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田

《女史箴图》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英军上尉带到英国，此后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本文作者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

没过多久，《女史箴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由于《女史箴图》是古老的绢画，质地脆弱，每次展出的时间非常短。笔者日前特意造访大英博物馆，一睹芳容。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堪称欧洲第一。在这些中国文物中，最珍贵的非《女史箴图》莫属。北宋米芾收藏过此画，千百年以来，更是被历代帝王精心收藏，金章宗还在画卷上写下《女史箴》原文，最后乾隆皇帝将它收入内府。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这幅上古之作就此流落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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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史箴》画成“连环画”

《女史箴图》相传为东晋顾恺之（348-409）所作，有人认为是唐摹本，还有其他的说法。无可争议的是，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人物画，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名作。画卷的内容来自于西晋文学家张华（232-300）的文章《女史箴》，女史是女官的名称，也泛指有知识的女性，箴是一种文体，以规劝和告诫为内容。

西晋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259-307）智力低下，朝政被皇后贾南风（257-300）把持，贾南风生性善妒而暴戾，残害忠良。张华知道这样迟早要出事，于是写下340字的《女史箴》。文章称赞历代后妃的德行，告诫贾南风要收敛小心，“物无盛而不衰”。但是贾南风毫不理会，反而谋害太子，终于导致天下大乱。

西晋虽亡，但是张华的《女史箴》流传很广，是后世宫廷女子必读的文章。《女史箴图》，其实就是《女史箴》的“连环画”。原文十二节，全画也有十二段，大英博物馆的古本只留下后面九段，现全长348.2厘米，高24.8厘米。故宫另有一幅完整的宋代白描摹本，虽然画工上不如这版，但还能看到前三段是什么样子。

如今，《女史箴图》静静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特殊设计的展厅里，人们也得以见其全貌。

《女史箴图》一开始，对应文章中的举例部分，都是从春秋到西汉时期贤德后妃的故事。有春秋时期樊姬为劝楚庄王不要沉溺于狩猎而不食鲜禽的故事；有卫姬不听郑卫淫乐，以感化齐桓公的故事；有汉元帝婕妤冯媛不顾个人安危，以身护住皇帝避免黑熊攻击的故事；还有班婕妤拒绝和汉成帝同辇，劝皇帝以国家大事为重的故事。

之后的画面都是文章中说理的部分，所以作者用了一段狩猎山景，还有后妃生活场景来作为文章的插图。比如原文说“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画面上就是两名女子在梳妆打扮，总之都是相关的场景。把说理的东西画成连环画，作者是用了很多心思的。

《女史箴图》是上古名绘，自北宋米芾收藏以来，千年之间传承有序，上面有历代帝王和名家的藏印，还有金章宗完颜璟御笔的《女史箴》原文，最后被乾隆皇帝收入内府，不过估计乾隆收藏的时候，《女史箴图》已经只剩九段了。一千多年的时间，让这幅古画变得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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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5英镑买下最初无人会修复

这幅珍贵的画作历来是秘藏之物，为什么会进入大英博物馆呢？那是1903年的事。英军上尉克拉伦斯·约翰逊（1870-1937）拿着《女史箴图》的卷轴到了大英博物馆，希望鉴定卷轴上玉扣的价值。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悉尼·科尔文意识到这个画卷非同寻常，于是用25英镑的价格将其购买了下来，用于研究和展示。当时中国本土还没有面向公众的书画展示，所以《女史箴图》也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国画作。

而约翰逊上尉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呢？据约翰逊上尉自己说，是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的时候，在北京救助了一位女士，女士将这幅画作为回礼送给了他。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只怕是无法考证了，很多学者认为是他在驻扎颐和园的时候私自盗走的。民间流传的《女史箴图》出于圆明园的说法，应是受了电影情节的影响，并不真实。

大英博物馆获得《女史箴图》之后，一直试图将其修复，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女史箴图》本来就是一千数百年前的高古之物，1903年更是距乾隆朝最后的修复有一百多年，保存状况令人堪忧，当时馆员对之的记录是：“又旧又烂，有古代修复的痕迹”、“画作中的一段，是描述一家人的一段，损毁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拍照时显示不出画面。”

雪上加霜的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公众知道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如此珍贵的文物，都希望能亲眼看到。而当时大英博物馆并不清楚古代中国绘画应该如何更好地保存及展示，于是《女史箴图》经常被打开和卷起，这导致画面受损更加严重。相比之下，现在我国故宫对古画的展示要间隔三年以上。

中国绘画的保护和处理是一项极其专业的工作，而且为卷轴画装裱的工艺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人们使用古代传下来的复杂方式，可以最好地保护写在纸和丝绸上的绘画和书法。然而在1983年以前，整个欧洲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更没有相关的装裱材料，如何修复《女史箴图》成了大英博物馆文物修复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当时大英博物馆能接触到的东亚文物专家只有日本人。日本明治时期，最常见的古画装裱方式是把画裁成一段一段的，铺在丝绸上，然后装裱在木质的镶板里，这个方法来自于日本古代的折屏。日本最珍贵的平安时代古画《源氏物语绘卷》就被这么装裱进了一个个木质画框里。

在20世纪初的英国文物学者看来，日式装裱似乎正好可以让《女史箴图》不用被反复地打开和卷起，所以从1914年开始，李特约翰（当时大英博物馆素描和绘画部首席修复师）和漆原由次郎（日本艺术家）对《女史箴图》做了重新装裱，他们留下了画卷和下面第一层绵纸里衬，在底下垫了两层最好的日本和纸，然后将画附在了杉木板上。装裱虽然完成了，但是长卷也被截断了，古代的《女史箴图》成了一段，而历代题跋印章，包括金章宗和乾隆的题字，成了另一段。前些年再度修复的时候，专家们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把《女史箴图》恢复成卷轴，最后认为还是不要大动干戈，所以到现在长卷也是分开的。

2014年春天，《女史箴图》被重新装裱，这时候大英博物馆已经从上海博物馆请了优秀的书画修复专家邱锦仙老师，而且当今的科技也和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女史箴图》不但被完好地装裱，而且在徕卡手术显微镜的帮助下，所有的脆弱区域都用了混合无蛋白淀粉等材料进行保护，之后两段画卷被放进了特制的展柜用于展示和保存。据邱锦仙老师说，《女史箴图》的装裱是不可逆的，一百年内不会有问题，一百年以后就要视保存情况而定了。

古代有机物画作很怕光照，大量光子的轰击对画面影响很大，所以很多古画都在不可逆地逐渐变暗褪色。大英博物馆展示《女史箴图》的95A展厅是特殊设计的，室内的照明昏暗，光由投射仪通过聚合物光纤系统提供，画作和题跋都被深色的防护罩围着。这样一来，画作上的光可以保持在大约40勒克斯（光照度单位），这样能保证良好的参观条件。根据计算，《女史箴图》每年接受的光照不能超过30000勒克斯，所以展出的时间非常有限，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的话，多数时候是看不到的。

3 画作年代众说纷纭

《女史箴图》的保存对文物专家是一大考验，另一个考验的是如何验明其正身，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年代出于谁人之手，不然大家都知道它是艺术史上的杰作，但是年代没人说得清。

经过多方考证，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女史箴图》应该不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首先画家的款识签名是后填的，当年这幅画是北宋米芾的藏品，被著入《画史》一书。据日本学者古原宏伸考证，《女史箴图》是《画史》所载中仅存的画作。米芾著录名画，一定要写明款识，但是这幅没有，这说明他得到这幅画的时候，上面没有写名字，然而加上了画圣的名字，就让《女史箴图》身价倍增了。光加个名字还不够，米芾还在《女史箴图》上面加盖了仿造唐朝“弘文之印”的假印。可见这画的源流说法都是来自米芾，没有相互论证的材料。
第二，《女史箴图》是讽谏西晋皇后贾南风的作品，顾恺之身处东晋，朝代还是晋朝，当朝的东西说起来总是有顾忌的。而且东晋朝廷没有后宫干政的问题，这画不知道是要给谁看的，顾恺之完全没有理由画这样的画。

那这幅画是什么年代的呢？这个可以有好几个判断方式。首先从画风上去判断，《女史箴图》上面有一段山景，画的是一座山，山上有兔子、老虎、鹿和雉鸡，山下是一个手持弩机，准备发射的武士。这段画面是一个比喻，说事物总会变化。这个山的画法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绘画技巧，汉朝人画山和宋朝人画山是完全不同的。《女史箴图》的山有了全局的构思，这是很先进的画法，超过了敦煌壁画中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山水作品，河南邓县出土南朝初期《商山四皓》画像砖上面的山，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构思，可见其绘画年代至少是南北朝中期往后了。

然而到了南北朝末期和隋朝，画山水的技术又超过了《女史箴图》，比如四川成都出土的公元533年左右的经变浮雕，还有故宫藏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可能是北宋摹本），画面上山川人物比例协调，而《女史箴图》上人物、山、动物的比例都不一致，说明那时候还没有掌握正确的绘画比例。可见《女史箴图》的年代也是在南北朝晚期之前。

《女史箴图》最可能问世的年代，是北魏（南北朝第一个朝代）中后期。北魏的后宫干政是非常严重的，皇帝和太后经常并称二圣，太后垂帘听政是常有的事。为了减少后宫干政的风险，生了太子的后妃常要被处死，有时皇帝都救不下来。此外各种后宫“失德”的事情也层出不穷。由于渴望政局稳定，北魏流行画贤德女子，山西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484年），画的就是《列女贤图》，风格内容和《女史箴图》非常相似。古代宫廷里有把文章绘制成连环画用于教学的习惯，台北故宫就收藏了明清皇家的教育连环画《帝鉴图说》。北魏后宫常出问题，皇帝下令绘制《女史箴图》用于教化，是合情合理的。

在笔者看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应该是南北朝中期的作品，但它不是第一版的原作。原因在于这个版本的工艺和绘画技法实在太老，是南北朝中期的风格。如果是后世的摹本，难免会加入后人的影子。古人的摹本不是照片影印，而是一个漫长的绘制过程，所以摹绘者的绘画技巧和时代风格会不可避免掺杂进来，像故宫藏的《女史箴图》一看就是后世摹的。然而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完全看不到南北朝之后的时代印记，这说明它的绘制年代可能就是南北朝。具体而言可能是在494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绘制的。因为古人画古代人物，不会去做考古调查，而是直接画当时的人物样貌。《女史箴图》里面的人物服饰古韵十足，毫无五胡影响，不似南北朝，倒像是两汉，应该是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的风情。

但《女史箴图》也不是原作，应该是一件副本。《女史箴图》的教育对象并非是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后宫众妃，甚至包括太后太妃乃至于太子妃，所以应该是绘制一批相同的图画再发给各人。说它是副本的证据也是那座山景，绘制的时候笔法不是特别连贯，作者似乎有所参考，画了几笔之后要去看一看母本。不过这里面肯定也有作者的再创作，在人物画像上，作者的游丝描法非常熟练，气韵古朴，人物生动，是难得的佳作。

总之，《女史箴图》承载了一千多年前独特的风貌，它的艺术价值不可估量，如何把它保存下去，并如何更深地挖掘其蕴藏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未来学者的重任。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