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新雨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书稿，其中节选翻译了拜伦的诗歌。

拜伦《唐·璜》第6、7章手稿

这些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所以为国人所熟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中国杰出的译者们。精彩的原创与高质量译作之间的珠联合璧，才使得这些闻名于世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因此，在这次展览中，也展出了这些英国名作的早期中文译本，其中不乏朱生豪、朱湘、林纾、梁实秋等一批杰出译者的译著。在翻译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翻译家们也为读者留下诸多趣闻。

1 梁启超最早翻译拜伦诗歌

乔治·戈登·拜伦，即拜伦六世勋爵（勋爵是除了公爵外的英国男性贵族在普通场合使用的称呼），是一位性格张扬且颇受争议的英国诗人。他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起被视作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拜伦以其叙事诗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叙事长诗《唐·璜》。与其他文学、音乐作品中的形象不一样，拜伦笔下的唐·璜不再是一个自大、好斗、贪图女色的浪荡子。相反，他总是被女性诱骗。这首作品共有16部分，每部分被称为“章”，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在1819到1824年期间连载发表。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曾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选翻译了拜伦的诗歌《渣阿亚》以及《唐·璜》，这是中国译者对拜伦作品最早的翻译之一。彼时梁启超将拜伦称作“摆伦”；将Giaour（按，应为“异教徒”之意）译作《渣阿亚》；而将《唐·璜》（Don Juan）翻译为《端志安》，并翻译了这首作品第三章中的两节。梁启超翻译出的文本在今日看来多少有些晦涩难懂，他自己也在书中坦言：“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校。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梁启超翻译拜伦的两首诗歌意在取拜伦支持，参与希腊革命之思想和事迹，并以此激励、鼓舞当时的国人能够认可、接受变法。《新中国未来记》也在一开头便虚构了“变法运动胜利五十周年”的庆典。

其后有许多译者以《哀希腊》之题将《唐·璜》的第三章单独译出：马君武于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哀希腊》，这是《哀希腊》的首次完整译本，但是马君武采取了意译的方法，与原作有一定距离；苏曼殊则用五言古体诗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翻译；胡适则按照楚辞的形制对此诗进行了翻译；诗人查良铮（即著名九叶派诗人穆旦）也对其进行了翻译。胡适和穆旦都采用了跟原作相同的分节形式，最大程度上以中文还原了《哀希腊》。
诗人穆旦翻译了拜伦的《唐·璜》全文，穆旦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声誉更高，相较于其他译者而言，穆旦的翻译更值得关注。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用象征、借喻等形式抒发情感。实际上，九叶诗派的表现手法以及其提倡的抒情方式，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所提倡的通过意象（带有作者感情的物体）将感情传递给读者的方式十分接近。可以说，穆旦翻译的《唐·璜》最大程度还原了原作之意，将原诗作所蕴含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照顾到了中国读者，用直白的话语、具有寓意的意象表现出深邃的感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译介了拜伦的文学思想，认为拜伦“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在其另一篇作品《杂忆》（收录于文集《坟》）中也说：“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言，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另一原因，就是他帮助希腊独立。时当清朝末年，在一部分青年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是叫嚷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的总结十分精到，大抵当时从梁启超到穆旦再到鲁迅，译者们大多是为拜伦帮助希腊进行革命的举动所折服。也因当时的中国处在时代的路口，表现抗争、革命的作品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故而拜伦诗歌在那时广为流传。穆旦还翻译过《拜伦诗选》，杨德豫翻译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2 《古舟子咏》有多个译名

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于1797年夏天结识了另一位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柯勒律治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诗歌作品《古舟子咏》。诗歌最初发表在《抒情歌谣集》中（此集的大多数作品由华兹华斯撰写），柯勒律治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将他的灵感记载于皮面笔记本中，《古舟子咏》的前两句“海上悄声不可闻，魔船似箭已离弦”就可见于笔记之中。

《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在中国有多个翻译版本，各版本在题目上就有明显区别。这首诗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是由被鲁迅称为“中国济慈”的朱湘翻译的。朱湘（字子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园里著名的校园诗人，他与饶孟侃（字子理）、孙大雨（字子潜）、杨世恩（字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古舟子咏》最初被朱湘翻译为《老舟子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著名的代表作品有曹操《短歌行》、白居易《琵琶行》等）。在翻译中，朱湘在兼顾诗作原意的基础上，注重对诗意的保留以及语言的流畅，可谓一篇杰出的翻译佳作。但是，朱湘的性格狂放，不为当时世俗所容纳。1933年12月5日，朱湘在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投河身死。朱湘死后，《老舟子行》被收入《番石榴集》付梓出版。

除此之外，《老舟子行》还被多次翻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发行的《学生用英文学丛刻》就包括了单独刊行的《古舟子咏》。为方便读者阅读，全诗在正文之外加注。著名翻译家杨德豫翻译了《柯尔律治诗选》（即柯勒律治），在这本书中，他将《老水手行》和柯勒律治的另一名篇《忽必烈汗》译成汉语，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更为接近原作的读本。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还有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843年华兹华斯被封为英国的“桂冠诗人”，这一称号一直到他1850年去世。关于“桂冠诗人”的称谓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桂冠诗人”是对优秀诗人的一种称号，英国很多诗人都曾获得过这种赞誉。1668年，约翰·德莱顿成为第一位被官方任命的“桂冠诗人”，1670年他又被任命为皇室史官。1692年，这两个职务分开，不再由一人兼任。当时“桂冠诗人”的年薪定为100英镑，此后一直再未变动。

华兹华斯的姓氏在中国翻译界也有多种“版本”。建设图书馆1932年出版了《沃兹沃斯诗集》，收录了华兹华斯16首诗歌，由张则之、李香谷二人翻译。“沃兹沃斯”这种翻译更贴近诗人姓氏（Wordsworth）原有的发音，而且“Wordsworth”这一名字也给人一种专业文学从业者的即视感：words有“文章”之意，worth则有“有价值”之意。

1925年，第39期《学衡》杂志将这位诗人称为“威至威斯”。杂志登载了其作品《露西》组诗第二首的八种译文，称为《佳人处僻地诗》，贺麟、张荫麟等人翻译，译文采用了五言律诗的形式，并将原作中孤独、凄楚的西方女子形象进行再创作，使之与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佳人形象相契合。

3 林纾翻译小说译名常“剧透”

《孤女飘零记》，夏洛蒂·勃朗特著 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英文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耳熟能详，这种发端于十八世纪早期的文学形式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实践之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Jane Eyre）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小说。这部小说是作者的半自传体小说，于1847年出版，署以男性笔名“柯勒·贝尔”。周瘦鹃最早于1925年将《简·爱》译成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1935年，伍光建出版编辑本《孤女飘零记》，扩大了小说的知名度。1936年，李霁野翻译并出版了《简·爱》的完整译本。时至今日，《简·爱》在中国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译者将主人公的姓氏Eyre翻译成“爱”也暗合了小说中暗恋、婚姻的主题。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记者查尔斯·狄更斯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英国作家之一，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在中国一直备受欢迎。他的15部长篇小说以及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尼古拉斯·尼克贝》最早于1907年由林纾翻译。

林纾走上翻译之路是为了通过翻译一事排遣妻子离世的苦闷，其第一部翻译作品是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他走出消沉的困境，而一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

林纾的翻译与前文所说的诸如胡适、穆旦等翻译家都不同：那些翻译家们多是精通外语的诗人、文学家。林纾则不是，林纾是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的前清举人。虽然林纾也是有深厚中文古文修养的文学家，但是他不通外语。他的翻译作品多为与他人合作翻译。翻译的过程是合作者口述文本内容，林纾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写作。这就带来了一弊一利：弊端在于林纾的翻译很可能受到了其合作者的左右，也可能受限于合作者的水平；好处就是林纾的翻译更符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其译作更容易被接受。

林纾曾经翻译过多部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他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将狄更斯的全名译为“卻而司迭更司”，有时也简称为“迭更司”。“迭更司”有一部著名的小说《雾都孤儿》，顾名思义，讲述了一个伦敦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利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学徒生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窝等事，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而林纾则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将其名译为《贼史》。乍看之下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因为在中文中“贼”是一个极具贬义的名字。通读小说之后，便会觉得，林纾的译名已经将小说“剧透”了。

同样的“剧透”不止一次，林纾在1908年翻译了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译名也秉承了林纾的“剧透”风格。林纾将此篇译为《块肉余生述》，“块肉”即是孤儿的意思。林纾对这部小说推崇备至，在翻译完成后特意写了《块肉余生述前编》来论述狄更斯的小说结构严谨、善于描写生活的琐碎细节。林纾在文末讲述了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启发民智，使社会有所改良，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得以富强。正是这种思想后来一直支持林纾不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4 朱生豪病中翻译莎士比亚

朱生豪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手稿

威廉·莎士比亚是公认的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各类戏剧作品共有37部。在中国，莎士比亚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外国作家之一，并被人们亲切地唤作“莎翁”。

关于“莎士比亚”名字的翻译，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早在1839年，林则徐请人把《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四洲志》时，就曾提到“沙士比阿”等人，第一个正式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1879年1月18日观看了《哈姆莱特》演出后，在日记中写道：“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了“莎士比亚”，后来“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在中国广泛使用。

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一本《澥外奇谈》的书，翻译的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1904年，查尔斯以及玛丽·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被当时“不审西文”的翻译奇才林纾全部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把书名定为《吟边燕语》，其中有《鬼诏》、《蛊征》、《肉券》等，听其名就能猜出分别对应的是《哈姆莱特》、《麦克白》、《威尼斯商人》，林纾的两字译名虽难免有失偏颇，但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也在我国整本出版，1949年之前被翻译为《莎氏乐府本事》，用中国的“乐府诗”（中国最著名的两首乐府诗当属“双璧”《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来概括莎翁的戏剧作品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如今，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也是莎剧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1924年，田汉首次用白话剧本的形式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在翻译过程中，田汉力图尊重原文，《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译名也沿用至今。从译名可以看出田汉在翻译剧中两位主人公的名字时既尊重原文又试图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努力将两人的姓氏以更加中国化的方式表达，用中国的姓冠以主人公姓氏的首字，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与此相对的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翻译：曹禺将这部作品译为《柔密欧与幽丽叶》，这种翻译既兼顾了英语的发音，又在翻译提名中明白、直接地概括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也是独具匠心。这是曹禺一生翻译的唯一一部外国名剧。

田汉还是第一次用剧本形式翻译莎翁作品的译者，1921年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刊载了田汉根据日文本翻译的《哈姆雷特》，当时的译名叫作《哈孟雷特》。田汉称《哈孟雷特》一剧“为莎翁四大悲剧之冠，读Hamlet的独白，不啻读屈子《离骚》”。梁实秋也曾翻译过莎翁戏剧，他翻译的讽刺性戏喜剧《威尼斯商人》塑造了夏洛克这一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

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中，不能不提的就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他从1936年就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打破了英国牛津版按照写作年代排序的顺序，按照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类编排，自成体系。在抗日战争中，朱生豪的译稿三次被毁，又辗转流亡，但他始终坚持翻译，一生共译出莎翁戏剧三十一部半。在翻译《亨利五世》第二幕之后，朱生豪便被确诊为肺结核，卧床难起，朱生豪于1944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朱生豪曾经悲痛地表示，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贯彻“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的宗旨，译笔流畅，文辞华丽。这也是朱生豪区别于其他译者最明显之处。1947年秋，朱生豪生前翻译的稿件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为三辑出版。

5 福尔摩斯译者创造了中国的“名侦探”

《失踪的中卫》，阿瑟·柯南·道尔的手稿。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于19世纪末创造了时至今日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著名侦探角色：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角色的故事被多次改编搬上银屏，主演从小罗比特唐尼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都为观众们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伦敦地铁的贝克街（小说中福尔摩斯住所就在这条街上）一站仍然有福尔摩斯的形象画。

福尔摩斯在1896年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由翻译家张坤德首译，当时的翻译名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文章刊登于维新变法的舆论主阵地《时务报》。故事包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缉盗被戕》四篇。1899至于1915年的16年间，福尔摩斯的故事被多次翻译，作品译名也五花八门，包括《新译包探案》、《议探案》、《续译华生新探案》、《补译华生包探案》、《（唯一侦探谭）四名案》、《大复仇》、《恩仇血》、《福尔摩斯再生案》等。

1916年，影响最大是程小青和周瘦鹃等人合译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全集收录案件共44篇，将所有的福尔摩斯故事都译成了中文。全集力图忠实于原著，成为“五四运动”之前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翻译的集大成者。

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故事的过程中，对福尔摩斯心生仰慕，学习了很多侦探故事的写作方法，萌生出了创作中国的侦探故事的想法。在这样的想法之下，程小青通过函授的方式，修习了美国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与侦探学的课程，融合了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一些案件实例，终于创造出了“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在《险婚姻》、《血手印》、《断指团》等小说中，程小青设计了霍桑与包朗一对搭档，类似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但在案件的取材上，程小青着重描写旧中国社会弊病引发的凶杀案，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把凶杀与现实生活的投影结合起来，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程小青成为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更享有了“东方柯南·道尔”的盛誉。

除了英国作家外还有许多知名作家的名篇被译介到中国，例如清末严复就曾经以文言文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些翻译家认为，严复之所以采取这种翻译方法的原因是他的翻译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瞄准了当时社会的读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西方的新思想。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也在二十世纪初进入到中国，当时他的作品《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曾经根据其内容被翻译为《战地春梦》，这种翻译方法也独具匠心，arms除了“武器”之外还有“怀抱”之意，可算得上是意译中的上佳之法了。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