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靳飞

一

从天津到北京

青春期一腔政治抱负

张伯驹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秣陵镇阎楼村，谱名家騏，字伯驹，后以字行。

伯驹对于故乡项城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精神认同，事实上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很短，六岁时就北上滦州依嗣父即其伯父张镇芳夫妇居住，他的故乡记忆与情感都是贫乏的。

如果只从情感方面而言，伯驹心里排在首位的城市应该是天津。伯驹刚到滦州，张镇芳便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以候补道指分直隶试用，张家全家移居到天津。

张镇芳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864年2月16日，字馨庵，号芝圃。他于光绪十八年（1892）考取壬辰科第三甲第九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签分户部任职陕西司主事。袁世凯督直后，张镇芳以同乡兼姻亲关系附袁，获委长芦盐务重任。张镇芳亦长于理财，在其任职期间，长芦盐税高达直隶岁收入的三分之一，成为袁氏在直隶推行新政的最重要经济支柱。张镇芳由此跻身袁氏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坚，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以擢署从三品长芦盐运使，宦囊甚是丰厚。

张伯驹随张镇芳夫妇来到天津之际，天津正在袁氏新政督导下进行着一场规模浩大的城市改造，城市改以新落成的老龙头火车站为经济中心，铁路运输代替传统的漕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张家所居的东马路南斜街以及张镇芳位于南门内东侧的盐运使衙门，恰处在新兴商业街区的核心地带。幼小的张伯驹从偏僻闭塞、物产不丰的项城小县，骤然置身开放富庶、秩序井然的近代崛起的大都市天津，转瞬间物转星移，这种强烈刺激足令伯驹终生难忘。在天津的崭新环境中，拥有盐运使贵公子新身分的伯驹，度过了他的无忧无虑的“松墨涂鸦，竹枝戏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天津生活的温馨记忆，在伯驹心中始终具有着特别的意义。

伯驹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十岁左右。他改口称为叔父的生父张锦芳，出任新组建的中央度支部的郎中，伯驹来京省视亲生父母。这时的张伯驹还没能意识到他的命运日后将与北京紧密关联，他对北京的最初印象，最深的是致美斋的抓炒鱼味道极美。岂料此后的十余年里，伯驹全家又在北京饱尝到人生的苦涩。

清宣统三年（1911），伯驹的青春期方要萌动，时代先行发生巨变。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与卷土重来的袁世凯内外夹击，结束了大清帝国的统治，中国历史进程出现天翻地覆的重大转折。作为新创建的中华民国开国功臣，张镇芳受大总统袁世凯分封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统揽河南军政大权。张镇芳为报新君之恩，积极致力于要把河南建设为拱卫袁氏政权之“江东”，而且还计划组建北洋集团“豫系”作为袁大总统的江东子弟兵。张伯驹也在父亲所筹划的这盘政治棋局中，被安排投笔从戎，进入开封的河南陆军小学堂读书，目的即是将来可以成长为“豫系”将官。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张镇芳督豫仅仅两年余就被罢职调京，原因除镇压农民起义不利以外，其“豫系”主张颇犯日益坐大的段祺瑞等北洋诸将之忌，亦有为段等所排斥的因素在内。作为张镇芳督豫的一个纪念，有的版本把张伯驹列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伯驹所凭藉者，即是其曾贵为“中州第一家”的资历。

张镇芳调京后政治上犹未死心，他将张伯驹送入袁世凯亲任团长的陆军模范团受训，仍是要伯驹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张镇芳则谋求重掌北洋财权，他的办法是，在1915年3月26日创设盐业银行，想利用官商合股的商业银行模式，把政府主要收入的盐税控制在自己手中。遗憾的是，很快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张家父子失去政治靠山，不仅各种幻梦俱成泡影，而且因为政治对头的段祺瑞上台执政，张家面临倾覆大患。危急中张镇芳忙不迭投靠握有重兵的张勋，却一下子踏入复辟泥潭，张镇芳被抓捕入狱，盐业银行也被属于段祺瑞皖系势力的吴鼎昌趁势夺取。

张家遭遇大劫，年方二十岁的张伯驹突如其来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为那些觊觎其家资的政客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前后数月就耗去大半资产。张伯驹并不醒悟，在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旋即保外就医后，伯驹继续在政军两界四处活动，结交张作霖、曹锟等军阀，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921年2月1日，在张作霖干预下，盐业银行重新推举张镇芳为董事长，稍晚补张伯驹为监事。虽然张氏父子仍无领导权，但总算挽回些面子，并在银行领取薪水、参与分红。1924年2月至3月间，伯驹还得到一个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的职位，伯驹为之踌躇满志，“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可笑的是，伯驹抵达西安才发现，督军公署类似这样的闲差竟多达数百人，且各有背景闹得乌烟瘴气，伯驹只好意兴阑珊地匆匆返回北京。

二

西四弓弦胡同

三十岁开启新的生活

北京自政治强人袁世凯逝后，皖直奉三系军阀轮番登场，动辄兵戎相见；自然环境也伴随人祸而恶化，瘟疫水患等灾难不绝。北京几乎成了最不宜居的城市，生活在北京的人们，莫不感到极大的压抑与恐惧。在这样的几欲令人窒息的城市气氛里，张伯驹在1927年2月23日迎来了虚岁三十岁生日。伯驹填词《八声甘州》一首，词云：

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

玉管珠弦歌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

张伯驹痛定思痛，对自己前三十年人生历程作出深刻反省。在北京这座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里，张伯驹决定要彻底放弃其政治野心，开启一种属于个人的新的生活。

张伯驹购置了西四弓弦胡同一号的新宅，作为新生活的园地。其宅占地十三亩，早年似是清宫南花园一隅，据说隆裕皇太后还曾驾临过；宅中花木扶疏，尤其是正厅石阶左右四株西府海棠开得最好。

张伯驹还为自己的新生活找到新的偶像，就是袁克文与余叔岩。袁克文是袁世凯的第二子，才高，地位高，成就高，在民国初年曾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领袖，有如“新文化”阵营里的苦雨斋周作人。余叔岩则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继承者，民国时期的代表艺术京剧的代表性艺术家，且因身体原因而深藏不露，极少参加公开演出，愈为梨园内外所珍视。袁与余所表现出的气质，正如同周作人在《论语小记》里所说的，“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袁克文余叔岩与张伯驹等人，即是近现代出现的“隐逸”者，尽管做不得“农工”，但他们改在文化与艺术领域，勤勉劳作，矢志不渝，成为出色的“文工”与“艺工”。

张伯驹之走向隐逸，还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奇事相关。伯驹在那时偶然收藏了两件从清宫流出的康熙帝墨迹，一件是为嵩山峻极宫题写的“嵩高峻极”匾额原件，一件是为清儒庞垲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原件。这两件原本甚是寻常的藏品，偏是最能勾动伯驹心事。

在张家最为鼎盛的张镇芳督豫时代，适逢张镇芳五旬寿辰，袁世凯亲赠寿联云，“五岳齐尊，维嵩峻极；百年上寿，如日中天”，所用的正是“嵩高峻极”之典。庞垲“生有至性”，七岁时父亲入狱，母亲忧急而亡，庞垲哀恸欲绝，感动街巷，邻里们相助庞垲将母亲敛葬。张伯驹嗣母智氏，亦正是因张镇芳身陷囹圄而受到惊吓，于1918年7月在天津病亡。所以说，康熙帝这两件墨迹，竟然如此切合伯驹家事，世事弄人，能不令伯驹感慨万千！伯驹从中似乎得到了一种来自冥冥中的指引，从此“前事都随逝水”，改以“丛碧”为号，改弦更张，并正式开始收藏书画，“嗜书画成癖”。

三

真正地爱上北京，

成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仿佛是为了配合张伯驹的新生活似的，伯驹周岁三十岁时，北京城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1928年10月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张中行先生将北京的这次变革描述为，是一次“小型易代”。伴随着北京的“奕局”变幻，北京的城市人口结构迅速随之变化，那些以“奕局”为业者纷纷南迁而去。作家味橄在《北平夜话》一书中描述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北京说：

从新都南京来到故都北平，气象是完全不同的。一则是热闹，一则是冷静。（中略）我所感到的北平是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闲的、封建的。

这样的北京，忽然就摇身一变，成为袁克文余叔岩等来自“旧文化”阵营，与周作人等来自“新文化”阵营的，来路不同的“隐逸”者们共同的乐园。北京城市在其“北平”时代构筑起市民社会的模板，形成众多的以袁克文余叔岩周作人等人物为中心的不同的文化圈子，一时间，北京的生活几乎就是北京的文化，北京的文化几乎就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甚至逍遥于近代城市发展轨迹之外，呈现出至今仍为人所迷恋的所谓“老北京”的独特城市魅力。

张伯驹也约在这个时候真正地爱上北京，认同北京，其标志是，以后他在说到“家”的时候，都是指其在北京的居所了。

张伯驹也参加了许多文化圈子，而且是其中的骨干。1931年12月，他还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王绍贤等在北京虎坊桥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伯驹担任学会审查组主任，他由此与梅兰芳也交为好友。

不过，张伯驹在诸多“隐逸”者中，又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伯驹毕竟年轻，风华正茂，不可能一味地枯坐在“老北京”；那几年中，他游走于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之间，眼界大为开阔。他也无法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前朝“遗少”，他甚至是赞成“革命”的。伯驹主张“革命”要分作“动”与“静”两种，“静的革命”，就是指人的内在的“革命”。张伯驹呼吁人在新时代中必须要从原有根本意识中觉醒，但是，人在觉醒时又切不可忘记原有的好处。原有的好处之最大者，即是“人之所以高于一切动物者，即因其有历史，有回顾”。张伯驹用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诗词、京剧、书画古董收藏的种种“文工”之中，并非是出于守旧，而是源自其觉醒而又不失本来的新的思想。假如一定要为张伯驹贴上某种标签的话，伯驹绝非是一个开口闭口“今不如昔”的传统主义者，而更应是一个出现在中国现代的保守主义者。

1933年6月12日，伯驹嗣父张镇芳在天津去世，伯驹成为张家名副其实的主事之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京津两地数处房产及盐业银行股票五十万元。伯驹以其中三十万元留作家用，余下二十万元作为他的文化活动经费及个人开支。参照当时的物价情况，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梅党”领袖冯耿光，其在北京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宅第原是清谟贝子府，房屋百余间，此时售价仅四五万元；梅兰芳作为超一流的明星，全家每月的开销约在千二三百元。相比之下，伯驹仍然十分阔绰，其经济状况应是优于冯耿光等人。

张伯驹没有把他的资产用于个人挥霍，而是以大部分财力投入到他的书画收藏事业。起初伯驹的眼力有限，上世纪20年代末清逊帝溥仪困居天津，售出部分清宫旧藏，有些以抵押方式送进盐业银行天津行。伯驹先是以一万元从中购入宋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后因清宫方面不能及时还款，又把宋黄庭坚《摩怀素帖》作价五千元留归伯驹。其实，《姚山秋霁图》颇具争议，《摩怀素帖》则无可置疑，伯驹主动以巨款取前者而被动接受后者，可见其在收藏领域尚是稚嫩得很。

四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然而尽管如此，张伯驹的紧迫感却是日渐强烈起来。这也是张伯驹不同于各种“遗少”之处，他没有沉浸于一家一姓的旧“家国”衰亡的感叹中，而是对于已经步入到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始终保有着他的浓厚的家国情怀。张伯驹发现，越来越多地的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记录的国宝级书画文物，陆续流失海外，而乱世间的中国政府竟然置之于不顾。清宫旧藏流散暂且不论，仅是“旧王孙”溥心畬一处，即已将唐韩干《照夜白图》、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等数件重宝通过上海骨古董商而售给外国藏家。伯驹曾为此致函北京主政者，要求予以阻拦，可惜为时已晚；无可奈何之际，为此而深感痛心的张伯驹，决定自己挺身而出，要以一己之力奋力救护国宝。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陈心迹说：

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中略）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这就是张伯驹毕生致力于中国书画收藏的初衷。

1937年这一年，张伯驹虚岁四十岁，他接连迎来了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大喜事，掀起伯驹人生的高潮。

第一件喜事，迎娶绝代佳丽潘素。伯驹此前已有三房妻室，但潘素的出现与他与潘素恋爱的周折，都令伯驹心情格外激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们这一对神仙眷属婚后定居北京，即以弓弦胡同宅院作为爱巢。

第二件喜事，票演京剧《空城计》。3月4日是伯驹四旬寿日，伯驹在北京隆福寺福全馆举办堂会演出，于《空城计》中饰演诸葛亮，民国京剧的宗师级艺术家杨小楼、余叔岩亲自为伯驹配演剧中马谡、王平。伯驹在诗中得意地形容说是，“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第三件喜事，伯驹在春季从“洪宪瓷”的监制者郭葆昌处收得唐李白《上阳台帖》；旧历年底，西历则在1938年1月30日，伯驹又从溥心畬处得到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张伯驹的这三大喜事，为伯驹赢得巨大声誉，令全天下人艳羡羡艳；当然，随着伯驹名动天下，所谓“谤亦随之”，伯驹也开始为诸多人所诟病，此亦在所难免。

从经济角度说，伯驹为这三大喜事的花费也是不小，特别是购置《上阳台帖》、《平复帖》等书画重宝，所用不下十万元。三年后，伯驹又从朱家溍家以四万五千元收得宋蔡襄《自书诗册》，伯驹所为自己留存的二十万元，至此应是已经扫数一空。

张伯驹刚刚觉出经济上有些拮据，一场塌天大祸迅雷不及掩耳地降临了。1941年6月5日，树大招风的张伯驹，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培福里住所附近被人绑架。绑匪开出的赎金，高达一二百万元，还有人夸张到说是二百根金条。

关于伯驹被绑一案，案情较为复杂，限于篇幅不能过多叙述。简单地说，这时伯驹家因无主事之人而成一盘散沙，伯驹供职的盐业银行则袖手旁观。时任盐行董事长任凤苞于6月30日致上海总管理处函明确指示说：“伯事在私交上十分悬念，两旬以来毫无眉目，令人急煞；若必牵涉到行，只有敬谢不敏”。当此危难关头，潘素恰如昔日伯驹救父一般地，承担起营救伯驹的责任。在潘素奔走之下，经由友人帮助，终于拼凑出四十万元才将伯驹赎出。

伯驹经此生死磨难，特别是身陷牢笼的数月中，伯驹再次对自己作出过一番思考。如果说他在三十岁前后，考虑的得更多是作出种种舍弃的选择；伯驹的这次思考，则是偏重于自己的坚持。首先，伯驹意识到，潘素是可以与他共富贵、共患难的伴侣，伯驹从此视潘素为妻，对潘素一往情深。其次，伯驹意识到，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以所藏书画换取赎金。伯驹暗自在心底已经将为国家保有文物上升到高于其个人生命的层面，从此彻底不再视所藏书画为私产。伯驹获得自由后，立即与潘素携所藏书画潜至西安避祸，他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

五

自比无家张俭

留下北京传奇文化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夫妇从西安返回北京。伯驹原以为战乱结束，可以安享太平，哪知所见却是“上下贪污之风大起，金融崩溃，当局欲依外力发动战争，国事益不可问”。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令伯驹大失所望。

国事固然令伯驹失望，国事亦不能不令伯驹忧心。伯驹在北京听到消息，溥仪携至东北的文物又因满洲国的灭亡而流散四处；时局动荡，也有许多藏家纷纷抛出藏品换取黄金、美元保值。伯驹大声疾呼抢救国宝，“但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

约在1947年，琉璃厂商把一批从东北收来的文物送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却因得不到政府资助而无力回购。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故宫理事会上，胡适与陈垣以价昂为由，拒绝收购宋范仲淹之《道服赞》。张伯驹惟恐此一书画重宝就此流失海外，连忙“鬻物举债”，以黄金一百一十两将其收购。紧接着，半年之后，琉璃厂商又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绘画作品，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伯驹联合了另一位文物鉴定家于省吾一起去面见故宫院长马叔平（衡），伯驹陈词云，“谓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始易议价；至院方经费如有不足，余愿代周转”。可是，马院长的态度却是，“而叔平不应”。张伯驹见此情景只好再次出手，将西四弓弦胡同豪宅变卖，以黄金二百二十两购得《游春图》。类似的情况持续数载，伯驹勉力又收得唐杜牧《张好好诗卷》等多件书画文物。而在这数载间，伯驹家事亦闹得不可开交，其胞妹与前妻等人通过诉讼要求伯驹剖分财产。迄至1953年夏季，张伯驹被迫又将海淀的承泽园卖掉还债，他也就此告别了其贵公子生活，进入到北京的城市平民行列。

告别承泽园的时候，张伯驹没有对往昔的豪门生活作出过多留恋。伯驹在1953年9月中秋之日填词《人月圆》云：

百年几换楼台主，明月自团圆。清辉到处，千门万户，不问谁边。

思家张翰，无家张俭，等是痴颠。但能有酒，又能有客，同赏同欢。

他年轻时自比张绪，而今自比张翰，都还只在文人的情怀里。而他在这里特意提出东汉为国而舍家的张俭，与张绪张翰则是大为不同的另一番境界。伯驹以张俭自况，即是表明自己为了国家，虽散尽万贯家资而无悔；哪怕是为人笑作“痴颠”，哪怕是贫穷潦倒，在所不惜。与伯驹这首词相对照的，伯驹在其《丛碧书画录》序里也真诚地说到：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这句话可以说是为“无家张俭”作出的最恰当的注解。理解到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伯驹何以能对于世俗的“富贵”，径自弃之如敝履。

伯驹在忙于抢救书画文物以及处理家事的数年间，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他的态度有些冷漠，以为不过是“百岁长安棋局，便浮云过眼，几幻沙虫”。1951年秋，有一件事引起伯驹注意。张伯驹关注了十余年的“三希堂法帖”，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拨款，其中流落在香港的《中秋帖》与《伯远帖》，被以四十九万港元购回故宫。张伯驹为此欣喜莫名。渐渐地，伯驹看到共产党这个新政权引领着中国开始走向长治久安，饱经沧桑的伯驹，与他的一班老朋友们，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张伯驹对年轻的共和国表现出了最大的信任感。1956年7月，张伯驹与潘素夫妇作出重大决定，毅然将以一家之资、一己性命保存下来的《平复帖》、《游春图》、《摩怀素帖》等书画重宝，无条件捐赠给共和国，使之又一次重归故宫，从而“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也就此宣告，完成了这项他坚持近三十年的文化使命。

张伯驹没有把他的文化贡献作为个人的资本，相反，他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反而又经历了无数折磨。1982年2月8日是旧历壬戌年元宵，潘素的生日，伯驹未及老妻贺寿就住进医院。2月15日，是伯驹虚岁八十五岁生日，伯驹自知大限来临，在病榻上口占《鹧鸪天》一首，词云：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早年三十自寿的《八声甘州》，是他看破功名利禄，不再珍惜骏马貂裘，决心要回归他个人的玉管华筵的小世界里，构筑属于其自己的生活。而这首《鹧鸪天》又可视作伯驹自挽，伯驹回顾平生，他并没有真正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是走入到了一个个人与国家相连，身外之物与个人身心相关的广阔天地之间。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伯驹找到了他的关于人生的答案，那就是，只有四海升平的和平安定之世，才能实现“物我同春”的各美其美的人世间种种美好。张伯驹最后为北京留下了这样的衷告。

1982年2月26日10时43分，张伯驹在北京病逝。张伯驹不是北京人，但他把他的文化财富留存在北京；北京文化也永久地记录下张伯驹的名字，使之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说到北京城市文化的特点——并不是北京人创造的文化才是北京文化，北京文化不能简单视作地域文化，而是如张伯驹这样的中国数百年间无数文化精英共同为之付出不懈努力而积聚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精粹所在。北京的所有居住者，都是北京文化的创造者。而心中怀有大天地，不以功利之心从事文化事业，这又是如张伯驹一样的北京文化创造者所留给后世的遗训。张伯驹的传奇留在北京的城市记忆中，伯驹这一的遗训，也留存在了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