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26日《小日报》法兰西的贵宾李鸿章总督，中国的特别使者李鸿章的心情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最近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他的皇帝在奖励了他一件象征着信任与荣誉的黄马褂之后，又把它剥夺了。这次李鸿章是穿着黄马褂来访的。

发生在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在西洋老报纸上是如何进行报道的，对读者而言，这是个谜。当一群中国人把这些尘封已久的报道从老报纸上慢慢“挖”了出来之后，这个谜底才逐渐揭开。媒体人田彤和他的朋友王昱等为此组成了“万国报馆”兴趣小组，并即将推出一本叫《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的书。这群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不愿意说历史担当这类话，但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想给人们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目标出现在诺丁山古董街

1894年12月1日《图片报》中日军舰比较之日方战舰。

2012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伦敦诺丁山古董街就像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一样热闹。媒体人田彤利用报道伦敦奥运会的间隙，顺着人流一家家小摊仔细地看过，直到他在一家小店与一堆老报纸不期而遇，才像钉子一样被死死地“钉”住了。

田彤一直对1911年前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非常着迷，当他不断翻动着落满灰尘的《伦敦新闻画报》的时候，一幅幅版画瞬间抓住了他：中国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正在疾驰当中的战马、中日两国的战舰……空气中漂浮着翻动老报纸的声音，田彤也意识到这些老报纸在聚焦清末中国时的巨大价值，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大的事件这些报纸几乎全有报道。没有犹豫，他一下子买了30多张英国老报纸。

老报纸背回家，田彤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群有老报纸情结的朋友。他的发现令大家群情激奋，也让这群人找到了忙乎的方向。2012年夏天，“万国报馆”兴趣组就这样诞生了，有高校教师、大学生、媒体人、外交官等，共有17个人。

寻找西方老报纸上的“清末中国”报道还在继续着。在美国纽约，田彤的朋友王昱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旧书店；而在法国巴黎，他从二道贩子手中，“截获”一批从图书馆、藏家手里买下的老报纸。“和英国报刊比，法国报刊印刷比较差，但彩色图片很多，有些还是手工上色的。”田彤说。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去年秋天，王昱还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因此拥有哈佛人的“特权”——可以自由翻看图书馆收藏的一百多年前的报纸。那个“世界”令人震撼，以致于王昱花了一个月，不断把老报纸从报架上取下再放回。“我查阅了一百多年前的所有老报纸，知道和中国有关的报道到底在哪一张报纸上，具体在哪一天、哪一版。”王昱说，他还利用图书馆的微缩照片，并利用网络扩大自己的寻找目标。
除了英、法、美老报纸，田彤又利用媒体人的便利，请各国的朋友帮忙收集，并亲赴俄罗斯、日本搜罗。

但资料收集并不是所有时候都那么顺利。1894年11月21日，日军在旅顺进行了大屠杀，《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James Creelman）的报道发回纽约后，由普利策亲自编辑刊发，那期报纸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王昱遍寻波士顿、纽约的各大旧书报刊店，均未找到那期报纸的原版。不过，他最后在哈佛图书馆找到原报纸，随后翻拍了下来。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专访时，批评中国报纸的“编辑们不愿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这期报纸也未找到原版，最后也是王昱在哈佛翻拍的。

收集来的老报纸最终聚齐了，田彤和朋友统计了一下，这些老报纸主要有英国的《图片报》、《伦敦新闻画报》，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报》，美国的《哈珀斯周刊》，另外还有部分日本的浮世绘以及俄国的《田野》周刊。这其中，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的老报纸最多，甲午的有300多份，庚子的有200多份。田彤说，“甲午”主题的报纸居多，所以兴趣小组把研究主题首先落在了“甲午”上。

半年翻译300篇各国报道

1894年10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北京城外——由战地记者发回的一幅手绘场景。此时，日军越过鸭绿江，威胁旅顺，剑指北京城。北京城外，传令兵将日军入侵的消息传到北京。

“万国报馆”的几位志同道合者从未奢望过出一本正式的书，“只是想把搜集到的老报纸翻译出来，出一本这个圈子自己看看的小册子而已。”田彤如是说。

即便如此，小组成员几乎全部投入到老报纸的翻译中。田彤给团队定下一个原则：百度有的和其他书上有的，基本不做摘抄，尽量原文翻译搜集来的英美法俄报刊中的内容。

事实上，翻译过程中，最难的是对人名、舰名、地名的确认，因为当时各国老报纸很多都使用老法语、老俄语、老英语，和现在的用法有较大差异。“比如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它们此时在报道中称呼旅顺港为阿瑟港（Port Arthur）。”张伟说，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就得非常小心。

英语翻译朱强是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教师，他回忆说，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字典、网上模糊搜索、跑图书馆，一样不能少。在翻译“Kosan”一词之时，朱强用遍各种手头资源模糊搜索，始终未能确定该地名是哪，“最后，我根据国家图书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及《东方兵事纪略》等书，对鸭绿江战役前后清日之间大小恶战之顺序，同时结合该词语出现的具体环境（即位置在鸭绿江畔、九连城前），推测出此地应为‘虎山’。”

日语翻译邢成也是个媒体人，对他而言，一些武器名称的翻译很费事费力，“比如，日军的一款散射炮的名称来自于德语，在多方查证后，我才终于确定准确的译名为‘十门连珠格林散射炮’。 ”

俄语翻译张亚迟和田彤是同事，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两期俄国《田野》周刊的相关内容，总计10页。 “对我来说，翻译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当时尚处于俄语文字改革之前，许多俄语字母与现在不同，读起来就像我们的文言文。”张亚迟说，许多生涩词语的用法他不仅需要查阅字典，还要向俄语系的老教授请教。3天能看完的内容，他花了20天的时间进行整理翻译。

这中间还出现出现过翻译不下去的情形。一位高校在读研究生看到1894年12月美国《哈珀斯周刊》中刊登的《可怜的老中国》一文，内心感到深深刺痛。他为此专门给田彤写了一封信，表示无法继续翻译工作。“我非常理解这位研究生的心情，因为当时各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基调几乎一致：只有让中国战败，才能让中国醒来，进而打开国门面对世界，鲜有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的。”田彤说。《可怜的老中国》最后由朱强接手才得以完成。

“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总共花了半年时间，将300篇各国媒体报道，最终“转化”为了中文。

西方媒体的“第三方”记录

1894年8月4日《伦敦新闻画报》东亚战争一触即发，正在驶往仁川的高升号运兵船上的情景。

在三联书店图书编辑唐明星的办公桌上，“万国报馆”兴趣小组的心血已经变成了到处标着红色修改符号的样稿，大约再过10天，这本名为《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将面世。

正是唐明星说动了田彤他们出这本书。唐明星说，目前国内有关甲午的书籍有很多，但并没有像《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这样从第三方视角进行观察的。

唐明星的出版建议，让这群中年大男孩们焕发出“当年熬夜备战高考”的激情。从今年2月底开始，兴趣小组开始了全书的编纂工作，“他们充沛的精力让我惊讶，我记得有两周这帮人常常通宵不睡。”唐明星说。

即将推出的这部书以图为主，三百多幅出自西方记者之手的摄影作品和画师的速写，当年均被制作成版画见报，同时配有当年西方记者的文字报道。

在大量的画面中，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清末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普通中国民众、中日双方官兵都以非常逼真、生动的形式出现。浙江大学教授沈弘对西方老报纸研究了十多年，他说，19世纪开始，《伦敦新闻画报》等西方媒体以最快速度再现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其中就包括甲午战争。在他的印象中，西方老报纸对甲午战争场面以及江南制造局造大炮、造鱼雷艇等场面都有大量图像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派到中国来的都是画家，既能画也能写，像《伦敦新闻画报》常驻、特派画家有六七个，还有在中国居住的商人、外交家也常常会当场速写，发回报道。”

西方媒体的报道细节丰富。1894年11月4日美国《哈铂斯周刊》载有《亚洲战争的故事》一文，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和分析。 1894 年12月1日英国《图片报》，则用整整一版，共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详尽比较，报道对日本浪速舰等9艘战舰都有几百字的详尽介绍，还详细刊登了经远舰（King Yuen）、镇远舰（Chen Yuen）等9艘中国战舰的图片和说明，并有总结式的概述：“清朝战舰在黄海海战中遭遇劲敌，受到重创。实际参战的14 艘战舰，除了6艘运兵船及6艘鱼雷艇外，有4条战舰被敌军击沉。”

不仅如此，诸多报道都在极力反思中国的战败。1895年2月13日英国《帕尔摩报》报道中称：“中国士兵仿佛没有思考过人生，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1898年1月1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也在《中国的瓜分》一文中称，“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的聪明才智曾经让当时的东方迅速进入文明时代。但是，从此它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治理行径与上古盛世所推崇的善道初衷渐行渐远。较之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中国人倍受统治阶级的盘剥与摧残，终日为奴为隶，毫无尊严。”

老报纸就像一面镜子

1894年9月15日《哈珀斯周刊》中国扬武舰进行军事演习。

“120年前的这些老报纸就像是一面镜子。”田彤说道，“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与列强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报纸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些带有版画的报纸好比今天的搜狐、网易，属于当时的新媒体。”“新媒体”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性以及对中国战败后的分析所呈现出的专业性，令“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感到震惊。

朱强说，他印象最深的有三篇文章——《可怜的中国》《满清胜算几何 中国前途何在》和《清军有无反击之力》。“三位作者分析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清政府的堕落和蜕化、统治阶层内部之间的不信任、清军表现出来的外强中干等，其中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依然能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

朱强说，按照相关报道，清政府规定本省的督抚必须要到外省去任职，这样一来，他们和当地老百姓很难产生共同语言。老百姓有某种诉求的时候，他们因为各自方言的不同或许根本听不懂，“师爷这个角色因此应运而生。所谓师爷，多数情况下担当的是语言翻译者和出谋划策者的角色，很容易在老百姓和‘父母官’之间引发甚至制造不谐。”督抚任期一到，很快调到外地，所以他们往往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民生、民风的了解并不深。
研究这些老报纸后，田彤对中外新闻制度进行了一番比较，“清朝政府拒绝外国记者随军采访，拒绝外国武官随军观战，这使得国际社会只能听到日本一面之词，国际舆论因此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了。”田彤说，像旅顺大屠杀事件没有清朝政府和媒体强有力的声音，反而是《点石斋画报》《上海新闻画报》等将清朝战争失利事件当成胜利（？），遭到国际媒体嘲讽。

相比之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共派出从军记者114名，还有15名画师、摄影师。此外，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7名西方记者获得了随日军采访的许可。

田彤说，第三方写出的报道，当然带有各自国家的利益，但相对而言，还是客观、有深度的。“比如对于李鸿章这个人，多年来国内的基调基本是负面的，而当时的老报纸在对他进行详尽报道的基础上，却给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田彤说。

比如1894年8月25日 美国《哈珀斯周刊》报道称，“除直隶省之外，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队 。只有在李鸿章管辖的省份，才有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经过现代化训练和武装的军队。李鸿章代表着新大清的思想和理念。大清能为突如其来的战争做出准备， 应该归功于李鸿章不折不挠的毅力和强大的决心。”1896 年7 月26 日法国《小日报》的封面，封面人物正是李鸿章，此次报道聚焦李鸿章访问法国，“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对他赞佩不已，却没有从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话题。这位衣服上系着水晶扣子的大人却不愿解开扣子敞开心扉……”

将西方老报纸关于甲午战争的种种报道详尽介绍给读者，田彤表示， “我们不是专家，也绝没有推翻历史教科书或者专家观点的意思和态度。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个新角度、一个新视角，让读者自己思考和琢磨。”

“ 接下来，我们还将从西方老报纸中挖出‘庚子赔款’。”田彤说。

延伸
民间历史研究者的多元化视角

从“寻访抗战老兵”、寻找抗日远征军的“国家记忆”项目，再到“万国报馆”兴趣小组，这些年来，民间历史研究者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力图让过往的一段历史变得丰富和棱角分明起来。他们的努力，让曾经干巴巴、说教式的历史更容易走进大众，让大众对探究历史真相充满了兴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认为，有的民间研究者做得非常细致、非常深入 ，总体来说，他们的努力值得肯定。“相信他们做的一些研究会真正留下来。”

而历史学家马勇更从中发现了民间历史研究者的独特价值。“他们相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完全是凭自己的爱好、兴趣去做研究。他们不像专业人士，著书都为稻粱谋，为了完成指标，因此其学术的价值和独立性，必须要充分肯定。”历史学家马勇还认为，民间学者选题的敏感性和执着精神，甚至是在专业研究者之上。

“我一直关注这些研究者，但凡他们出书，找我写序，我几乎从未拒绝过。”但马勇在支持民间历史研究者的同时，也直指其缺陷同样存在，“民间学者往往没有经过专业化学术训练，容易把好奇当成知识，常常会觉得自己有了重大发现。”马勇认为，这是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事情：不能把自己的一点儿发现，无限夸大，要谨守住“术业有专攻”，自己毕竟是外行，“你想想，在那么多人跋涉了上百年的领域中，你说自己是突然发现，这怎么可能呢？”

“每个专业都要有自己的传统，都有些基本的规范，所以不能让别人感觉到太偏移。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外行，还是要掌握学科已有的一些表达。”对此，马勇建议，民间历史研究者应和专业人士多进行沟通，保持谦恭姿态，或许才能弥补自身缺陷。 “闷起头来自娱自乐可以，但是一旦要发表出书，相对专业的表达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历史研究从来就可以多元化，从司马迁开始，并不是国家给了社科基金他才写的。”马勇说，历史研究需要不同的看法，更需要民间历史研究者的不断加入。

来源：北京日报/路艳霞/徐颢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