直，是部下陈纂仁诬奏其“冒战级、私佣兵”，即谎报战绩，私自雇佣士兵。杨汪把张审素先给关了起来，没想到张审素有个姓董的部下发火了，带兵把陈纂仁给杀了，然后又围住杨汪，要求给张审素洗冤。而又有别的军队赶过来，把姓董的给杀了，杨汪解围后，向朝廷奏告张审素谋反，这可是重罪。

《唐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本人不分首从皆斩；其父亲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子皆绞；妻妾和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母亲、女儿、儿子的妻妾、孙子、祖父、兄弟姐妹全部入官为婢；家中的部曲、奴婢、资财、田宅也全部没官；伯叔父、侄子无论是否同居，皆流三千里。即使仅是图谋没有实际实施，仍然要处绞刑。张审素既然被定谋反，自然是按律办理，而其子张瑝和张琇则因皆不满16岁幸免于难，被流放岭南。

韩愈专为血亲复仇写过《复仇议》

到了公元735年，张瑝和张琇从流放地逃到洛阳，此时杨汪已改名万顷。张氏兄弟杀死万顷，伸冤称其父并未谋反。当时京城里的男女老少，都同情张氏兄弟年纪幼小而行孝刚烈，能报父仇，多数认为应予怜悯宽恕。中书令张九龄也想让他们活下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说：“国法不能纵容复仇。”皇帝同意这种意见，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仇虽然为礼法所容许，杀了人也有刑法律令俱在。孝子的情意，守义而不顾性命，然国家设立法令，又哪能容忍杀人！杀了张氏兄弟仍可成就他们复仇的志向，赦免他们就会有损刑法律令的庄严。然而民众喧哗议论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告示天下。”张氏兄弟被处死后，京城百姓把他们的尸骨收敛安葬。

张氏兄弟没有获得轻判，可以说代表了一段时间内朝廷对待此类血亲复仇的态度。不过，到了唐宪宗时期，又发生了著名的梁悦为父报仇案。当时梁悦被称为孝子，传为佳话。韩愈为此撰《复仇议》，指出儒家经典及诸子经史向无问罪亲子复仇的记载，历代法律对此亦无规定，因为“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恃法专杀，无以禁其端矣”。韩愈要求皇帝根据“血亲复仇”案件的实际情况钦定亲裁：“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由此，梁悦被杖一百、发配循州(今广东惠州)。

    宋朝：武松为何仅被发配

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水浒传》里的武松就是如此对待兄长武大郎的。而武大郎遇害后，武松在伸冤未果的情况下，手刃仇人，把潘金莲和西门庆都给杀了。武松身为山东阳谷县的都头，算是国家执法人员，按说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但武松偏偏就被轻判了，反而是给潘金莲和西门庆拉皮条的王婆被凌迟处死。

分析武松的行为，可以说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作案，他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嫂嫂给杀了，又跑到酒楼把西门庆给砍了。但就是这样，武松都没被判死，只是被流放两千里。究其原因，还是在伦理与法律之间，刑部的判决看重伦理。判词说：“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立主谋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文书到日，即便施行。”王婆被行刑后，武松也被押解上路了。

《水浒传》里有两个英雄人物，一是打虎英雄武松，二是杨家将后人、青面兽杨志。这两个后来到梁山泊落草为寇的英雄都有共同的经历，他们打杀了人，却都没被判重刑。武松被发配到孟州，得到小管营施恩的照顾；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得到梁中书赏识，反而提拔为管军提辖使，又当上了官。读《水浒传》，需要了解宋朝时的法律，才能明白为何如此描写武松和杨志的案件。比如武松一案，县官唤人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几个字的改动，有如神助，武松为兄复仇杀人案不需要上朝堂争辩，刑部就直接定案从轻处理了。

县官所做的改动，精髓就在一个字“斗”。唐宋时期的法律是一脉相承的，唐代在《斗讼律》中将杀人罪类型分为六类，即“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其中，“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虽无事先预谋，但在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意愿，即“冲动型杀人”；“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戏杀”、“过失杀”均指因各种原因的过失而导致他人死亡。在责任承担上，谋杀、故杀处罚较重，而斗杀、误杀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则允许以金钱抵罪。唐代关于“六杀”的划分和处罚原则基本上为宋代所继承，《宋刑统》也是相同的规定。

正因为“斗杀”刑事责任较轻，所以县官就把武松故意杀人改成了“与嫂斗殴”、“与西门庆斗殴”，武松也才得以发配了事。而杨志在卖刀时杀死泼皮牛二，也是以“斗杀”了事，落得个发配大名府。

武松复仇虽是《水浒传》里的一段故事，但宋朝确有不少实例。《宋刑统》有涉及复仇的起请条：“臣等参详：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仇者，请令今后具察，奏请敕裁。”宋仁宗时，单州民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打致死，王德因遇大赦免刑。刘玉私杀王德以报父仇，仁宗以义减其罪。明、清大体上按上述原则办理。

民国：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被特赦

虽然中国历代都有类似的血亲复仇的案例，并且都在当时引发社会的关注和争论，甚至朝廷大员争相发表意见，但最成功的案例，并不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发生在严格讲究礼法的古代，而是在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有个叫施剑翘的女人，她干了件轰动九州的大事，刺杀了直系军阀后期最具实力的首领孙传芳。话说山东人孙传芳当年还是讲究民族气节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果断拒绝日本人的要求，大是大非方面还是拎得清的。但是，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而施剑翘不但被民国政府特赦，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为报父仇而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源于孙传芳乱杀战俘，而且杀的是被俘的高级将领，也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同他合作，但施不予理睬，反而孤军深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当施剑翘的三叔赶到天津给嫂子和侄女告之噩耗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以诗明志，立誓为父报仇，手刃仇人。但是，孙传芳毕竟是高级将领，想报仇谈何容易。在依靠当军官的丈夫和堂兄均不得如愿之后，施剑翘于1935年有感于10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也是在这一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她打听到孙传芳已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遂化名加入了居士林，并做了刺杀的具体计划。1935年11月13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走到孙传芳身后，用勃朗宁手枪击杀了孙传芳。

施剑翘事先写好的传单

孙传芳被刺杀的消息传出后，《新天津报》在当天下午就发出号外：“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一时间，全国媒体都蜂拥而至。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战场上，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但是，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与他不共戴天。”经过审理，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而高院又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

此谋杀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实刑不能让人们满意，不但媒体呼吁，政界的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也出面救援。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的时候，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的行为获得公众的认可，国画大师徐悲鸿还挥毫泼墨，为她画了一幅飞奔的骏马，并题诗一首，表达敬仰和留念。到了1957年，施剑翘一度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法与情的关系，已历时几千年，可以说是在考虑到情理之余，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轨道，用法律的精神与法治的思维来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