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可在实践中，却均遭遇挫折。

作者：蔡辉

文化、人的素质、制度等当然重要，可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英国人当年在这些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吗？难道许多后发国家今天的情况，还不如英国500年前？可见，用逻辑编织出来的“现代化之药”不太对症。

在詹姆斯·弗农看来，问题关键出在历史目标的模糊性上。

500年前，英国人从没提出过实现现代化，他们的制度调整、文化更新等仅为当时需要服务，因为英国人没有参照系，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英国当时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快速增长（这也是当时很多国家遇到的这个问题），农业无力消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进入城市。曾经的熟人社会中，突然挤进来许多陌生人。

正因人口快速流动，创造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完全是为了道义，而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在熟人社会中，谁都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待人，可熟人与生人不断冲突，加大了社会运行的成本，管理者不得不从人治走向法治。

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从经济理性，到机遇平等，从社会福利，到教育普及……它们都不是道德实验室中的产品，而是在惨痛教训后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应对远方的陌生人。

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后发国家所忽视。在现代化的落差下，英国的治理经验被安上道德、思想的光环，成了“标准的解决方案”，被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克隆。于是，历史的目标被神奇逆转，从“应对远方的陌生人”变成了“实现现代化”。可一谈“现代化”，就意味着以英国为模板，就意味着“落后者”要向“先进者”学习，即使碰了钉子，也主要检讨自己学得不到位，而绝不是别人有问题。

许多后发国家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通过先把自己野蛮化，再模仿近代英国，从野蛮走向文明。可“大破”之后，“大立”却不成功，然而挫折却带有自我满足性，每次挫折，又都为下一轮“大破”下了订单。

人类的理性是不完全的，我们很难超越历史。人们自以为把握了规律，可事实证明，结果往往在预想之外。这提醒我们，与其为千秋万代而设计，可能不如去营造一个能充分接纳“自涌现”的大环境，应时而动才是真王道。

当然，詹姆斯·弗农绝不认为，现代化是“远方的陌生人”造就的，他更想说的也许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个伪问题，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应对好当下挑战。
詹姆斯·弗农的看法未必全面，但至少能启迪我们思考。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