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联邦论》作者：汉密尔顿 麦迪逊 杰伊 翻译：尹宣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还有译文看似流畅，但主持著作译事的阿克曼弟子田雷告诉我，其中有很多地方都译错了。对于读者而言，准确而流畅的译文，简直就是一种奢求。 因此，几年前我阅读尹宣先生的两本译著《联邦论》和《辩论》（译林出版社）时颇感惊讶。可以说，翻译学术著作而无翻译腔，读来犹如一位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作品是最难的，尹宣先生的译笔，的确令人敬佩。

1942年，祖籍湖南的尹宣先生生于桂林。21岁时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他曾在武汉一中任俄语教师，其后自学英语，改任英语教师。80年代初，尹萱因为考研，认识了武大教授刘绪贻先生。之后考研未果，但接受刘绪贻先生邀请，参与翻译了《美国式民主》、《多难的历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的翻译。

1988年，尹萱申请到伊利诺伊大学的奖学金，赴美主修社会学，并于1991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他曾在康涅狄格州做过中文家教。1995年，尹萱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侨报》做编译，将美国各个大报的新闻翻译成中文。在此过程中，他感觉法律内容在美国新闻中占据了很大比例。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美国宪法，之后开始着手翻译《辩论》，并且用两年时间全部译完。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翻译期间，他于1997年在纽约遇到了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此时，沈昌文刚卸任不久，应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邀请，为其策划图书。沈昌文对于尹宣正在翻译的《辩论》兴趣十足，他答应促成此书的出版。2001年，尹宣回武汉定居，此书于200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尹宣为本书撰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加在书前。

为了翻译《辩论》，尹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自己增加了600多条注释。这些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并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不料，一著名学者将《辩论》改写成通俗著作，另成一书于2004年出版。此举令尹宣先生大为不快，2007年在某报撰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一是自己辛辛苦苦加上的注释，被该学者大量引用，二是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大量的时髦新论歪曲了原意。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2006年，尹宣在某报著文，认为《联邦党人文集》应该翻译成《联邦论》。此文引起了译林出版社的注意，很快派人去武汉，邀约他重译《联邦论》。当年12月，尹宣开始翻译此书，用13个月完成了60万字的翻译。稿件交给出版社之后，尹宣与出版社编辑一再电话联系，反复商榷，往来电子邮件近千封。尹宣先生本来计划翻译莫顿·博顿编纂，1965年出版的《反联邦论》，遗憾的是天不假年，2009年1月，尹宣先生因为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他没有来得及译出《反联邦论》，而2010年5月出版的《联邦论》成为了他最后的译作。

尹宣对翻译工作的重视，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花费的心血和汗水，在翻译家中及其罕见。为了体现《联邦论》每个具体句子反复诵读的音乐感，2007年，他聘请了两个大学生，一位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另一位定诗朗诵《红楼梦》，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并且让自己处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翻译《联邦论》，他增加了300多条主要是知识性注释和交代出处的注释。译完全书后的2008年1月到4月， 尹宣又重新编写了全部注释，将其改为为正文提供背景的注释，而且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使其自成系统，“注释加起来，可以独自成书。现在，任意挑选一两条注释，便可以发挥为一篇论文。”

尹宣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的增量性翻译，大大方便了两书的阅读者。两二百多年前的美国，与今天的美国有着巨大的不同，作为汉语读者，有些知识背景和人物、事件均完全陌生。大部分中国人知道华盛顿是美国首任总统，知道亚当斯、杰弗逊、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人的就不多，了解他们生平事迹的人就更少。至于美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动态，民众诉求，生活风俗，经济状况等情况的就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无论是《辩论》还是《联邦论》，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均有相当大的知识障碍。即便是懂英文的读者，直接阅读原著也会有诸多地方不甚了了。尹萱先生的翻译和注释，可谓中国读者阅读者两本经典学术名著的桥梁，它大大方便了读者，使他们回到历史的语境去理解书中的人物和观点。而书中提供的增量性知识，则为研究者和出版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和线索。借此，他们可以在知识的田野里顺藤摸瓜，做进一步的工作。

我注意到尹宣先生的时候已经很晚。当时，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对我谈起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辩论》，对译介此书的尹宣先生表达了尊敬之意。其时，《联邦论》尚未面世。没过多久，就传出了尹宣先生去世的消息。其后，《联邦论》《辩论》两书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尹宣先生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普遍认可。以翻译而言，认真负责的名家很多，但是，有深厚现实关怀和人文理念的翻译家并不多。在我看来，尹宣先生和董乐山先生可以并称双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