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儒1914年1月出生于江苏涟水，1939年9月入伍，1942年9月入党，生前为苏州军分区第五干休所正师职离休干部，是苏州军分区首位百岁老人。78年前，时任小学校长的陈廷儒，面对日寇的野蛮入侵，挺身而出，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踏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很快成长为部队骨干。抗日战争期间，他历任涟水县抗日游击队基干队长、中队长、连长，区委书记兼区长，领导抗日群众，在敌后战场与凶残的日寇展开殊死搏斗，自己九死一生，亲人也因受到牵连被敌人残忍杀害。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政治部秘书、科长，参加了淮海、渡江、炮击金门等重大战役战斗，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后，历任福州军区解放前线报社副社长、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福州警备区顾问等职，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2015年9月3日，已是102岁高龄的陈廷儒经过层层推荐考核，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举世瞩目的胜利日大阅兵，并因为年龄最长，被安排在老兵方阵第一车、第一排、第一座，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一时成为“明星”。他在通过天安门时庄严敬礼的画面，深深感动了亿万观众。

关于陈廷儒老人的报道

在2015年9月3日胜利日大阅兵中亮相的抗战老兵方队，平均年龄高达90岁，而这其中有位最年长的老兵，来自苏州军分区第五干休所的正师职离休干部陈廷儒，当年已经102岁了。陈老在老兵方阵的位置是第一车、第一排、第一座。

百岁人瑞行动自如，考核组都惊叹

2015年6月3日，陈廷儒家中来了一拨特殊的客人——解放军总部相关部门的领导。一行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并考核被推荐的抗战老兵代表初步人选。

知道上级来人看望，陈老提前步行到离家门50多米的马路边迎候，步履稳健，谢绝搀扶。到家后，寒暄拉家常，谈笑风生，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思路清晰。

考核组的同志不由得连连惊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是一名102岁的老人。看上去也就像是80多岁的样子啊！”

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百里挑一，陈老成为最年长的参阅老兵。

早就到京准备，登车排练坐“首位”

2015年8月20日，陈老乘高铁赴北京报到。入住酒店后，医疗护理专家们就忙碌起来，为陈老做全面细致的体检，并安排陈老到定点医院进行康复疗养。

2015年8月26日，经过保健专家评估，陈老身体健康情况一切良好，准许归队，为大阅兵活动的最终到来作进一步准备。

2015年8月27日，陈老已经换上专门定制的、崭新的新四军军服，与参阅新四军老战士一起参加集体活动。活动中，陈老居然遇到了同属新四军三师的3位老战友。

因为是最年长的百岁老兵，陈老成了“明星”中的“明星”，请求签名合影的人太多，保健医生不得不在陈老的房门贴上“请勿打扰、敬请自觉”的提示，确保陈老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参加纪念日大阅兵系列活动。

2015年8月28日，陈老开始参加阅兵登车排练，陈老被安排在老兵方阵第一车、第一排、第一座。（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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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前记者和他的“老兵回家”故事 老兵不怕死亡怕的是遗忘

那是2005年，那时他还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记者，在国际禁毒日前夕，被派往缅甸北部的“金三角”采访。在住处，一位老人和他攀谈起来，他了解到老人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滇缅中国远征军，是一名国民党老兵。

作者 张玉瑶

孙春龙忘不了他第一次遇到中国远征军老兵时的情景。

那是2005年，那时他还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记者，在国际禁毒日前夕，被派往缅甸北部的“金三角”采访。在住处，一位老人和他攀谈起来，他了解到老人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滇缅中国远征军，是一名国民党老兵。老人跟他说着说着，突然激动起来：“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孙春龙一时无所适从，脑子里一片茫然，那时的他还对那段历史很陌生，也不明白老人何以如此激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在网上搜索了老人口中的“国殇墓园”，这才知道它位于云南腾冲，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墓园初建于1945年7月7日，正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八周年纪念日，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然而“文革”期间遭到了毁坏，直到1984年得以重修。可惜重修时，由于资料缺失，只有一部分墓碑得以恢复。

但即便如此，两年后，当孙春龙终于真正去到国殇墓园时，震撼和激动依然如排山倒海般袭来。他看到，整个山坡上竖满密密麻麻的墓碑，墓碑上青苔遍布，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殁者家乡在哪儿、死时年龄几何，一概不知。这时，他突然有些理解了那位曾在缅甸偶遇的老兵的情绪与怨怼。但与此同时，新的疑问接踵而至：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又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承？

孙春龙惭愧于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决定以记者的身份去叩访这段历史，做一点事情。而这样一个决定，让他的人生就此和一群如孤儿般流落异域的人联系在一起。2008年，他第一次帮助滞留缅甸密支那的89岁老兵李锡全找到了位于湖南桃源县的家，并想方设法筹来了路费，送他回乡探亲，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接下来的几年里，孙春龙又帮助好些老兵回了家。2010年，他出了一本《异域1945》，讲述了远征军老兵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和回家的曲折艰辛。

但“老兵回家”，究竟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历经战争残酷的老兵们如今个个风烛残年，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然不多。2011年，孙春龙又做了个决定，离开新华社，发起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用所有的时间专门去关注老兵，关注七十多年前那场惨绝人寰却少人知晓的战争。

五年过去，孙春龙还在坚持着。与之相应的，是这些年来官方、民间、媒体等越来越多地对他所专注的事情投以目光和帮助。孙春龙把后来的故事写进了最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中，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整个社会，这些年来都有了更多进步，朝善的方向发展。比起《异域1945》中强烈的战争烙印，这一次，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性”这个词，不是党派，不是民族，甚至不是战争和胜利。“一个士兵回到家乡和这个士兵是谁、隶属于谁没有任何关系。”在这方面，他曾经的“纠结”已经消失了，越来越释然。

“老兵不会死去，只会渐渐凋零。”这是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话。惟有持久的正视和认可，才能让他们不在国家和我们的记忆中凋零。

老兵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每一位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

他们没有回家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黄永玉在为表叔沈从文立的块碑上如是写道。

但对于1942年奔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便战死沙场，亡灵也没能回到故乡。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军队歼灭了敌人很大一部分有生力量，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尤其是当日军切断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退路后，一部分远征军甚至被迫翻越野人山的茫茫原始森林，几千名士兵在途中因疾病、饥饿、迷路而死去。

新38师师长、有“丛林之狐”美称的孙立人将军，每安排好一批阵亡者尸体，都献上一束鲜花说：“我们还在打仗，先让鲜花陪伴你们吧。你们听着，什么时候林里的枪声停息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来接你们。”但这样的誓言终难实现，无数亡者的英灵，就这样深深葬入异乡的泥土，无处可寻。

还有一些人，没有战死沙场，却也没能回到家乡。二战结束后，在缅甸、泰国滞留了上千名中国远征军士兵。据孙春龙介绍，有的是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撤退时，被吩咐“自行寻找出路”而与部队走散，有的是因厌倦战争而脱离了部队，有的是因为负伤被留在当地，有的是战争结束后退役，还有一些是在1949年内战后逃往缅甸。这些老兵在异国只能做些零工维持生计，大多生活窘迫。随着时间流逝，现在，那边还活着的老兵只剩十几个了。

孙春龙在《没有回家的士兵》一书中，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和一种属于记者专有的敏锐与细致，写了许多位他采访过的老兵的故事，呈现出他们那同为战争所改变、却各自不同的经历命运。最终，一点一点声音汇成一首令人读来沉重的悲怆合唱。绝大多数老兵们在很多年里都没能回家，除了年龄、路费等现实问题以外，还有人为的隔阂，这种隔阂不仅有情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一位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兵杨子臣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过四川老家探亲，但那次的体验并非如想象中美好，而是“感觉像做贼一样”——因为他是传说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多小时候的伙伴都不敢和他多谈，害怕被连累。

另一位老兵张富鳞的故事，也让孙春龙很受震动。张富鳞曾是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1941年参军，次年随部队入缅，参加了仁安羌大捷。作战失利后，他滞留缅甸，和一位缅甸傣族姑娘成婚，进入一所华文学校教书。后来，负责“老兵回家”的孙春龙告诉他，他的家人找到了，路费也不用担心，还会有很多志愿者陪同、欢迎他回去，但他却一直摇头，因为曾有太多来采访的记者给过他同样的承诺，最终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实现。后来又说：“我害怕死在路上。”这时，孙春龙才发现，张富鳞早已为自己刻了墓碑。令张富鳞最难过的是，他在缅甸教了20多年中文，而他的五个孩子却没有一个会说中文。“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这是孙春龙听到张富鳞说的最后一句话。

但即便如此，死亡，于客观而言，却意味着一切的了结，与生者的世界隔开了难以逾越的沟堑，一切挽回和补救都无济于事。而之于年迈的老兵，更是如此轻易。2011年，孙春龙和志愿者们历经一年多时间找到老兵董赵朝的家，就在他们兴高采烈地计划送他回家时，却接到董赵朝早已去世几个月的消息。这让孙春龙心里很是内疚：如果能早点找到结果，这位流落60年的老兵就能完成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了。

纠结很久之后，孙春龙辞去了《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的职务，希望筹办一个更好的平台，聚集更多资源和精力，更好地帮助老兵。通过演讲、公开募捐，他获得了200万经费，于是年11月11日，在深圳发起成立龙越慈善基金会。而之所以在深圳，是因为当时只有深圳予以审批通过。这个日子于今已成为电商的购物狂欢节，但对孙春龙有着与众不同的非凡含义。只是那时，他仅给自己许下了五年之期：用五年来做这件事，五年后重回媒体。

然而五年后，“老兵回家”的项目越来越大，他发现自己回不去了。但与之相应的，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孙春龙说，现在还活着的十几个滞留在缅甸、泰国的老兵，只要还能回家的，都已经在他们的帮助下回过家了。

70年后

送回家的第一个老兵

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是孙春龙“老兵回家”实践的起点、人生轨迹的转向，也是他在书中最为浓墨重彩书写的故事，承担起了事件和情感的双重主线。

1938年，年仅19岁的李锡全在家乡湖南桃源县参军。他是家里老幺，母亲舍不得，但家里收成不好，当兵起码有口饭吃。走时母亲再三叮咛，“出去打仗要机灵点，一定要早点回家”。可他大概也没想到，不仅没“早点”，还迟了70年。一直到2008年10月21日，由孙春龙和朋友们克服重重困难，89岁的李锡全才终于得以回到家乡。他在母亲坟前试图下跪，“山河仍在，春天仍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

这是现实版的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而送李锡全回去，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住在缅甸密支那郊区的华侨新村，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驻扎地，后来成为华人聚集区。当时孙春龙正开始尝试探入这一段历史，偶然得知李锡全没回过家，便提议帮他找家。起初，李锡全表现得很淡漠，但孙春龙却很坚持，让李锡全写下了他所能记起的所有关于家乡的信息。找家没有太困难，孙春龙把来龙去脉和相关信息在他的博客上贴出来后，通过网友的热心接力，很快就找到了李锡全的侄子。

但接下来的难题一个又一个。首先是回家的路费，尽管孙春龙穷尽所有人脉，这笔费用却筹不到。甚至一个上市公司一度许诺资助，但当李锡全高高兴兴做好准备时，对方又反悔了，“回家”陷入僵局。幸而关键时候，关于李锡全的报道在故乡湖南引起关注，一家公司看到报道后，决定资助其回家全部费用。其次也是更难的，是李锡全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无法通关，最终不得不采取偷渡的形式，方才跨过国境，回到故乡。

从入境到回乡一路上，抗战老兵、远征军英雄李锡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招待。人们发现，这位耄耋老人随身携带一个中国地图册，那是他很多年前买的，装订已经开胶。而湖南那一页，被翻得最烂。李锡全指着桃源说，这是我的家，想家的时候，就看看地图册。

李锡全心愿达成，孙春龙也放下心来，继续记者的本职工作。2008年，两人双双入选感动中国候选人。但没多久，孙春龙又出发了。因为，“在缅甸，还有很多回不了家的老兵”。

2014年5月6日，李锡全在密支那去世。

要让他们衣锦还乡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这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出自“团长”龙文章。他用这句话，一次次给一群溃不成兵的败军以希望。这部电视剧难得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远征军，多少让人了解到那段被忽略的历史。

2009年春天，当孙春龙启程再去缅甸时，电视剧正在热播。后来，这句话也被孙春龙时时挂在嘴边，成为对老兵们的承诺。他知道，成功送李锡全回家，让他撩拨起了更多境外老兵内心的希望。而原本，这希望是早已死了的。

“要是我不做的话，可能就没人做了，而我又了解这些事，没有办法放下。最重要的是，你让那些人心里有这个念头了。没有这个念头还好，有了这个念头又完成不了，会很痛苦。”

鲁迅引裴多菲之语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有希望也好，会绝望也罢，孙春龙选择继续做下去了。幸而，这条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有的做志愿者，有的搜集抢救资料，有的还成立了相关的平台和组织。这些，都让孙春龙越来越有底气对老兵们说，“走吧，我带你们回家”。

是年五月，又有9名老兵到达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准备回家。云南瑞丽政府组织了盛大风光的欢迎仪式，还计划让老兵们从当年远征军出境的畹町桥上归来，但无奈的是，缅方却怎么都不愿意为这群没有身份、分不清国籍的人办理通行手续。有老兵建议从一条小路过境，孙春龙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当年为国打仗，寄人篱下，受了不少委屈，现在要光明正大回到自己国家，不能还“偷偷摸摸”的了。

好在，经过一番不懈努力，缅方终于松口答应办手续了。老兵们沿着几十年前的来时路，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令孙春龙和所有在场人感动的是，畹町桥的这一边，早已候在那里的中国武警战士抬起手来，朝这些颤颤巍巍的年迈老兵行军礼，而老兵们也还以标准的军礼。曾经党派间的隔阂，一刹那跨越。

不知是不是巧合，孙春龙在书里写到的不少老兵，都是在实现回家夙愿后很短时间里就去世了。仿佛他们一直拼着口气活着等着，就为了完成这么一个心愿。完成了，就安详地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

在组织老兵回家时，孙春龙一直很注意安排一些细节，譬如在航班上让机长广播介绍他们、让志愿者欢迎时拉起横幅等等，让老兵感受到一种对于英雄的认可和慰藉，一种风风光光的体面。“每个士兵都梦想衣锦还乡，带着荣耀回到家乡去，必须要把这份荣耀给他。”他发现，老兵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经常会超过物质层面，很多老兵最大的心愿，就是获得一枚由国家颁发的纪念章。志愿者送去的钱和衣食，他们舍不得吃穿用，而是收藏起来或放在显眼处，因为“这是国家发的”，代表着一份尊重和荣誉。其实很多时候，东西并不来自于国家，但人们却不忍告诉这些兴奋的老人们真相。

对于这群耄耋老兵来说，这些并非虚荣，事实上，对于抚平他们的战争创伤而言，实在可称微末。他们同样为这个国家拼过命，理应获得同样的赞赏。孙春龙说，他们现在会做很多勋章、绶带、匾额、帽子，送给抗战老兵们，老兵们都很喜欢。

不是纷争，只是人性

现在，基金会照顾着3000多名幸存老兵，每个月给每人发300到800元生活费，每年下来会支出100多万。“我们想做的，就是让那些英雄，在迟暮之年，能感受到这个他们用生命和献血庇护过的国家的子民对他们的礼遇和尊重。”

孙春龙也纠结过。一些人会过分关注老兵们“国民党”“共产党”的身份，向他提出质疑。有一次，他还接了一个没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回家，当时很犹豫，是硬着头皮做的，生怕被人指摘。但当他看到这位老兵和失散多年的哥哥抱在一起哭时，蓦地释然：“我们做的是人性上的东西，人性和党派、民族，以及战争的失败或胜利没有关系。我们的价值主张应该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去站队。”

每个士兵出征，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是被历史所裹挟，并被内卷其中。战争的戕害，历史的误解，给人性造成的伤害，却是要由个体来承担。然而“回家”，是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共同心愿，和他是谁无关。孙春龙说，几年前，曾有个特殊部门找他谈话，他觉得压力非常大，但当和对方在宾馆里谈了整整两个小时、讲了许多老兵的故事后，对方竟失声痛哭，说，若有什么需要，会全力给予帮助。“我们用共通的善的东西作为出发点，在政治层面获得一个突破口。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

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年，“老兵回家”成了一个为公众熟知的关键词。作为一个跨界做公益的前媒体人，孙春龙说，赖于广泛的传播和传递，更多人得以觉醒和参与。“社会的进步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下面做了一点点时，社会才有进步的动力。社会的进步，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无数人做了一点点，群体的力量促使国家朝好的方向发展。”

自下而上的变革，亦在暗中进行着。刘春龙的呼吁，先后引起了章立凡、刘晓、王敏刚等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注意。他们发现，根据原有国家法律，优抚对象仅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便在“两会”期间递交了关于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议案。2013年，根据提案，民政部接连下发正式通知，要求各级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救助和国民党抗战牺牲人员墓地及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之后，孙春龙接到了很多抗战老兵子女的电话，哭着说他们的父亲背了一辈子政治包袱，现在终于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关怀。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战老兵方阵令人潸然泪下，其中，就有30多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其他没能亲自参加阅兵的老兵，也获得了一枚真正由国家颁发的纪念章以及5000元生活补贴。孙春龙在书里写，这成为他们一生中最为骄傲的时刻。

尽管如此，孙春龙觉得还是不够。一方面，抚恤资金还需要落实，而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国家，还是公众，都要真正站在公平客观的角度上去认识和重视抗战老兵，摒弃人为偏见。书名“没有回家的老兵”，孙春龙解释说，一个含义是老兵回家，一个含义是历史回家，一个含义是人性回家。

现在，龙越慈善基金会还致力于远征军遗骸的寻找。那些70多年前埋骨异域的英烈亡灵，终于也能安眠于故乡土地。孙春龙说，不仅仅是抗战老兵，他们关注的是和战争有关的人，希望成为战争领域的一个和平机构。“在内部，我画了一个饼：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哪怕一百年两百年都不会得到，但我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努力。”

最近，孙春龙去看了电影《血战钢锯岭》，让他感受很深。主人公戴斯蒙德·道斯是个军医，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却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一个伤兵拖回来治疗，甚至连日本人的伤兵也救了。“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个道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帮一个是一个。”（来源：北京晚报）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