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征

清末光绪年间的科举考卷

自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位于北京内城东南角的贡院也成为当年学子们最受关注的地方。从明朝永乐至清朝光绪年间，先后在北京举行会试、殿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入京参加考试的举子达120万人次。

如今，贡院建筑已无遗存，只剩下一些以“贡院”为名的街道。不过众多史料中，仍有不少关于贡院以及当年科举考试的记载，依然能够感受到贡院当年的喧哗以及学子们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转折。

1 清末贡院临时搭建三千余间“号舍”

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贡院，远处小楼为明远楼，是贡院最高建筑，用于监视考生。

提及北京城的贡院，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明清时期，举行科举考试的地方。如今，贡院无存，只有一些与贡院相关的街道名。当年贡院在如今社科院一带，其大致范围东起贡院东街，西至贡院西街，北起东总布胡同，南至建国门内大街。实际上，在晚清时期，随着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不断增多，每到乡试和会试时，在贡院周边，还会搭建大量临时的“号舍”。据《天咫偶闻》记载，同治之前，每次乡试有四五千人，会试有两千余人，但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考试的人增加至一万六千人，不得不增添新的“号舍”。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会试后，清政府将京师贡院扩地增建三千间，总计约达一万六千间，才基本满足士子应试之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年少时，去古观象台附近的远房亲戚家。此前，人们早已把此处的城墙打开豁口并命名为：建国门。笔者去走亲戚那会儿，古观象台这一带的马路，依然很狭窄。在东顺城街附近，笔者看到不少大大小小的老旧水缸，和当时家家户户用的陶制黑釉水缸差不多。亲戚中的一位老者告诉笔者，这一带原先正是贡院的地盘，而这些水缸是为了防火。

由此可见，每当考试时，当年贡院的范围还是挺广的。而说起防火，不得不提贡院的历史。明永乐年间，北京贡院建立初期，考生住的都是低矮的“号舍”，共约九千多间。考生就是在低矮狭窄的小木板房里，点上蜡烛，苦思冥想，写下八股文章。因此，当时的贡院，处处是隐患。尽管在“号舍”的通道上放有很多救火用的大水缸，但贡院里着火的事件屡屡发生。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的礼部会试，因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伤亡，九十余名举子被烧死，火灾惨烈程度堪称科举史之最。这在很多史料上都有记载。《明史》卷七十记载：天顺“七年癸未试日，场屋火，死者九十余人，俱赠进士出身，改期八月会试，明年甲申三月始廷试。”尽管发生了重大事故，但一直没有引起明朝政府的重视，此后还发生了多次火灾。直到万历年间，大学生张居正提议，贡院才改成以砖瓦结构为主修筑的房间。

清代，贡院建筑规模更加庞大。不过，到了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贡院被德军占据。因为贡院被损坏，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清政府决定借河南贡院补行因庚子之变拖延三年之久的会试。1904年，又借河南贡院举办了会试。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1904年在河南贡院举办的会试，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当年殿试中，慈禧太后“钦定”的状元刘春霖也成为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位状元。

废除科举制度后，北京贡院的部分建筑被整体拆除，清政府将这些拆除的建筑材料汇总，用马车运到东皇城以里，景山东侧的马神庙沙滩一带，原规划是打算扩建京师大学堂。而贡院旧址，当时规划着盖一座西洋式建筑，作为清末新政产物之一的“资政院”的大楼。没过多久，爆发“辛亥革命”，景山东街的大学堂扩建和资政院的修建，都随着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化为泡影，遗憾的是，贡院拆除后汇总的建筑材料也下落不明。1927年，张作霖执政的北洋政府为了筹集军饷，将贡院拆除，并将物料拍卖，贡院从此荡然无迹。

如今有人会问，学子进京赶考，绝大部分都是从西南边卢沟桥进入北京城的，集中住在南城，干嘛把考试的场地贡院，选在老北京内城最东南方位的地界？有人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的统治者对学子，骨子里还是看的很轻。

其实，贡院的选址，恰恰体现了明清统治者对年轻学子寄予最真诚期望的意思。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是选址，选址里面最关注的是方位。按照中国古代建筑金木水火土的讲究，东南方是“紫气东来”的方位，紫禁城的东南角为南三所，就是太子读书的地方。所以，把贡院建在老北京城的东南角，就是比照紫禁城的太子读书的南三所位置。这里面，寄托着皇帝和朝廷对于有才年轻人的厚望。据资料记载，当时各个地方的贡院，也大多建在城市的东南方。比如南京江南贡院的前身建康贡院，当年就在建康城（南京）的东南方。

贡院的建造在当时也激活了一批产业，本来北京城里广有会馆，专门给各地来京的人士提供居所，可是，应对大批集中进京的举子，会馆力不从心。于是，老北京买卖人围绕贡院，迅速建了一批“试馆”。当年沿着齐化门（朝阳门）到东便门的东顺城街、东西裱褙胡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日报社办公楼一带），就有大量的“试馆”。

2 “五色笔”防止作弊

科举时代的小抄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京师所在地，因此北京贡院还负责承办顺天府的乡试（地方级）以及会试（中央级）。当时，北京贡院里举行的考试，要经历九天六夜，连考三场，头一场和第二场以及第三场中间都可以出来休息一个晚上，另外的六夜，就只能在自己的考试“格子”里吃、住、睡，还备好了马桶，这从根儿上封死了考生之间交头接耳和打小抄的路。

明清时期，乡试和会试的内容和时间差不多，都需要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在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场，让考生从自己的角度来评论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志向。这是取士的关键。当时，大部分举子，把宝押在头场和二场，他们对于第三场考试不大重视，认为是“空议论”。其实很多进士都是考官和皇帝从第三场的“命题作文”里识出人才的。

举子们连考三场，经历了九天六夜的苦战，交卷离开后，贡院的官员就开始忙碌。由于考卷首页有考生姓名、履历以及三代职业的填写，官员要把所有考卷的第一页折叠弥缝盖印，然后逐一编号。这时，誊录所的官员进驻，把编好号的试卷一一用朱砂墨在白宣纸上誊写。三十年前，笔者偶然在潘家园见过一份朱砂笔试卷，叫卖人说是当年科考的试卷。其实那不是试卷，试卷一律黑色墨笔书写，朱砂墨的是誊录所的誊写卷。

誊录所夜以继日地誊写，誊写完之后，誊写卷和原卷交给下一道工序：校对官员，由他们把誊写的卷子和原试卷逐字逐段校对。如果发现有误，则用黄色笔标出，提醒阅卷官员按黄色笔迹阅读。誊写校对完毕，那些原卷统一交到贡院封存，朱砂墨的誊写卷，拿给考官批阅。这样一来，作弊的可能性为零。这些经过誊写的试卷，先由闱中同考官用蓝笔圈点，认为可以推荐的，由监考御史用紫笔批阅圈点认可，这样的卷子，才能进入下一轮角逐。它们统统集中到主考官那里，主考官用黑色墨笔圈点，经过两级考官认可的考卷，才能得以“入围”，也就是“取中”。这一番经历，史称“五色笔”大关。

进北京城赶考的举子，最多一次超过万人，但能选中的也就三百名。说是三百名，也不是固定的数，有时候录取多，有时候录取少，清史记载，录取最少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只录取进士八十一人，为什么录取如此之少，史料不详。

等到录取的考卷确定，再从贡院提取这些考生的原卷，又一次进行圈点。经过统一的排名后，前十名的原卷必须进呈御览。如果考生的卷子没有进入前十名，但是三场考试中，有一张卷子突出者，这份卷子也要进呈御览。比如光绪壬辰年，江苏武进举子屠寄第三场策问试卷，为全场之冠，这份卷子也呈给皇帝。

3 殿试时王爷点纸捻为举子照明

说过贡院的考场，再接着说说只有三百人参加的“殿试”。这个殿试，其实开始并不在“殿”里，明朝的殿试，开始设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面。那时候的天安门一带，三面都是高墙，老百姓根本进不来。到了殿试的头一天，负责考试的官员摆上书桌，三百名“取中”的举子一一落座。这个考试，只有一天的时间，从日出到日落，就一份卷子。

为什么明朝在金水桥举行殿试，到了清朝，却不在这里举办殿试了呢？这源于清朝的主考官认为四月天，天安门一带风沙太大，影响考生的发挥。于是经过商议，改在太和殿前面举行。不巧的是，有几次太和殿前的殿试，又恰逢降雨。于是，到了嘉庆年间，皇上恩准，殿试改在保和殿内举行，这就是真正的“殿试”了。当时，考生可以进入保和殿考试，但有一条，不能“举烛”，也就是天擦黑必须结束。乍一听，这三百人都集中在保和殿里，既遮风又避雨还不吃砂土。但是，考生们另有难处：露天考试，虽然有种种不好，但是有一好——自然光线好，而进了大殿，因为不许举烛，光线就暗多了，遇上近视眼和老花眼的，更糟心。另外，屋子里面比外面黑得早，在大殿里面考试，时间上要比外面考试少半个钟头。围绕着殿试，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据史书记载，光绪乙丑殿试，广西临桂举子张建勋在天色已暮仍未写完，保和殿里光线已暗，他把桌子移至窗下继续书写。此时，其他二百九十九名已经交卷出殿。两班监试的王爷和大臣，头一班四个人已经散去。第二班的四位，虽然没有散，但其中一位大臣觉得此举子应该交卷，“不交就掣”（意为到时不交卷则考官过来就抽走）。不过，这位大臣的建议没得到“班头”的认可。“班头”过去看张建勋，见其面色庄严，全神贯注，又观其试卷，书写工整，字迹隽秀，判断这是位寒窗苦读的后生，心生怜意。所以“班头”就立其身旁安慰道，“不要焦急。我有一技，能令吸菸（古语，同烟）所用纸捻不速燃，然仅存两枚，我点着纸捻照你写。倘捻烬而仍未迄事，则无可如何也。”

说完，“班头”示意另外三位先撤。那三位感觉蹊跷，琢磨“班头”把大家支走是不是另有目的？于是，都不走，立在一旁静观。“班头”见状，也不撵他们，把第一个纸捻点燃，张建勋一见亮光就埋头紧写。凑巧，就在第二个纸捻燃尽的时候，张建勋把试卷最后一行写完。此时，那另外三位考官互相使着眼色，心照不宣：敢情这位是“班头”的亲枝近脉，所以他才如此尽心尽力。张建勋书毕，把卷子交给考官，道谢之后迎着暮色出殿。及至揭榜，张建勋被钦点状元。这位新科状元不忘恩人，到处打听为自己燃纸捻的考官。只是由于自己当时写卷心无旁骛，不记得考官长啥模样，他只记得那位考官头戴镶着蓝宝石的三眼花翎。后来，有人告知，那位“班头”是惠亲王之子——贝子爷奕谟，恭亲王的堂弟。状元张建勋不由得对这位贵胄心生感激。不过，据史料记载，这位贝勒爷和张建勋此后并未见面，贝勒爷奕谟施恩不求报，也传为佳话。

刚才说了，三百名举子参加殿试，第一名到第五名空着，直到最最后一天的下午才揭晓，然后从第五名开拆，倒着来，最后拆开的才是头一名：状元。由于试卷是封闭状态，谁也不知道这五份考卷的姓名。光绪年间，有一次殿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此人历来反感康有为。康有为“取中”之前，叫康祖诒，康有为是中了进士之后他自己改的名字。当时，拿出大家一致评定为第五名的考卷时，满腹经纶的徐桐已猜出这是康祖诒，因为他是从康祖诒第二场和第三场试卷中的《公羊传》策对和金石独尊汉魏的观点来判断的。

众所周知，康氏对于《公羊传》和汉魏金石最拿手。当揭出卷首页的姓名，果然是康祖诒时，徐桐刹那间失口，呼出“如何——”，下面还有两个字“是好”，老练的徐桐没有说出这两个字。由此，流传下来“康祖诒取中，大学士失口”的掌故。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到了光绪年间，科举还是相对公平的。

4 科举“枪人”故意落选只为多挣钱

说起贡院，离不开科举，说科举，离不开作弊。中国古代，管专门以作弊为生的人叫做“枪人”。科举是很严格的，除了现在人们在国家博物馆看到写满小字的“作弊衣”之外，科举场里很难互相打着掩护抄袭。但是，作弊这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于是，一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作弊者出现。这种人学问不浅，可是又不纯粹的迷恋功名，他每次进入科举试场，都是为了钱：收了钱，帮别人答题。按规定，进考场必须五人为“一伍”，互相作保。“枪人”就利用这个漏洞做文章。进考场后，“枪人”看罢试题，最快速度答好考卷，在监考同意他去厕所的时间里，瞅机会把这张答卷换给需要的考生，此考生就在这“一伍”内。回到座位后，他则另用笔体，故意再写一份很差劲的卷子交上去。

结局是“枪人”肯定落选。换作别的考生，如果落选，大多会寻死觅活甚至大病一场。但“枪人”落选，却是高高兴兴，因为他可以等待下一科，继续考试，继续挣钱。因为按当时的规矩，只要没考中，可以继续报名再考。因此，“枪人”等到下一科时，如法炮制，别人给钱，他给别人答卷，然后自己又落选，再等下一科。如此循环往复。

“枪人”能挣多少钱呢？使用他卷子的考生，如果中了，要给“枪人”三千两银子。而要他答卷的，都是农村的大户子弟，急着要讨个虚名壮壮家门。此类“枪人”，久经考场，处处门儿清，所以很会打通关节，每每得逞。也有“枪人”被识破的，浙江一位新任的考官了解到本地亦有此事，在摸清“枪人”姓甚名谁后，考官不露声色，特地留意观察“枪人”的座位。“枪人”故技重演，交了一份乱写的卷子。考试之后，考官把“枪人”那份卷子批了个“中”。这个“中”字，历来在科举考生眼里是“贵”字的上半截，落在任何人名下，都会大喜过望。可唯独落在“枪人”名下，令其痛不欲生，因为“枪人”中了之后，就不能再进考场，一年三千两银子的收成就这样没了。

（原标题：贡院与科举）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