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阎步克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势力两方面。所谓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权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所谓政治势力，指不同群体、集团、阶层、阶级的相互关系。前一个牵涉到“制”，后一个牵涉到“人”，两者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

由此，作者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其间，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阎步克认为，周代是封建制、贵族制，战国秦汉的巨大政治转型，在制度上，就是君权、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创立；在势力方面，是军功阶层、文吏、士人三种新兴力量的崛起。秦代的政治制度，是法家和文吏之功，儒生群体则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魏晋以下，士人与氏族发展，造成了士庶对立。东晋还一度出现门阀政治，皇权低落。而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的文化氏族与北朝的军功贵族的竞争史。阎步克先生的老师田余庆先生认为，南朝皇权重振的动力来自次等氏族，阎步克先生补充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江左次等氏族重振皇权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大。

此外，政治文化也是本书叙述主线。作为文明古国，战国诸子发展出各种政治学说，之后法、道、儒、玄竞起。以周礼为名的典章制度文化，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引发了各种制度复古的努力，阎步克称之为“古礼复兴运动”，其荦荦大端首推王莽变法、北周改制。秦汉几个世纪统一大帝国的显赫治绩，在魏晋南北朝也构成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维系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十几万字的篇幅，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阎步克先生对历史脉络的把握能力，显示了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举重若轻。

北师大教授王子今的《王霸之道：礼法并重的政治制度》认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中国的文化理想就是政治理想，政治是中国历史车轮的轴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国体设计、德刑关系有着精致的设计与阐述。从周公制礼，到商鞅变法，中国古代社会由宗法封建王国发展为统一郡县帝国，其政治和文化制度在礼法并存、王霸杂用的张力之中不断地变革、更张。兴亡成败，载舟覆舟，为后世留下有益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塑造了中国人情理兼顾、改革变通的政治性格。本书为作者的文集，所收文章篇幅短小，但考证详实，熔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炉。例如，33页关于“周期律”文献来源的考据，即是如此。

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制度。相对而言，宋代更重视文治，总体上“厚待”士大夫和文人。宋徽宗赵佶皇帝做得不好，但他擅长绘画，并创造出“瘦金体”书法，堪称杰出的艺术家。赵佶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画家。即便如此，也难免有人失意于朝堂而心生退意。《宋代隐士居士文化与文学》（张海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显示，宋代的隐士和居士利用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主要从文化、审美的维度实现人生价值，丰富人生实践，他们创造了富有生命激情和审美意趣的文化艺术成果，其中，政治、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的内涵异常丰富，称得上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书的上编为专题论述，是从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角度探讨宋代隐士和居士的文化与文学。下编为宋代隐士、居士的叙录，收录隐士570人、居士291人，对每位都撰写小传并注明其主要文献线索。

然而，超脱功名利禄并不容易。思想家邵雍不与科举，不入仕途。他自号安乐先生，其生命哲学就是快乐哲学，主张快活做人，身心闲逸安静，气韵平和淡泊，兴趣高远优雅。他主张“以物观物”，以此作为快活的秘诀。但是，他的诗歌显示，他总在功利与自由之间计较得失，略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但他也不停告诫自己应当忘却。在宋代，文人自称居士成为时尚。所谓居士，即居家不仕的人。如李清照号称易安居士，朱淑真号称幽栖居士。文人居士之外，另有佛门居士。大体而言，在古代政治制度的格局中，宋代的知识人仍以修齐治平为本，大部分人，在仕途失意之后，才寄情山水，从事诗歌等文化创造。宋代文人居士的生活状况即便不是最为惬意，但在帝制时代，已经殊为不易。以研究而论，《宋代隐士居士文化与文学》偏于文学而疏于历史，长于陈述而短于剖析。下编所附资料，颇具文献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