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征

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馆，却有一座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王府建筑，雕梁画栋、面阔三间的大殿，占据了博物馆二层侧楼将近三分之一面积，令人们恍如好像置身于北京城的一座老宅中。

这座建筑并不是费城博物馆“心血来潮”的设计和装饰，而是漂洋过海从中国运来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府建筑。在费城博物馆的介绍手册上写道，这座建筑是北京原理郡王府的大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的贺瑞思·杰恩，趁着中国政局混乱，在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文物购买之旅，这座理郡王府，就是他通过各种手段将理郡王府完全拆卸后，分别装箱运往美国，然后在费城博物馆的大楼中重新组装起来的。

理郡王府有着怎样的历史？数十年过去，它被运到美国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本期品读，带读者一起揭开这些问题后面的谜底。

1 理郡王府前身是王承恩府邸

如今东城区的北新桥三条，在1965年整顿地名之前称为“王大人胡同”。从命名的方式不难看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姓王的大官。而真要是细细考究一番，这位“王大人”还真算得上是位大家熟悉的人物，他便是明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

说起王承恩，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大明朝最后时刻，他始终陪伴着崇祯皇帝。最终皇帝在景山上吊殉国，而王承恩在皇帝身旁上吊自杀。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为了表明自己继承的是大明朝的衣钵，对王承恩殉节一事大加褒奖，在修建崇祯皇帝思陵的同时（其实是将崇祯帝贵妃田氏的墓穴改造为帝陵），还在思陵旁为王承恩修墓立碑，且将其事迹写入了《明史》。而王承恩生前的府邸，在清代也摇身一变而成为“理郡王府”。

如今一说起“郡王府”这三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东四环朝阳公园桥西侧的那座古色古香的郡王府。追溯起来，这座郡王府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它本位于西城区赵登禹路附近，正名是“顺承郡王府”，顺承郡王是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民国年间王府被王爷的后人们卖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这里曾一度成为“大帅府”。1993年为了修建政协礼堂，整座王府从西城搬迁到了朝阳公园附近，形成了今天大家熟知的“郡王府”。

而理郡王府，同样也大有来头。其主人弘皙是皇族成员之一：他的父亲胤礽正是康熙皇帝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如果不是被康熙皇帝废掉太子的地位，弘皙也是当时的皇储之一。

胤礽在被康熙皇帝废黜储君之位后，一直被圈禁在紫禁城咸安宫。由于是康熙皇帝所废，所以雍正即位后也不敢加封自己的二哥。雍正元年（1723年），胤礽次子弘皙（胤礽长子早夭）于被封为理郡王，雍正二年（1724年）胤礽去世后，被追封为理亲王。

此前，弘皙一家在康熙年间曾被安排至京北昌平县郑家庄的一座王府居住，这等于是将他和家人一起集中在了郊区圈禁并监管起来。即便后来雍正皇帝赐给弘皙理郡王的称谓，但弘皙的特殊身份还是引起了当权者的警觉和猜忌。乾隆四年（1739年），弘皙终于以“心怀异志”而遭到废黜，被圈禁在景山东果园，甚至还被皇帝改名为“四十六”，削除宗籍。弘皙被废后由胤礽第十子袭封为理郡王，并正式继承了王承恩原有的府邸，从此王承恩的府邸就被更名为理郡王府。

按照清代的规定，皇族成员如果没有被封为“铁帽子王”，便要“世袭降等”，例如第一代是郡王，后面各代便要依次降格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至此再往后的子孙便可以世袭辅国公这个爵位，不再降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毓炤承袭父亲溥丰的爵位被封为辅国公，因此府邸门前的这条胡同又多了个名字，叫“赵公府”。“赵”是借了毓炤名字中“炤”的同音字而来。不过这时这个家族已经是昔日荣光不再了，此时整个家族已经分为四大支，各自占有原王府的部分房产。而且为了生计，家族里的人开始打起各自的算盘，都琢磨着通过变卖祖宅来换取钱物。

2 美国人八千买下大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不稳。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攻克北京，并将其更名为北平之后不久，费城艺术博物馆看准中国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派出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贺瑞思·杰恩来到北平，开启了费城博物馆在中国的“购买之旅”。“当我决定用比盖一座新房子多出一倍的价钱买一座旧房子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我简直是疯了。”贺瑞思·杰恩在1928年写给馆长菲斯克·金布尔的信中说道。

不过，贺瑞思在北京的“购买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为了能够让生意做得轻松一些，他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伊莎贝尔·任萨姆。在她的帮助下，贺瑞思于1928年10月初步完成了任务。在他于当月给上司菲斯克发出的电报中声称，他已经看好并准备买下一座大殿，共需花费8200美元（约合今天的81000美元），这里面包括了拆卸、打包装箱和关税的费用。

在这封电报中贺瑞思也向菲斯克提到了他曾经看上了两座建筑，但是每一座在交易中都有些小问题。第一座建筑的主人是个吸鸦片的瘾君子，他不到鸦片抽完是不会做任何买卖的，而当时他手里还有几个月的鸦片供量，因此很难立刻成交。而第二座建筑则相对面积较大，价格也要贵一些，因此在未来的重建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规模，但他向菲斯克保证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座建筑“占地方”这个难题。

在这封电报中贺瑞思并没有谈到最终他买的是两者中的哪一座建筑，但据历史档案中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所购买的这座建筑正是理郡王府的大殿，在后来费城博物馆出版的册子里，明确提出这座大殿正是郡王府。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这座大殿当时已经相当破败，几成危房。可见理郡王的后人已经没落到何等地步。

3 拆除大殿后在美国重建

决定购买对象之后不久，贺瑞思便启程回国，购买事宜由伊迪斯·庞内特最终完成。不过在最后的环节上，还是出了一些变故。在1929年2月伊迪斯·庞内特写给贺瑞思的信中说道：“即使当我去看合同是否签好的最后时刻，······都有可能发生任何足以将这单买卖彻底终结的事情。卖家的几个兄弟之一突然变卦，并开始大吵大闹。······一位太太曾经坚决要求房子可以买走，但柱子下面的柱础石必须给他们留下来。我们从下午四点一直劝到晚上十点才最终将她说服！······”当买卖协议最终签订，还雇佣了一个承包商，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大殿拆卸，并用油布将建筑零部件包裹装箱。当年夏天，大殿部件运抵费城。

当庞内特通知贺瑞思购买完成时，她乐观地在信件中描述道：“但愿你在重新组建这座大殿的时候不会遇到困难。这里的一个老木匠说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截然不同，甚至主动提出随船前往美国去当重建大殿的技术指导！所以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你就知道该找谁了。”

不过1929年10月，突如其来的大萧条袭击了美国，王府大殿重建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这期间始建于1919年的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工程也只能告一段落。1935年博物馆向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寻求帮助，当年11月工程最终得以开展，工人们主要针对二层的闲置空间进行装修。1937年，已经在博物馆内静静地闲置了八年的理郡王府大殿，终于开始重建。

不过重建工程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大殿的两根主梁，每根都有近2000斤重，而两个最为粗大的柱子，每根也有近1000斤重。抬举和拼装这些建筑部件着实费了一番力气。可能是忙乱中顾不上细致，最终拼接成的王府大殿，其中两根大梁错了位，这也是在进行照片对比时发现的技术性问题，可是想要重新调换位置已经不大可能了。

原王府大殿面阔五间，但由于是被组装在博物馆二层的翼楼中，所以完全恢复会占据过多空间。最终方案是将最两侧的两间（术语称作“稍间”）改换了位置，作为亚洲馆的入口和出口。1940年4月5日，费城博物馆亚洲馆和其内所陈设的理郡王府大殿正式对外开放。因此今天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中看到的理郡王府大殿，实际上面阔三间。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都把这座府邸误认为是明代大太监魏忠贤的府邸，甚至自对外展览开始后，解说词上就一直是这样写的。直到近几年他们才将这个错误更正过来，确认是后来的理郡王府，但是在费城博物馆的大殿究竟属于理郡王府的正殿（前殿）或是寝殿（后殿），博物馆都没有最终弄清楚。毕竟当年贺瑞思在信件中并没有谈及。

笔者将1928年所拍摄的大殿照片和绘制于乾隆年间的《加摹乾隆京城全图》对比之后判断，这座大殿应当就是理郡王府的正殿（俗称“银安殿”）。理由便是大殿后面露出了一座东配殿的山墙，而这座殿宇如果是寝殿的话，后面的后罩楼院落根本没有东西配殿设置，因此它只能是位于前院的正殿。

4 馆里还有智化寺藻井

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馆除了这座王府大殿，还有两件非常珍贵的建筑，其一是从北京智化寺拆走的藻井（藻井是我国古代殿堂室内顶棚中最高级的做法。古人穴居时，顶上开洞以纳光、通光、上下出入。后来出现房屋后，仍保留这一形式。其外形像个凹进的井，“井”加上藻文饰样，所以称为藻井），其二则是一间清代学者的书房。

智化寺原本有三座精美的藻井，但是在20年代至30年代有两座藻井都被寺僧盗卖，唯有藏殿的藻井留存至今。现如今万佛阁藻井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而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座，则是智化殿的藻井。

1931年，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来到北平智化寺进行考察。当时他十分期待看到这三座文献中所记载的精美的藻井。而实际的结果让他震惊：居然有两座藻井都已经不见了！他当时将此事忠实地记录于自己的考察报告中。从那时起两座藻井流失的原因和经过就成了很多国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实际的情况是智化寺在当时战乱的岁月中难以维系寺僧日常开支，再加上这里的主持和尚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因此寺僧们变着方想方设法卖掉寺庙中财产来换取钱物。而恰在此时费城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贺瑞思找到了住在智化寺不远处的一位古董商“纪三爷”，希望通过他和寺僧们交涉，购买智化寺两座藻井。而这位纪三爷为了赚钱发财，自然也乐意为美国人效力，他甚至想出了对外借口，即声称是用这些藻井的构件给自己置办寿材，于是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他们将智化寺两座藻井拆卸下来，并偷偷将这些构件运到纪三爷家里，尔后再将其以更高的价格转手给美国人，于是纪三爷最终从中赚了一大笔钞票，而两件艺术珍宝也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除了上述珍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建筑外，北京还有很多建筑或是建筑小品在民国年间流失海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东门外，有一对威武的石狮子。这对石狮子，本来位于肃亲王府门前。1900年肃亲王府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而这对石狮子则被意大利士兵看上并动用板车准备把它们运走，不想才走了几步板车便被压垮了。这只后石狮子辗转来到了奥地利使馆花园内。到了1921年，这对石狮子被一个叫做乔治克莱弗茨的英国古董商人看中，他出高价将它们运往北京火车站，由于狮子重量太大，需要“五花大绑”然后由几十个人边喊着口号边向前运送，这么大的动静一路上自然引来了很多围观的群众。之后石狮子由北京站乘坐火车前往天津港口，从这里它们被装上了货船，运往加拿大，从此昔日威武的王府守卫在异国他乡继续履行着门卫的职责。不过加拿大人对这对石狮子倒也是非常爱惜，雨雪季节他们甚至给狮子穿上外套加以保护，这也可以算是对“文物门卫”的一种特殊待遇了。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克莱弗茨还看上了清河附近的一座清代贵族墓葬。这处墓葬民间都认为是明末降清的将军祖大寿的坟墓，但实际上墓主应为其子或其孙。整个墓葬包括地宫、墓门以及石像生等建筑。克莱弗茨竟然一样不落地将它们全部运往加拿大，成为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品。

除了北京，其它如河北、山西、河南等很多省份，都有外国文物盗买势力的渗透。这些外国人以所谓的“保护文物”为借口，大量盗买甚至是直接窃走了我们的国宝。这些国宝中的大多数如今都是国外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精美的程度、复杂的工艺水准引得了很多关注的目光。但是这些文物越是在异地大放异彩，就越让我们觉得心痛。那段屈辱的历史应该被每个国人铭记。

本文部分文字译自费城艺术博物馆所出版的Painted Splendor一书，北京市第五中学外语组承担部分翻译工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