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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看相机出现前文物“写真” 伯矩鬲及60余幅全形拓将亮相

2017-06-28 12:04 编辑:TF008 来源:北京晚报

大家常说,“无图无真相”。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文物爱好者、研究者,怎样见识心仪文物的真容呢?当然了,您可以把它摹绘下来,画在书页上。但是这一笔一划皆人工,难免会出现错漏之处。由此,到了晚清,一种全新的青铜器“写真”技能“上线”了,它就是全形拓。

贾文忠(左一)修复孔庙大匾

修复后的大匾

全形拓工艺自清嘉庆年间开创至今,已历经了近200年的风雨。而出身金石世家的文物修复专家贾文忠,正是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者。7月3日,60余幅贾文忠的全形拓作品将在恭王府亮相,其中不乏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山东淄博出土、迄今发现的最大长方铜镜等珍贵文物的“写真”。

照相机出现前的文物“写真”

谈到全形拓,就不得不提到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金石学。这是一门以夏、商、周以来的所有古器物,特别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人类的文化遗存以历代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该器物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等进行研究的学问。贾文忠告诉记者,北宋的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曾巩则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了“金石”一词。到了清代,金石学鼎盛,而清末到1959年前的金石学则演变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分支,不复独立存在。

那么,全形拓和金石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贾文忠说,在没有照相术的时代,对于古代金石学者而言,想要亲眼目睹古物风采并非易事。“比如青铜器中的最重要的种类——鼎,曾是无上权力的象征。一般人不曾见过它的真容,‘楚王问鼎’的故事就显示了楚庄王觊觎周室之意。”“问鼎”属于僭越的行为,可见有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之难得一见。因此,研究、喜爱金石学的古人,通常采用拓片或绘画的形式研究古物,

而拓片的真实性和逼真度又胜绘画。“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传拓技术就没有金石学。”

关于全形拓的开创,还有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据说,清嘉庆年间,苏州焦山寺有一尊青铜鼎,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好奇。有一天,寺僧六舟和尚秉烛赏鼎,发现墙上映出了鼎的影像。一时灵机一动,‘何不将铜鼎的影像拓下来,这样爱好者们不用登门也能见识铜鼎的样子了’。”一时间,全形拓的工艺在文人墨客中成了潮流,“金石学家阮元邀六舟和尚将家藏青铜器全部制成全形拓。时常拿出来以飨友人,得者无不如获至宝。”

虽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不复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存在,但传拓技艺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被广泛运用。全形拓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时期,到民国时期,周希丁将西方素描引入到全形拓中,给人以立体感,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庙堂味和全石气在全形拓中都能感受到。“民国全形拓名家首推周希丁,其徒弟傅大卣得以继承。”而贾文忠正是师从于傅大卣的传承人。

伯矩鬲全形拓片成了“国礼”

说到贾文忠全形拓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2011年6月,曾作为“国礼”赠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伯矩鬲拓片。在这次的展览中,这幅“重量级”作品也将展示在大家眼前。

2011国家文物局赴法国进行交流活动,选择什么礼物成了困扰访问团的难题。考虑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热爱中国青铜器,每次来中国访问都到博物馆看青铜器展览。于是,国家文物局委托贾文忠制作了首博“镇馆之宝”——伯矩鬲的全形拓片。并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赠送了贾文忠制作的青铜器伯矩鬲全形拓片,深得希拉克总统喜爱。

贾文忠回忆,当时经过严谨的审批流程,珍贵的伯矩鬲被从首都博物馆展厅的展柜里“借出”。“在首都博物馆的贵宾室里,我每天‘报到’,在两位工作人员的守护下,进行传拓工作。”

伯矩鬲全形拓

贾文忠介绍,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原大的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墨拓黑后揭下,这样多次拓完器物的各个部位,完成全形拓。“经过一个星期的细心工作,伯矩鬲的全形拓终于完成了。”

身为全形拓专家和青铜器修复专家的贾文忠,虽已阅重器无数了,但完成伯矩鬲这样的“国宝”的传拓,对他来说还是极有成就感的。

拓片匾额成全国孔庙复原“母本”

拓片的工艺在文物考古和修复中都能派上大用场,这一点,在贾文忠几十年的文物生涯中深有体会,他给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代自康熙帝以来,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可照列悬匾,因此孔庙大成殿共悬有清代九位皇帝题赠的匾额,分别是康熙帝题“万世师表”、雍正帝题“生民未有”、乾隆帝题“与天地参”、嘉庆帝题“圣集大成”、道光帝题“圣协时中”、咸丰帝题“德齐帱载”、同治帝题“圣神天纵”、光绪帝题“斯文在兹”、宣统帝题“中和位育”。“不过,到了民国六年,也就是1916年,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指示,将清帝匾额全部取下,改悬时任临时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书的‘道洽大同’匾。”

出身文物修复世家的贾文忠,自1979年起参加工作,在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修复、复制工作。1982年,他受命修复在清王朝结束后,曾被摘下、弃用的北京孔庙的九块大匾。当他见到这九块帝王匾额时,它们被弃置在孔庙大成殿后近70年,落满了厚厚的尘土,上面的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不全了。“拿给汽车轮胎打气的气泵将上面的泥土吹净,一旁的我却变成了‘泥猴儿’。”

除了将这些匾额清理、修补完好以外,贾文忠还为这九块7米长、3米高,每个字都1米多见方的匾额,应领导要求做了“拓片"。各地孔庙纷纷要求首博提供匾额资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拓片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派上了大用场。“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孔庙被毁的不少,许多殿前的匾额都荡然无存。为了复原这些匾额,贾文忠的帝王匾额拓片因其能完整、真实再现文物全貌,而成了参照的‘母本’。”如今,曲阜等地孔庙悬挂的大匾,全部“脱胎”于贾文忠传拓的孔庙清九帝匾额。

科班培养解决传承困境

全形拓在墨拓技艺中要求最高,境界也称最高,不仅在难度上不是轻易可以企及,摹拓对象也多是普通文物爱好者最难接触到的青铜器物。因此,从技艺开创伊始,它的传承对象就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墨客,这无形中造成了技艺传播的小众化。

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由日本传入中国,文物有了更为逼真的影像记录。在此冲击下,本就窄众的全形拓逐渐衰落,传承者日益减少。到了近代,全形拓“宗师”首推周希丁,他对全形拓技艺多有改进,在文物界有盛名,而贾文忠则是周氏及其弟子傅大卣先生一脉的继承人。

“目前,周氏一派正宗传承全形拓者,在全国总人数不足10人。”贾文忠谈到全形拓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困境时表示,其实现在全形拓作为高雅的传统工艺,也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起来。“不过,他们或用电脑制版,或木版、石板,总不能将全形拓的美表现得‘原汁原味’。”贾文忠说,全形拓韵味中最重要的古朴、庄严的“金石味儿”、“庙堂气息”,不是采用现代工艺替代可以表达的。

怎样才能让全形拓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不要在当今断了余韵呢?贾文忠首先突破了传统手艺“师带徒”的培养方式,采取科班培养的形式,率先在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考古专业开设全形拓方向。“目前,我已经带了两名全形拓方向的研究生。”贾文忠说,科班培养最大的优势在于学生不仅在技能上纯熟,更在理论上精通,文化层次上更上一层楼。“科班教育以培养‘大师’为目的,我希望学生们日后能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总结者。”

贾文忠表示,目前他正在着手准备全形拓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宜。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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