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他后来持续不断的翻译实践，使其与自由主义和左翼队伍都存在距离。在面对民族、国家之类的话题里，他的多元意识使精神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早期鲁迅受章太炎影响，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接受了世界主义的思潮。这两者在他那里交互出现，形态颇为复杂。留日时期，他借世界主义讨论民族解放之业，根底在民族自救。这里，章太炎的排满意识被其接受，同时拜伦的解放他国人民的义举被深深认同。兴汉业，保种姓，在他那里是一个主题。而那视野，是在与日本文化对比里形成的。

章太炎排满意识，有大中华的因素。但其过程也含有联合印度、越南等国家推翻帝制的梦想。联合他者，就有了超越民族主义的一面，这对后来的多元意识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排满思想在《民报》那里一直是一种主旋律。鼓动汉学的精神，驱逐外来入侵者，乃一时舆论的中心。不过鲁迅那时候发现了排满的爱国主义，可能也存在问题。他在《破恶声论》里提出了“兽性的爱国主义”。即以野蛮的方式去对待弱者，以爱国之名而行非人道之事。“兽性的爱国主义”的根底是以强凌弱，与民间的思想相违。他认为：中国的文明，“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和平，天下鲜有”。但晚清以来讲爱国主义的人，带着反和平主义的思想，倚强凌弱的思想甚浓。他警惕道，这是极为危险的倾向。

他最早注意到托尔斯泰，其实就是那种反凌辱的意识所含的暖色。这是超越国家意识的精神资源，与兽性的爱国主义相去甚远。托尔斯泰的伟大处是，“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其声亦震心曲”。

当外来资源使用越来越多的时候，鲁迅发现，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是世界主义者。这引起了他的注意。爱罗先科、罗曼·罗兰、萧伯纳，都是放眼世界的人。在对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看法就非同寻常了。罗素反对战争，甚至成为自己的祖国的敌人。这些信息给中国知识界很大的启示，中国的世界语普及和国际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鲁迅成了这些工作的积极支持者。

鲁迅对自己的文化环境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汉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但他同时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被忽略的现实。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汉族文化压抑少数民族文化，要么是外族对其他民族的侵扰。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主奴文化基础上的。没有一个多元共存的文明环境，其文明是有污点的文明。他讨论压迫的时候，对排除异己的思维方式的反感一直挥之不去。文化中的奴性，使民族与国家都处于非常态化的状态。

使鲁迅思想发生变化的是“一战”的经验。他意识到，每个民族都不易独立的发展，而且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平等、自然的关系。一战所折射的人间互利意识，在他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

1919年，在译介了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后，鲁迅发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思索。在那译文的后记里，他写道：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合并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高远东教授将这些看成“互为主体”的思想。即鲁迅精神的原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此后，鲁迅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系列文章里，表现的都是类似的意识。即在强调民族自立同时，警惕大中华主义。在反对外来入侵者时，又意识到向敌人学习的非民族主义思想。

民国之后，大汉族主义与专制意识是复杂地纠葛在一起的。国民党当局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旨在抵挡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鲁迅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问题。他与俄国文学对话以及与日本左翼作家的对话，都被对手侮辱成投降或汉奸之举。反对鲁迅的人认为，鲁迅缺少对本民族历史的尊敬。但事实是，鲁迅是通过对自己民族不光荣历史的清理，去寻找内在闪光的逻辑。《故事新编》的整体框架，折射了鲁迅的这一思想。

鲁迅曾经非常关注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他从新的历史观念里发现，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话题。比如他说唐代，就大有胡气，乃思想开放所致。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交融的过程，不是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而是“自他两利”。

互为主体的思路，使鲁迅不仅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罕见的作家，重要的是成为东亚知识分子共有的财富。韩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阶级对鲁迅的亲密感情，恰是其反奴役理论的多重空间的价值。对内，讲究民族平等，对外，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这个思路，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珍视，亚洲诸国的矛盾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冲突，其实恰是未能建立互为主体意识的缘故。

辛亥革命后，鲁迅对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增多。到了1917年前后，汉族中心的思想被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所取代。汉文化自审的问题比赞美汉文明传统更为重要。在思考中国社会的出路时，他从其他民族的遗产里发现了诸多有意义的存在，世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给了他诸多的启示。

晚年的鲁迅一直处于紧张的环境。一是政府的打压，因为他不是政府眼里的好公民。也受到左右翼势力的夹击，原因是提倡革命又反对导致新的主奴关系的革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借用了托尔斯泰的资源，也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但却诞生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在现实里却又不属于现实，其乌托邦成分与现实情怀复杂地交织起来，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多重的意象。其繁复的思维里的艺术创造，跨越了汉语思维的疆域。不仅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也在异邦引起不小的震动。以抵抗的方式而接受域外的价值思想，使他把专制主义与大中华主义与新生的国家秩序剥离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哲学。而这，恰成为其思想遗产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孙郁（学者）

本文为孙郁在近期北京召开的“中以文学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