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李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汪曾祺先生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作品，赢得读者很高的赞誉，令文坛掀起一股汪曾祺热。当时，我认识的不少中青年作家都以得到汪老的指教为荣耀。同样，作为汪老的粉丝和责编，我也以组到汪老的文章为荣耀。在与汪老交往的十年中，既有他主动托《北京日报》编辑孙郁给我带稿的惊喜，也有汪老速殒，编发汪老绝笔的悲伤。

留存两代名家的一段人生印记

几年前，报社搬家,收拾东西时,意外发现铁凝老师的手稿《汪老教我正确写字》。这是汪老遗体告别那天，我跟她约的稿。

1997年2月，我同高主任一起去汪老家拜年，见汪老和铁凝的合影，还摞着不少铁凝的书。汪老说正准备写写铁凝。我边翻看着这些大部分没有读过的作品，边说：“这可是体力活儿啊。好多作家都渴望您给写序写评论。”不料，汪老却咄咄“逼”人地说：“你常写点东西吗？”

我为自己诡辩：“我属于钱钟书先生说的那种人——就是‘常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当成写作才能，以为想写就是会写。’”

汪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下次带来让我看看。

没想到，“下次”已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成为与汪老长揖作别的话题——1997年5月16日晚上，北京文联司机段燕勤给我家打电话，竟是汪老逝世的噩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汪老家取稿、开笔会时的笑谈，到支持我工作，多次给我写稿，再到三个月前到汪老家拜年的往事桩桩，当晚，被我写进了五天后见报的《惊别汪曾祺》。

5月28日，汪老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办。当我含着眼泪从告别厅出来，在长长的告别队列中见到从石家庄赶来、手捧菊花的铁凝老师。我把三个月前在汪老家中看到的情形告诉她，同时恳请她给《北京晚报》写篇悼念汪老的文章。她当即答应。

6月16日，为纪念汪老去世一个月，《北京晚报》发表了汪老绝笔《铁凝印象》（见右上图），这篇文章的落款是1997年5月8日凌晨， 《铁凝文集5 写在卷首》。距他逝世仅八天。

我在编者按中写道：“5月16日，著名作家、戏剧家汪曾祺先生不幸去世。此篇是汪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汪先生五十多年创作生涯戛然而止的句号。今天是汪先生逝世一个月，我们特此刊出，以示怀念。”

汪老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中写到了与铁凝在第四次作代会上的相识，并爆料“铁凝姓屈，叫屈铁凝”；写到铁凝每日为父亲供奉一瓶啤酒的女儿的爱；写到枪法准、会开车，铁凝的大胆。在他看来，“河北省作家当得起清新二字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孙犁，一是铁凝。”她的作品不仅有《哦，香雪》的清新秀润，也有像《玫瑰门》里的“生吃大黄猫”，下笔实可谓带着点残忍的惊心动魄。

同样是6月16日，铁凝老师完成了悼文《汪老教我正确写字》。两天后，我收到她寄自石家庄的稿件，满满的7页稿纸。在信中，铁凝老师告诉我，“刚才，张锲先生打长途来说，看见今日《北京晚报》上汪老的文章，很感动。我告诉他是你编的。”

铁凝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作为汪老逝世三个月纪念，刊登在8月15日的《北京晚报》。

铁凝同样提到了他们在文代会上的相识：“我第一次见到汪老，是在1984年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讨论会邀请的老作家之一。在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8点半开会，汪曾祺6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汪老对青年作家的认真和扶掖由此可见。

“当自己将一本新书送给汪老，他看了我在扉页上的签名，马上对我说：‘铁凝，你这个铁的金字旁写得太潦草了，签名可以连笔，但不能连得不像个金字旁了，是不是？’这件事一直使我难忘。因为除了父母，还没有人能这样直率地指出我的毛病，而这毛病，在当时或许还被我视为‘潇洒’吧。能够指出你这样毛病的人，他不是你的亲人又是谁昵？”

“从此我才开始特别认真地写我的‘铁’字。在很多为读者签名售书的场合，我写下千百个正确的‘铁’，心里想着汪老的话，渐渐地明了写字是不可以没有章法的，就像生活，就像人生。你敷衍了你笔下的字，或许就有可能敷衍你的日子，敷衍你整个的人生。”

铁凝认为，“汪老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对于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散文、戏剧。当我们今天思念这位老人时，是他那优美的人格魅力打动着我们。”

是的，汪老去世二十年，他的作品还在一版再版，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可以告慰汪老的是，从汪曾祺绝笔《铁凝印象》，到铁凝悼文《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北京晚报》留存了两位名家的一段人生印记，见证着两代作家之间的珍贵友谊。

汪老来电：我管了一件“闲”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汪老为我当时供职的《北京文学》杂志写专栏，和汪老的交往就是从那时的取稿、开笔会熟络起来的。那时毕业不久，便习惯地称六十多岁的他为“汪老师”。后来，十年过去了，我甚至犹豫过，是否也该随许多人一样，改称更具敬意的“汪老”。但改口又觉得拗口，有时干脆省略或者避免直接称呼。有一次，兴之所至，便冒昧征求他的意见。汪老笑着说：“反正我听着都是汪老头的意思。”

1995年年底的一天，我给汪老打电话，得知他老伴儿不慎摔倒，住进了宣武医院。我说您啥时去医院，我跟您一起去探望。汪老说下午就去。下午，我叫了出租车，同行的还有汪老的女儿。记得在车上，我对汪老说：“家里有事尽管找我，就当是您胳膊腿的延长”。汪老不作声。我自觉失语，马上改口：“就当您腿的延长吧，替您跑腿儿可以，但您的胳膊实在延长不了，写东西替不了您。”汪老笑着说，那我的腿可一长一短了。

这件事后来被汪老子女们写进《老头汪曾祺》一书中，并签了名赠我。

汪老有还不清的各地报刊的稿债，我却有汪老“主动”送上门的稿子。他不仅自己寄稿到报社，还请时任《北京日报》编辑的孙郁先生两次带稿给我，有次还打电话到单位，问我收到没有。仅他逝世前半年中，我就编发了《济公坐轿子》、《北京的秋花》和1997年5月8日的生前绝笔《铁凝印象》三篇文章。这一幕，也被我写进怀念汪老的文章《汪曾祺来电》。

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准备当天要发的稿件，同事喊我接电话。

“喂，我是汪曾祺。”

我意外加惊喜，情绪顿时兴奋起来。

“我托孙郁同志带给你的稿子，你收到了没有？”

我深知像汪曾祺这样的著名作家稿约不断，尤其是南方一些报刊的稿费标准令我们望尘莫及。所以每次约稿我既不忍心又不死心。而汪老总是没有让我失望过。电话里问及汪老的近况？他爽朗地笑起来：“我是无事忙啊！最近，我管了一桩‘闲’事，我看了3月7日《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叫《爱是一束花》，很感动。我推荐给了林斤澜、邵燕祥，我们三个人每人写了一篇文章。据说是一篇自然来稿。”

汪老又说，“你找来看看。”

车军这篇小文，讲述患了乳腺癌的妹妹，在行将走进手术室时，感慨命运不曾让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就剥夺了她做一个完整女人的机会，于是，踏着大雪为妹妹买回一束鲜花……

过了一会儿，孙郁将汪老托付的稿子《济公坐轿子》交我，并告知，三篇稿子已到达他的手中。那天是3月12日，离《爱是一束花》见报仅仅五天的时间。汪曾祺写下《花溅泪》；林斤澜写下《隔河看柳——<爱是一束花>读后》；邵燕祥写下《不止因为真情》。三位大家集体行动，放下手中各自的急活，主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的一篇小文写评论，扶植、关照文学新人，真情感人，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

汪老若健在，还会给晚报赐稿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