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旧照

这幅画描绘的是乾隆时期运送河南、山东、湖广、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省份漕粮抵达北京通州时的繁忙景象。画面以手卷的形式，横轴长幅，从南向北，再由东向西，一一展开。以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撷取漕粮抵达北京通州后各个场面的画面，使整幅画构成一个整体，繁而不乱，结构严谨，反映了乾隆盛世社会物质的丰盛。这幅画的写实性很强，每一个场面都有具体的根据，它有着《漕运全书》等政书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是一部有关清代漕运的图像史书。

此画曾一度也被认为是反映天津三岔口漕运景色，曾写就《北京漕运和仓场》、《中国运河史》的北京学者于德源先生在此文中对此说法做了回应。

漕运旧照

画之策划者冯应榴，与纪晓岚为至交

说到《潞河督运图卷》，就不能不提到产生这幅画的策划者，这就是清代著名文人冯应榴。冯应榴字贻曾，号星实，又号踵息居士，嘉兴桐乡人。这里是明清以来浙东学派的发源地之一，学风甚盛，代出有人。乾隆时期有一年全国中进士120余名，仅桐乡一县就占24名之多。冯应榴的父亲冯浩是乾隆元年（1736年）中举，十三年（1748年）中进士。其弟冯集梧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举，次年（1781年）中进士。他本人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举，次年（1761年）中进士。特别是乾隆五十四年（1715年），他以鸿胪寺卿充山东正考官，其弟冯集梧同时以翰林院编修充云南正考官，“兄弟同科同差，实为一邑盛事”（《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一《选举表》）。冯应榴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四川学政，先后出任湖北、山东、京师顺天府的考官或副考官，又累迁至吏部郎中、御史、通政司参议、鸿胪寺卿、江西布政使。史称冯应榴“为人沉毅有智识，才情飚发，审几立断”，“宅心仁厚，遇事敢言”，曾多次平反冤狱，这就难免得罪官场中人。他任四川学政时，因替受到不公正处罚的士子申辩，受到降级处分；后任江西布政使时，又因据实报告灾情、打击当地贪官污吏，而被找借口因江西巡抚一案牵连，被罢职，部议流戍台湾，但被乾隆皇帝恩准纳金赎罪，于是又重新任御史、鸿胪寺卿，“计历仕途三十年，再蹶再起”，后以父母年老，陈情归乡，嘉庆五年（1800年）卒于家乡（《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下?宦绩》）。

冯应榴与清代名士纪晓岚是好友。纪晓岚记述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夏之际，北京地区暴发了一场大疫，从记述的情况来看，应是鼠疫。纪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说：“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鸿胪寺官员冯应榴的小妾染病后，屡治不愈，于是延请家乡桐城名医余某到京医治。余某检查了病情后，在药方中添加了大量石膏。小妾本来已经濒临死亡，呼吸将绝，但在服下余姓医生的药后竟然起死回生，逐渐痊愈。有学者指出，纪氏所说的桐城余姓医生即清代有名的余霖（字师愚）。他与冯应榴是桐城同乡，故应冯氏的邀请，到京行医。他在这场瘟疫中，运用自己独特的医术，救活了不少病人。由于余霖的医学贡献，在这场鼠疫瘟疫中北京居民大大减少了死亡。

为什么要请人画这幅画？

清代，北京掌管分布在京城和通州的京、通两仓的最高机构是仓场总督衙门，其下有北京大通桥监督（在北京东便门外）和通州坐粮厅。前者负责检查从通州经过通惠河五闸运来的漕粮，并分配到分布在东直门、朝阳门内外的京师十三仓贮存；后者驻通州，负责从南边北上的各路漕船顺利抵达通州和漕粮的检查，以及自天津至通州的北运河道畅通，可谓事繁任重。清朝政府规定，通州坐粮厅郎中由京师各部的郎中官中挑选充任，每任二年，事毕仍回原部任事。冯应榴就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吏部考功郎中的官职出任通州坐粮厅郎中的差使，四十三年（1778年）卸任。《潞河督运图卷》是乾隆四十一年各路漕船进京，通州潞河（今潮白河）上帆樯林立，漕船往来不绝时，他特意请镇江画家江萱创作的。这是因为，一则他是江南人氏，看到通州运河上的情景不禁会联想到家乡的风景，产生思乡之情；二则也是他看到天下粮食富足，千里迢迢运到北京的不易，从而想到为官者的责任和自律。

这幅画完成以后，冯应榴在后面写下一篇有关这幅画的长跋。《光绪顺天府志》卷五十六《经政志三?漕运》将这段文字全文转录下来。其云：“冯应榴自书潞河督运图后：‘此余于乾隆丙申（1776年）以考功郎中奉使坐粮时，倩京口江萱所绘潞河督运图也。图中往来船舫，系于运者十之八九，其一二瓜皮艇，则稽察征榷之用，坐粮使者所兼司也。漕艘之中，植两樯，而扬帆捩舵，衔尾以进，或已泊如鳞比者，为重运（按，指运粮而来的漕船）；卷帆抽舵，以尾推行者，为回空（按，指卸完漕粮归去的空漕船）。回空必让重运先行，违者有罚。以布袋盛米麦黍豆于船，船约百余袋，袋各一石，无蓬窗而以篙徐进者，为剥载（按，‘剥’同‘驳’）。坐粮之运役曰经纪，曰车户者司之。盖潞河水浅舟多，不能齐达坝下，故别以船剥坝，有石有土，石坝在[通州]北门外，通州州判掌之，有楼曰大光，义取损上以益下也。满、汉仓场侍郎暨坐粮者，恒于斯茇憇凭眺焉。坝前为潞河，后即通惠河。隔潞河三四丈许，幅旁樯斿小露者（于按，这是说画幅边上有些只画出了樯桅杆的船是已抵达石坝的云云，然而实际上图上并没有画出石坝。古人作画，其实还是重在写意，并不在实际），是已运十三京仓之漕抵石坝，由大光楼下，背负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数万人。通惠每闸有船，亦经纪司之。过闸负运者，谓之水脚，并隶使者所辖。至大通桥以上，则监督之职矣。石坝之北有浮桥，为榷税十三口之一（这句的意思是？于按，这是说，该处是崇文门税务总局隶下的京师官方收税的十三处机构之一，通州这处原名叫竹木场。税口即税关）。近[通州]东门者为土坝，州同兼掌之（按，州同是官职名称，即知州的副手）。运通州西（按，在新城中）、中仓（在旧城中）之漕，由坝而入城河，舟运至旧[城]南门者，贮中仓；新[城]南门者，贮西仓。城以内皆车运，故司事之役，总曰车户（于按，漕粮抵通州和北京时，有些短途需要用马车，于是需要征用车辆，成为一种固定的差役。由于车户从漕粮倒运中可以牟取厚利，所以这份差役多被权势户垄断。车户只是在册编役，提供车辆马匹，雇人驾车，并领取车银，本人并不劳作）。他政均与石坝相类。至中流饱帆而放棹者，即余官船（这是冯应骝自述，称画中那艘涨满船帆，水手全力划船的船，就是我坐的往来检查漕粮的官船）。每漕艘抵通，使者日乘舟往验其高下，乃分坐于各仓，并以时赴津门督催之。小舟飞浆，捧盘来迎余舟者，即取验之粮；以粮散盛于舟，尾漕艘而行者，杨村官给之剥载也。形如虡业，系绳于端，牵岸上者曰刮板，牵之

者曰浅夫，负柳枝行者为标夫。潞河沙易胶壅，非疏浚可施，惟时刮沙，俾随水去，无阻运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辄无益而止。又河之深浅无定，必以柳枝标识，浅处使漕艘望知避焉。夫漕，为理财之一端（于按，国家的财政有征收赋税、商税、印钞、专卖等等，漕粮只是其中之一）；坐粮，司漕之一职耳（于按，而通州坐粮厅又只不过是从南到北漕粮运输过程中的一个部门而已）。顾粗举规制，百不罄一，已繁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数千里，以挽纳神仓者乎？司漕诸君子，苟不以爱民恤丁、洁其身奉职为念，其何以副朝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览斯图者，当亦有感于余言矣。戊戌（1778年）春仲，瓜代旋京，将以索能文者题咏，因先自书其后。’”

细解督运图，是通州而非天津三岔口景色

在这里，我们结合画面和清朝通州坐粮厅（简称通粮厅）的职掌，略作解释：通州坐粮厅管辖的人员在通州有催粮官、石、土两坝的官员、经纪、车户、船户、各种役夫（例如疏浚河道的浅夫和标夫，各闸闸夫）；在通州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之间的通惠河上，有通流闸官（闸在通州城内）、庆丰闸官（闸在今北京东便门以东的二闸），以及河上五闸的闸夫、水脚（即扛夫）。

由于漕船体大沉重，明、清时期除个别涨水时节，一般不能直接到达通州城下，只好在今武清杨村将粮食装袋，分装在平底小驳船上，每船百石，再转运到通州城。为此，坐粮厅在杨村准备了2000—2500只驳船，专供漕粮驳运使用。如果将该长卷画面分为三等份的话，卷首前半部分是杨村一带，装满漕粮北上的各省漕船鼓帆而来，已经卸载完毕的漕船卷帆而去或停泊在岸边。虽然画面上没有漕粮换载驳船的场面，但可以看到撑篙无篷的小船，这就是驳船。早在元、明时期，通州粮仓的规模就一直超过北京城的京仓，明代有部分粮仓建在城外西南，后来为了便于防守，就在通州城外西南隅靠着旧城又增建了新城。这样一直到清代、民国，通州城始终是新、旧两部分组成。卷首后半部分是驳船抵达通州旧城东门外土坝的情景，停在岸边的装着一袋袋粮食的就是驳船，陆地上的粮囤群象征着通州仓。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运河和通州仓之间还隔着一道护城河和城墙。漕粮从运河驳船上卸下后，还要用车从东边的运河运到西边的通州护城河的驳船上，然后绕护城河分别抵达通州新、旧城南门外，再重新装车运到中仓（在旧城南门内）、西仓（在新城南门内）。至于运到北京的漕粮，过程更为复杂。首先驳船要绕到通州城北的石坝（在通州北门外1里），这就是画面的中部和卷尾的情景。运河驳船在石坝东由水脚将一袋袋的漕粮扛到石坝西的石坝驳船上去，这样漕粮就由外河（北运河）进入里河（通惠河），以下向西先后经过普济、平下（今花园闸）、平上（今高碑店闸）、庆丰（今二闸）各闸，抵达北京大通桥下。经过大通桥监督再次检查粮食质量后，分拨到北京城东十三仓贮存。当然，无论进通仓还是进京仓的漕粮，在通州都首先要经过坐粮厅的检查，然后才能卸载或转驳到里河。该画面只到石坝为止，卷尾象征性的画了几只通惠河驳船。

这是因为，冯应榴请江萱作画时既然命题为《潞河督运图》，自然范围就只限于通州，而且内容也放在“督运”二字上，主要反映通州坐粮厅官员的活动。因此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头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和船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冯应榴所谓的“中流饱帆而放棹者，即余官船”。其实如冯氏所说，将进京漕粮从外河驳船扛运到里河驳船而“入通惠[的水脚]，肩踵相接，日数万人”。更遑论还有各省漕船上的水手、驳船船夫、运粮的车夫，等等。不过，这些就是画面所无法全部容纳的了。

不过，天津地方人士也有人认为该图描绘的是天津三岔口的景色。2007年天津市河北区沿北运河修了一座御河园，将《潞河督运图》制成浮雕墙，成为一景。这就难免引起争议。2008年杨先生等几名通州居民耗费9个月，将清代画家江萱的《潞河督运图卷》雕刻在7米长的大理石上，并准备将其捐给正在筹备中的运河博物馆。我认为，考虑到道光五年（1835年）清朝实行海运，天津才成为海船北上的终点码头。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清朝政府才开始命工部尚书和汉仓场侍郎（即汉仓场总督）前往天津验收江、浙二省海运漕米，户部右侍郎和满仓场侍郎（即满仓场总督）往通州办理验收河运漕粮事宜。所以这幅乾隆时期的潞河督运图还应是反映通州一带的情形才对。（于德源）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