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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中关村笔记》看中关村:从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冯康谈起

2017-07-14 20:35 编辑:TF008 来源:北京晚报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一部描写中关村历史的文学作品出来了。这是我拿到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之后的第一感想。的确,这么多年来,研究、记录、回忆中关村及其历史的作品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但是称得上文学书写与历史还原把握平衡的作品不多。

作者 何殊我


《中关村笔记》,宁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关村虽然地理面积不大,在地图上不过是北京西北四环内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高楼大厦有数,川流不息的人车也有数。方寸之地却在近四十年间承载的故事却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关村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对其书写非常“不容易”。何为不容易?大概有三层意思。

其一,一般人是很少有机会也不会去触摸中关村的历史的。于大众而言,中关村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场所,里面游走的是三教九流,有着让人眼红眼绿的各类财富故事。

其二,中关村的近四十年是一层一层叠加的历史,这里面有政府改革的历史、有技术本身的历史、也有纵横交错的商业史,在历史的罅隙中,还有不少因为时代思潮催生出来的思想史。如何取舍材料?

其三在于人物地位的变化,早年间筚路蓝缕开辟事业的人物,到如今已是叱咤风云的一方诸侯,再去接近他们并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柳传志这位中国企业界“教父”级的人物,作者也是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才有了多次交流。

这些内容需要梳理大量的材料,以及各种绕不开的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这对于一个文学家的跨界写作来说,关山千万重。宁肯在后记中说,“离开了熟悉的自己,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见各种各样的人,写从未写过的文字,几乎是另一个人了。”

从哪里开始

说起中关村的历史,一般会从陈春先1980年创办“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写起。的确,开风气之先的这位物理学家,当年的这一创举既是开天辟地也是凶险无比。因为是新事物,遇到了天大的阻力,在即将锒铛入狱的时刻,受到大人物肯定,一波三折,惊涛骇浪拍面而来。很多书以此为起点叙述中关村的历史。

但《中关村笔记》另寻他路,从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冯康谈起。冯康是我国为数不多有着世界级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他对“两弹一星”研制、刘家峡水电站建设贡献颇大,独立创造的有限元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宁肯从冯康进入中关村的历史,认为冯康代表的群体“他们是现代中关村的奠基者,中关村应该记住他们。”然后,将冯康及其弟子在中关村工作生活五十年的轨迹与柳传志、陈春先、王选、王永民等的创业史放在一起书写,以一种大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关村与中科院的关系。这对于普通人了解中关村的历史来说,就有了很清晰的时间线。

众所周知,陈春先、柳传志、王汉德等人都是中科院的员工。个人之外,在中关村历史上出现的重要企业大都有中科院的背景,风云一时的“两通两海”都是有赖于中科院创办,联想至今都有中科院的股份。中关村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管理人才,中科院早年因为体制弊端输出了大量人才,后来因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也在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再从中科院扩散开,政府、高校的支持也对中关村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

脉络理清了,再讲故事就容易了

脉络理清楚了,再讲故事就容易多了。小说家的特长在于说故事,从文本来看,《中关村笔记》中描写的冯康、柳传志、王选、王辑志、王江民等人的故事熠熠生辉。宁肯以口述史的写作方法,既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体制之弊带来的人心思变——比如倪光南下海,主因就在于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层层上报,给发个奖就完了,从来不能应用于生产实践,不想这么“坐监”下去,于是便有了汉卡的故事;也呈现了创业维艰的过程——联想创业初期的不容易,柳传志等人蹬三轮送货,买彩电被骗等事,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柳传志处理桀骜不驯的孙宏斌的事情,都淋漓尽致;还对未来做了概览,中关村的生命是流动的,除了前三十年板上钉钉的历史以外,宁肯还将笔触伸及了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变革,对于自动驾驶、车库咖啡、共享经济都做了勾勒,虽不及其他部分出彩,倒也可读。

宁肯的叙述有自己的视野和独特性,他在这本书里面的谋篇布局称得上创造性,每篇故事之后都有一篇手记,十九个历史片段,十九篇手记,最后还有中关村的编年简史和人物志。在写作中,他在旁观者、记录者和参与者的几个身份之间来回转换,不但记录下了讲述者的口中所言,还有一个相对冷静的态度来思考。更为有意思的是,他在行文中还穿插了自己的经历,比如从1995年即成为最早的网民之一,从瀛海威混迹到新浪。代表作《蒙面之城》被文学杂志拒稿以后,发表在新浪上面,月点击量高达50万次,要知道2000年的中国网民总数也不过区区两千万出头,而且当时中国的网络文学的萌芽还未破土。这个成绩,于今日可以换算了几千万点击数。先锋小说家自有其先锋之处。

找回文学之外的感觉

读这书的时候我脑中一直闪回的是《中国的新革命》《联想风云》《浪潮之巅》《硅谷百年史》等书,《中关村笔记》是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作者遴取的故事之外,中关村的历史如何解读?宁肯说自己的这次写作是跳出文学之外来看文学,我们也需要跳出《中关村笔记》来看中关村。

与硅谷不一样,硅谷依赖于军事技术的商业化和政府、高校的合力孵化,而中关村早期更多是一种挣脱体制的商业上的成功,可以理解为是对硅谷模式的搬运。《中关村笔记》中也对此有详细阐述,比如联想早期的微机生意,即使有了汉卡也是对国外机器的二次加工,再比如王志东的中文之星,就是对国外操作系统的汉化而已。近者如车库咖啡、自动驾驶、共享经济也都是早年间对硅谷的参考。煌煌如BAT,即使体量站到全球前列,也是电商、社交等成熟模式的成功。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在今日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商业模式成功的特点。

中关村的历史,称得上史诗。但是史诗的篇章并不全是成功、掌声与鲜花,《荷马史诗》里面奥德修斯曾经遭遇多种失败,但也不妨碍他成为英雄。中关村近四十年的历史遭遇的困境和随着浪潮沉浮成为历史弃儿的人也不在少数。另外,中关村三教九流比比皆是,大人物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上,进城的农民、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不甘寂寞的小镇居民等等这些“蚂蚁雄兵”才让中关村流动了起来。与他们而言,历史不过穿衣吃饭,再先进的技术也可以摆摊成为农产品一样进行交易,正因为他们才构筑了中关村大厦的一砖一瓦。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小人物在此游走,办假证、卖盗版光碟、送快递……就像徐则臣在《跑步穿过中关村》里面塑造的敦煌、夏小容等人。

《中关村笔记》之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字来关注到这两个群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关村笔记》应用的是口述史写作方法,不可避免会有讲述者的“现实扭曲力场”出现。像滴滴出行的部分,就与现在诸多的新闻媒体报道不一,而书中呈现的内容也有不少地方与程维本人在其他场合的讲述不一致。对于创办滴滴的初衷,不再说是天安门广场打不到车,转而描述为杭州开会遇大雨迟到和在王府井苦等三个小时在机场打不到车的亲戚。其他内容中,也许是处于为尊者讳的考虑也许是作者其他考虑,不少在中关村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大历史并未呈现。好在,笔记这一文体,本身就有很大的灵活性。

于宁肯而言,这次写作应该是一次带有探险性质的写作尝试,“让我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成了一个记录者和沉思者。“而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著名的马诺里的回答,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发展已有近四十年历史,网民有了七亿多,但是代表主流话语体系的传统文学却鲜有关注,这方面,《中关村笔记》算是开风气之先。期待更多记录、解读中关村历史的佳作出现。

宁肯:为什么要写中关村?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儿。”这是著名的马诺里的回答,一个登山家的回答,所以著名是因为听上去像句废话,什么也没回答。为什么要写中关村?想来想去,我发现我的回答也类似,因为它在那儿。

2015年我开始频繁走近它,穿越它。这之前,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我在一本书的边上写道:“再次走出文学,像又上一次大学,在飞往武夷山的飞机上开始了。”那是2015年4月21日,我在飞机上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一本写硅谷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这样的书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特别是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这样的阅读简直如天壤之别。卡夫卡或卡尔维诺与硅谷有什么关系?(其实或许真的有些关系。)但是,2015年,我突然想改变自己。一个人在某种尽头待的时间久了,就想在另一种尽头解脱。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浸透了,浑身都是敏感。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走出文学,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5年之后返回文坛我曾写下《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一文,谈及“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让我获益匪浅”。此后我连续写了5部长篇小说,又变成了一个传统的文人。

我在飞机上写道:“当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如硅谷世界,你再次发现文学的边界,你站在界外看文学,又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因为山在那儿,中关村在那儿,我要读一种完全不同的书,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读《这里改变世界》。这书在最后竟然谈到了中关村,那时我开了一个关于中关村的书单还没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拿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当然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进行了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道:“对于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国际舆论的观点并不一致……中关村自身的一些短板,比如这里的移民人才较少,限制了它与硅谷竞争的实力……联想超过惠普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厂商,这是几个世纪来中国首次在科技产业中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关村生力军对阵硅谷老牌明星的一次胜利,不过硅谷的领先优势已转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战胜的只是过去的硅谷,并非未来的硅谷。”读这些话与我过去的阅读实在完全不同,完全是两个语境,但也在重构着我,我要的就是这样。当我读到“在硅谷的创业者中,中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更为惊讶,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说:“创业最活跃的人群是在55至64岁之间。”2015年我正好56岁。

其实,很多时候,质疑比肯定往往更有意味,更能看出某种东西,比如中关村在世界上的分量。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对中关村的评价说实话比我高,那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在争论中关村是否已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中关村已是世界三大科技创新中心之一。那时我只是觉得中关村作为北京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改变了中国,它在那儿,像山对登山家一样,对我构成了挑战。如果我要改变自己,跳出文学,中关村再合适不过。连带着我也必然先要了解硅谷,了解硅谷的雅虎、谷歌、思科、苹果、甲骨文,从更远的地方看文学,看小说,看文学和世界的关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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