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返南京。而此后，随着东北军实权人物——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少壮派军人枪杀，东北军中主和与主战两方彻底破裂。张氏父子苦心经营两代的东北军走上了土崩瓦解的结局。中国共产党极力维护的“三位一体”，也没能坚持下去。

1936年12月25日16时，周恩来正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忙着起草放蒋的文件，张学良卫士营营长孙铭九突然闯进来，劈头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恩来听了这话吃了一惊，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孙铭九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恩来埋怨道：“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随即，跳上孙铭九的汽车，赶往机场。

其实，并不是孙铭九不想提前来报信，而是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口风实在把得太紧了，就连他的搭档——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的。当天15时，杨虎城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要他过去一趟。当杨虎城到达张公馆时，蒋介石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

张学良对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我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完全归你指挥。”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杨虎城不胜错愕。他虽然勉强同意放蒋，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送他走。不过当着蒋介石的面，杨虎城也不便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只好陪他一同到机场送蒋介石。

当周恩来与孙铭九等人赶到机场时，蒋、张乘坐的飞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周恩来望着天空叹息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之所以这样火急火燎地送蒋介石走，主要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24日下午，他在金家巷办公楼召开的会议上，曾向与会人员透露出自己要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意思。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一听少帅要亲赴虎穴，都急眼了。看到下属们强烈反对，张学良森然道：“我这一招比你们想得高，这一招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张学良警告属下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许“乱说胡闹”。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慑于张学良的威严，都不敢言语了。不过，他们都对张学良贸然放蒋、而且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决定，大不以为然。

当天晚上，他们就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联名信提出：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以东，才能放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看到这封气势汹汹的来信后，宋子文大吃一惊，赶紧找张学良想办法。其实，何止张学良手下的将军们不同意放蒋，就连杨虎城也反对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

2003年宋美龄去世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布了宋子文日记。日记中记载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就放蒋问题发生的激烈争吵。据宋子文记录，杨虎城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见张学良孤注一掷，杨虎城不满地走了。

张学良与宋子文深感各方压力，甚至曾经讨论过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的可能性，但他们认为此举过于危险，最后放弃了。据宋子文日记记载，最终还是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放蒋介石回去。

不过，放蒋是放蒋，可周恩来并不同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放蒋介石走，更不同意张学良送他回南京。曾在美国拜会过张学良将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对记者说：“张学良政治上不成熟，总是把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军政大员也放了

张学良一走，他手下的东北军将领们可乱了营。25日下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正在开会讨论应该有什么保障才能放蒋。据时任第十七路军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回忆，就在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飞机声，不一会儿副司令公馆来电话说，蒋介石、宋美龄已坐飞机走了，张副司令也陪着他们一齐走了。

这个消息好似晴天霹雳，震得大家目瞪口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才捶胸顿足地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天地间竟会有这种事？”说完就往床上一躺，两手抱头，不再言语了。有人摸着自己的脑袋说：“这个吃饭的家伙长不牢了！”还有人自我解嘲：“好了，紧张了半个月，我们今晚好好打他娘的一场麻将吧!”

张学良不告而别、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动，让西安方面感到措手不及。虽然他临走时对杨虎城说三天就回来，可是到了第三天，众将领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电报，事情又起了变化。

原来，飞机一到洛阳，蒋介石就命令张学良立即发电报，让杨虎城释放困在西安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军政大员和几十架新式战斗机。

26日一早，杨虎城找到周恩来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商量对策。三人觉得，既然蒋介石都已经放走了，再扣着陈诚、卫立煌等人也没什么意义，不如索性把他们一齐放了得了。

这一决定引起了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们的强烈抗议。时任东北军政治处主任的应德田，得知此事立即和孙铭九找到杨虎城和王以哲。应德田对王以哲说：“副司令亲自送蒋走，而不放这些军政大员，是他有意扣留这些人作人质。我劝他不要送蒋去南京时，他说过：‘这里还有南京方面的十几个军政大员哩，怕什么？’可见他的用意很清楚。他不回来，这十几个人决不能放。”另一方面，张学良现在身在虎穴，他们也怀疑这封电报的真实性。

杨虎城和王以哲颇感为难。杨虎城说：“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的请柬都已经发了，再变似乎不妥。”王以哲也坚持认为，有张学良的电报在，白纸黑字，不能违抗命令。

当晚，杨虎城、王以哲等人在新城大楼大摆酒席，宴请一众军政大员。第二天下午，十几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被放回了南京。

这件事令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们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失掉了唯一能牵制蒋介石的筹码。

曾担任杨虎城秘书的米皙沉认为，东北军虽然表面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内部派系林立，既有地域之分，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早在奉军时期，就有元老派与少壮派、陆大与士官派、东北与外省籍之分，这种派系之分一直延续到东北军时期。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少壮派代表人物。应德田是留美学生，也是少壮派的灵魂人物；孙铭九一直担任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和卫队营营长，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以至于把临潼捉蒋这么大任务都交给他；苗剑秋宣传抗日救国，言论毫无顾忌，被人称为“苗疯子”。他们不但跟张学良非常亲近，也是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强力支持者。不过，这些少壮派军官普遍官阶较低，东北军的实权掌握在王以哲、何柱国等老成持重的高级将领手中。

张友坤告诉记者，东北军带有明显的私军色彩，上上下下都有浓重的“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思想。只有张学良一人能辖制住东北军。而张学良被扣后，群龙无首，东北军内部的矛盾一下子凸现出来。

少壮派们对元老派释放南京军政大员和飞机的举动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在出卖少帅，而事态随后的发展，更坚定了他们这一看法。

12月30日，张学良不但没有按约定回到西安，还传来他要受军法会审的消息。这个消息给西安方面极大震动，真所谓“奔走骇告，莫知所措”。31日，又有消息说张学良被判处十年徒刑，同时又听说蒋介石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在各种消息、传言和揣测中，迎来了1937年的元旦。

为了声援张学良，元旦期间东北军、西北军举行了一次联合大检阅。然而，抗议并没有起到丝毫作用。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特赦令发表了，但后面还附了一句：“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至于“严加管束”的时间，却没有注明。当时即便是张学良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那将是绵延一生的软禁。

甲乙方案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离陕前给杨虎城、于学忠等的手谕。

得知张学良被软禁的消息，西安上下悲愤异常。就在他们正打算拉开架势跟蒋介石的中央军开战时，南京方面的两名谈判代表——吴瀚焘、王化一带来了两个方案。

被称为甲乙两个方案是这样设计的——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张友坤告诉记者，甲案更有利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延续。乙案中，东北军移驻安徽，虽然地方比较富庶，但是“三位一体”的格局实际上被打破了，不利于三方实力的保存。

不过，当时西安方面没有心思琢磨甲乙两个方案孰优孰劣，他们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赶紧让张学良回来，只有少帅重掌大局，东北军、西北军才有希望。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都进行不下去。

于是，杨虎城派曾任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的李志刚前去谈判。李志刚临走前，杨虎城对他说，张汉卿原说三五天就可以回来的，可现在看来遥遥无期。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这次你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

李志刚、鲍文樾两位谈判代表来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才发现想说服蒋介石放了张学良比登天还难。面对二人的请求，蒋介石说：“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直到返回西安，李、鲍二人也没能见到张学良本人。西安方面不甘心，第二天又派李志刚返回南京，再次要求放张。时隔一天，李志刚又一次出现在蒋介石面前，说的还是要求释放张学良的事。蒋介石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听了蒋介石这番话，李志刚心里凉了半截。

不过，这次的奉化之行，他总算见到了张学良本人。得知西安上下都极力要求蒋介石释放自己，张学良慨叹道：“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

从此以后，蒋介石把与西安方面的交涉全权委托给了顾祝同，再也不见西安方面的代表了。

战和之间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

到底是接受南京方面的两个方案，还是索性拉开架势打一仗？西安上下莫衷一是。

东北军中，王以哲、于学忠和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主和，少壮派的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主战，而作为十七路军统帅的杨虎城则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打吧，杨虎城的部队只有5万多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前线部队最多坚持3天；不打吧，就这样看着自己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安拱手让给中央军，他又心有不甘。

此时，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杨虎城面前，他就是曾经的共产党员、1933年被认定为“托派”而开除出党的张慕陶。

1937年1月，张慕陶与徐维烈、张子奇先后来到西安。据张学良的亲信高崇民回忆，张慕陶等人一到西安就与十七路军中的许多高级军官联络密切。

张慕陶对杨虎城说，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就是错误的。共产党以为放了蒋介石，蒋介石就能抗日，这是鬼话。蒋介石是一个反动透顶且毫无信义的人，张汉卿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还把他扣起来，而且把自己接受的条件一脚踢翻。你们还不接受这个教训，还相信蒋介石能抗日吗？张、杨捉起蒋介石，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错误政策出卖了。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现在蒋介石威信还没有恢复，内部还不一致，军心还不安定，华北的韩、宋（韩复榘、宋哲元），西南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都在跃跃欲试地想倒蒋。只有趁这个时候以营救张汉卿为名，坚决打一下，才能救回张汉卿。也只有打仗，才能保得住西安。如果你接受甲案，中央军在陇海路潼关、西安一线驻十二个团，这是一把尖刀插进你的胸膛。打一下再和，打是由东北军和红军去打，十七路军坐镇西安。打胜了，把中央军打出潼关去，拔去胸中的尖刀，那时再和，安全就有了保证。打败了，东北军必崩溃，那时东北军必定一部分投红军，一部分投中央军，你也可趁机收容一部分，扩大自己的力量。

以往的史学著作，把张慕陶看作是破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始作俑者。张友坤认为，张慕陶并没有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之所以会被张慕陶的话所打动，主要是因为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申伯纯回忆，自从跟张慕陶接触过后，杨虎城明显出现主战倾向。1月25日申伯纯在部队纪念周上宣传和平解决、批评主战论后，杨虎城怒气冲冲地质问他：“谁叫你去宣传主和？”甚至为此免了申伯纯的职。

1月27日晚上，东北军少壮派的二十多名军官来到金家巷，找周恩来请愿。少壮派们表示，张学良不回来，东北军就失去中心，容易走向歧途，必须把张学良救回来，才能谈退兵的事。（下转第20版）

周恩来劝说他们，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张副司令的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也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不符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的愿望，他们也就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对国家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的前途都没有好处。

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在一起。

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引起少壮派们的共鸣。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要看着我们被蒋介石消灭？你们要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决裂。”孙铭九也跪倒在地，边哭边请红军出兵。就这样，一直闹到半夜。

看到场面不可收拾，周恩来严肃起来。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和你们不同。我到这里来，党中央并没有给我这样大的权，我个人不能决定。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陕北向中央请示，然后再给你们回答。”

眼看再耗下去也没什么结果，少壮派们才纷纷离开。

少壮派们刚走不久，杨虎城的好友南汉宸又来了。南汉宸是共产党员，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跟杨虎城相识。当年蒋介石要求杨虎城逮捕南汉宸，杨虎城拒不执行。后来，南汉宸还成了杨虎城的左膀右臂。杨南二人的感情可谓极深。

可是，这天晚上，杨虎城突然对南汉宸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的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睚眦必报，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

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们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月28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便坐汽车赶往三原县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驻地。

渭南决议

周恩来等人回到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与会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认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是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果南京继续进攻，我方也要自卫。不过，现在这个主张不能说服东北军中的左派和杨虎城。若不想与友军对立，使友军变成敌军，就只有同他们一同打。打的过程中，仍可以继续与南京谈判。

红军司令部将这个意见用电报发给了延安。当天毛泽东等人回电表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应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们得知中共的决定后，倍感激动。他们认为在主战的问题上红军是支持他们的，因此更加决心放手一搏。

1月29日，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举行军事会议。此时，东北军实权人物王以哲因患感冒转成肺炎，没能出席，会议由代理参谋长董英斌主持。

会议开始后，何柱国首先发言。他认为根据当前形势，只能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和平解决。这样可以赢得南京方面的谅解，待情况缓和后，副司令就容易回来了。而且，中央军兵力强大，就算打，东北军也打不赢。假如打败了，不但张学良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就暗淡了。况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引起内战绝不是他所愿，会使他陷于极大的痛苦中。

何柱国刚说完，应德田就起来反对。他说，现在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问题无从解决。我们也不做过高要求，只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到时候副司令愿意回南京，再走也行。

坚决要求张学良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引发战事呢？应德田认为不会。他认为蒋介石是得寸进尺、虚张声势，真打仗他是不敢的。第一，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尚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再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想趁机反蒋，如果真打起来，蒋介石就会受到全国的指责，就会垮台，所以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越软他就越凶，我们一硬他就软了。而且副司令还捎来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团结，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副司令让我们坚持，难道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一番慷慨陈词后，会场群情激昂，在场的中下级军官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当即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全体40多名军官，都签了名。

王宅会议

但作为东北军的实权人物，王以哲、何柱国不同意渭南决议。他们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开战对于东北军、全国形势和张学良的处境没有丝毫帮助。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王、何二人与少壮派已势同水火。鉴于此，他们派飞机把身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了西安。

于学忠原本是吴佩孚的部下，直到1928年才投奔到张作霖麾下。论在东北军中的资历，他甚至还不如少壮派的孙铭九深。奇怪的是，张学良一直对于学忠青眼有加。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而不是实权人物王以哲。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1933年热河抗战失利、张学良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期间，将主要部队交给当时身为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指挥。于学忠不辱使命，在张学良出国期间没把部队交给蒋介石。待张学良回国，他又原封不动地将部队交还给了张。这段经历，使张学良对于学忠格外信任。

另一种说法是，虽然当时只有王以哲的威望和实力才堪指挥东北军，但张学良已经对他产生了疑虑。张友坤告诉记者，在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老先生晚年曾流露过：“王以哲晚年有点动摇了。”这“动摇”具体何指？他没有言明，但这也许能从侧面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王以哲。

既然于学忠是张学良指定的负责人，在这个战和不定的当口，自然要让他来主持大局。

1月31日，于学忠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和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四人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会议，而少壮派人物只能在屋外旁听。

会议开始前，应德田坐在王以哲床边，再次试图说服他。王以哲温言道：“述寅（应德田的号），你不用害怕，副司令不回来不要紧。东北军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你怕什么？”当时，王以哲也许不会想到，这句话竟然让应德田对他起了杀心。

会议开始后，大家谁都不想先讲话。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说。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周恩来说完，会场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就这样拖了一个多钟头。最后，王以哲催于学忠道：“孝侯（于学忠的字），还是你说吧。”

于学忠看躲不过，才结结巴巴地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到这里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不撤兵，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有的主张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这两种主张极不一致。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可能引起战争。万一引起战争，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方面都不好。应该按照鼎芳（王以哲的字）和柱国的意见，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

一听于学忠站在自己一边，王以哲松了口气。他接着说：“我和柱国自来就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因为那样坚持，中央一定认为我们不服从命令，他们怎么能放副司令呢？那样坚持，中央一定会打我们，我们怎么能打过中央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岂不是白白牺牲吗……”

杨虎城见东北军的三个实权人物都主和，只好放弃之前主战的想法，他说：“我自来认为副司令不回来，蒋委员长的诺言还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的团结都需要副司令回来才好办。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一致认为先撤兵为好。我们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释放军政大员、放走飞机等问题上，都已跟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我们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

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主和，周恩来心里也踏实了。他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再设法营救张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们应尽力避免内战。不过你们两方面有不少人主张不撤兵，要求副司令回来。为了三方面的团结，我们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以改变原来的意见。现在，你们双方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然后再设法营救副司令，我们当然同意。”

讲话的最后，周恩来提醒两方要注意做好各自内部的团结工作，否则恐怕要出乱子。当时在场的人也许没想到，周恩来一语成谶，几天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们果然捅出一个天大的娄子。

刺王

眼看着渭南决议就这样被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推翻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恨得牙根儿痒痒，好多人痛哭流涕。用应德田的话讲，那天的气氛可以用“如丧考妣”来形容。

2月1日晚间，应德田和另一名少壮派成员、骑兵军副官处长何镜华到张公馆秘书室，找到孙铭九。到底是谁先提出来除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的？孙铭九和何镜华的记忆大相径庭。孙铭九记得是何镜华说的，何镜华坚称是孙铭九提出来的，应德田则不表态。不管是谁提的，这天晚上他们决心除掉王、何二人。 孙铭九事后回忆，当时他有些犹豫，因为做这样的惊天大案，要动用他的卫队营。看孙铭九犹豫不决，应德田和何镜华在一旁不住催促他：“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三人一直商量到凌晨1点，也没有商量出个所以然，只好悻悻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东北军少壮派的十来个人聚到孙铭九、应德田家中（二人住一个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激动。他们都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二人出卖了东北军、出卖了张学良，存心要投靠蒋介石，必须铲除王、何二人。还有人提出，把于学忠也一起杀了。不过，众人一掂量，如果把于学忠也杀了，靠他们几个毛头小子是统帅不了东北军的，还是推于学忠做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他们“打”的方针比较务实。

刺杀计划已定，孙铭九找来卫队营的营副商同昌负责执行这次任务。孙铭九指示商同昌，派第五连连长于肇中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刺杀王以哲，派第七连连长王协一带领一个排士兵刺杀何柱国。

接到命令后，于肇中非常激动。他表示王以哲是他的老师，他去过王家，非常熟悉，容易下手。于是，于肇中带领一个排的士兵乘着大卡车来到西安城粉巷胡同口。士兵们下了车，列队唱着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走到一半时，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械，而后冲进院内，把卧病在床的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后经查验，王以哲竟身中九枪。

前去刺杀何柱国的王协一却没有那么顺利。到了傍晚，王协一向孙铭九报告，何柱国一天也没有在家。原来，何柱国早就听说少壮派要对他不利，2月1日晚上便住到杨虎城家中去了。

其实，杨虎城也曾几次劝王以哲到他家避避风头，可王以哲不相信少壮派这些毛头小子敢杀他，谢绝了杨虎城的好意。没想到，当真成了枪下之鬼。

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2日这天，十七路军的宋文梅营长带来4个东北军士兵，说他们是孙铭九派来的，要接何柱国走。白志钧警惕性极高，斥责道：“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了，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宋文梅看事情败露，只好退了回去。后来，身为何柱国参谋处长的何镜华要求见何柱国，也被白志钧挡了回去。

“二二事件”之后，为了感谢杨虎城的救命之恩，何柱国给他打了一个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三位一体”瓦解

杨虎城。

少壮派杀了王以哲，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以哲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从1923年到1928年，短短五年时间，他从中尉升至中将，这种火箭式的上升，全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王以哲对张学良的感激与忠诚也可想而知。

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王以哲是最左倾的一个。张学良最初与共产党联系上，就是王以哲牵的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水电部部长的刘向三回忆，1935年10月王以哲的下属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被红军生擒。在与红军的接触中，高福源渐渐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要求回去说服自己的长官王以哲。1936年1月，王以哲成为第一位与中共接触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上世纪80年代，叶剑英元帅更进一步证实，王以哲是共产党员。

而“二二事件”的另一方，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军人，也是东北军中最热心要求抗日、思想最左倾的一批人。

王以哲将军在东北军中享有很高威望。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2月3日早晨，得到消息的前线部队立即掉转枪口向西安进发，声称要给王以哲报仇。这时，少壮派军人们才明白自己闯了大祸。

如何处置这些闯祸者，令杨虎城和周恩来大伤脑筋。于是，他们让“西北剿总”行政处处长卢广绩去问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有何打算？合计了一夜，孙铭九他们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杨虎城看到这三个方案后奚落道：“他们能自杀吗？那很好。只怕他不能吧？”周恩来则感慨：“他向我们表示要自杀，我们怎能忍心令他去死呢？”于是，2月4日下午，周恩来派人护送他们三个去了陕北云阳镇。

周恩来的做法一度被许多人认为是在袒护少壮派，甚至有人怀疑共产党是这起刺杀事件的主使者。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保护他们三人呢？张友坤说：“在捉蒋、扣蒋的问题上，少壮派立了大功，对此，共产党一直非常感念。后来，这三个人吃不了延安的苦，纷纷跑到上海，最终竟都沦落为汉奸。解放以后，共产党也没有对他们以汉奸论处。这都是念着他们促成西安事变的好。”

“二二事件”之后，本已人心涣散的东北军一下子分崩离析。渭南前线的部队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了进入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纷纷倒向南京，军长缪征流等人则表示愿意接受乙方案，调往安徽。2月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撤出西安。两天后，宋希濂率领的中央军进驻西安。中共、张学良和杨虎城苦心经营的“三位一体”分崩离析。

这个结局与张学良的被囚一起，给西安事变留下了一个伤感的结局。

来源：北京日报/黄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