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吾云

别小看考场上的一个错别字，语文作文中的一个错别字，可能带来1分的失误，也会让考生和完美的“满分作文”失之交臂。就拿上海来说，已经好几年没有“满分作文”了，倒不是学生作文水平欠佳，而是总有错别字当满分路上的拦路虎。上海高考作文规定，每1个错别字扣1分，因错别字扣分最高扣满3分。就算阅卷老师有心想给满分，可是作文中的错别字总是拦也拦不住，仔细一看，总能找出一两处，纵然可惜，但也无可奈何了。

当学生时，错别字让你与满分作文、心仪高校失之交臂；工作以后，错别字仍然能够让你错失机会和荣誉。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就规定，参评作品中要是有一个错别字，那就不能评一等奖；要是错误出现了两次及以上，对不起，再好的作品，也将失去评选资格。某年，某家报纸的参评作品获得一等奖，可还没公布就被拿下了，原因就是文中有三处“迁徙”，前两处都是对的，第三次却写成了“迁徒”，于是这部作品被紧急改成了二等奖，还成了因小失大的反面教材。对此，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以前在评审中对文本要求不太高，致使一部分虽有较高新闻价值但却带有文字硬伤的作品最后进入获奖名单，损害了中国新闻奖的声誉。改革就要下重典，警醒整个新闻界。

“迁徙”成了“迁徒”、“温暖”成了“温暧”，一看就是五笔输入法造成的错误；“公正”成了“公证”、“敬业奉献”成了“精液奉献”，则是拼音输入法带来的尴尬。有人把错别字的爆发归咎于电脑和技术，正是太过简单和便利的输入条件，既造成了匪夷所思的错别字，也让人在真正想书写时，提笔忘字。大概是出于代偿的心理，这几年的《中国汉字拼写大会》节目才如此火爆。如果我们说，因为汽车车速提高，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走路和跑步的机会，导致腿部肌肉萎缩，这样的论断显然是可笑的。同样，把错别字归咎于技术，恐怕是技术在为人类的懒惰、浮躁和粗心“背锅”。

相比技术而言，书写者的水平和态度才真正决定着错别字出现的频率。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曾先后执教于北大、辅仁等名校，看着虚度光阴的学子，刘半农有心无力，只好写打油诗调侃。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这首：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

在没有电脑和输入法的民国时期，不认真的学生们，照样错字连篇。1933年，刘半农参加北大招考新生阅卷。大概是“这届考生不行”，考卷里的错别字多得出奇，比如把“民不聊生”写成“民不辽生”，把“欧洲”写成“欧州”，把“昌明文化”写成“倡明文化”，把“苦恼”写成“苦脑”……刘半农在改卷之余，又作了一首打油诗：

“民不辽生”缘国难，“欧州”大战本应当；

“倡明文化”何消说？“苦脑”真该加点糖。

写了一首打油诗还不够，看见有的考生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刘半农又专门写了一首《问卷杂诗》，发表在《论语》杂志上：

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

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

讽刺学生们去了趟外国，如同下了油锅的面筋，翻滚一番，立即膨胀，外表金黄好看，实际肚里空空，并无真才实学。

对于刘半农对错别字的批评，鲁迅很不以为然，他批评刘半农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

我们不像鲁迅，生活在语言文字飞速变革的时期，哪怕把“哪里”写成“那里”，把“蝴蝶”写成“胡蝶”，把“喝彩”写成“喝采”，也能得到认可和理解。我们更不像古人，生活在一个书写还不甚规范的年代，遇到无法表达的词，随便安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身上，就成了“通假字”，比如把“早”写成“蚤”，把“抄”写成“钞”；甚至鸠占鹊巢，“通假字”反而成为了“正字”，比如“难”本来指一种鸟，现在表示“困难”，“草”本来专指一种植物的果实，现在成了茎秆柔软的植物的统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对错别字很严苛的时代，在这个无法随心所欲书写的时代，我们最好的处世方式就是：无论何时，别写错别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