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淑芳

插图 王金辉

1950年秋，女四中扩招，小学部迁到东岳庙后身儿的下三条小学，开始有作文课，评级标准为甲、乙、丙、丁四级，最好的是甲上！我们的第一篇作文题是《游动物园》。那时老城墙及城墙外的环城铁路还没拆，我们从朝阳门坐火车到西直门下车，走到动物园，第一次见到可爱的小猴子、凶猛的大老虎……那次作文全班只有我一人得了甲上。老师给大家读了我的作文，表场之后还“任命”我做班里的图书委员。从此，每周四放学后我都要值班，负责给本班同学借书还书。每次，给大家办完借阅手续，我就立刻扑进书堆里，忘了时间，忘了一切，一头钻进《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各国民间故事里。

升入五年级，我又遇到恩师李广海，一位北大中文系因病休学的高材生，他前来为我们代课。李广海老师身材瘦高，穿一身半新的深蓝色毛料学生装，清癯的面庞有些苍白。刚开始我们有些怕他，但他对我们很和霭。李老师讲课绘声绘色，尤其那笔漂亮潇洒的行书更让我们佩服。他还给我们补讲了课本上没有的唐诗，使我们初次领略了唐诗博大精深的意境美。他更擅长作文指导，使全班同学的作文水平一下跃上了新台阶。第二学期他要回北大继续读书，我们全班同学哭得惊天动地。

读六年级时我们又遇到经验丰富的王宇老师，他正值中年，教学水平高，经常组织多彩的少先队活动，扩大我们的视野，培养我们观察生活的能力。那年秋天，他带我们去农村搞军事游戏，回来要写作文。男生们利用课余时间“造武器”，教室几乎成了“军工厂”，没过几天，涂了墨汁儿的“三八大盖儿”、枪把上系着红绸子的“撸子”，男生几乎人手一支。一个晴朗的周日，我们排队去了农村，同学们分成两拨分别攻、守一座小土山。我身体不好，老师让我看守行装、食品和炊具。“阵地”那边“杀声”震天，我正满是羡慕地遥望热火朝天的“战场”，忽然发现一只大狼向我跑来。我拿起一根玉米杆，准备和狼拼了！谁知那只狼直奔铝锅而去，锅里有炸丸子呀！我仔细一看，嗨，那原来是一条狼狗。我又喊又叫又跺脚，终于把狼狗赶跑了……
我在女四中读初一时，语文老师是黄奇珍先生，她年轻、开朗，讲课生动，有条理，写作指导很认真，经常训练多种形式的写作，为我们打下坚实的作文基础！

初二、初三的语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杨兰珍先生。她已年近不惑，体态略有发福，长圆脸儿上有一对双眼皮儿的大眼睛，短发齐肩，用发卡从双耳后侧一别，又利索又精神。杨先生她学识渊博，讲课生动，尤其指导作文，更是细致入微，对我帮助很大。有时她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说了优点还指出不足，使我提高更快。后来杨先生又分配给我一个“美差”——当宣传委员，负责壁报工作。就这样，写写画画搞板报，成了我的终生“副业”。

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是郭荣民先生。她三十多岁，夏天喜欢穿淡蓝色府绸旗袍儿，一笑，两只眼睛就像两个弯弯的小月牙儿。她把两条发辫在脑后两侧盘成两个小圆圈儿，从后边看好像“眼镜儿”。我对郭先生近乎崇拜，一天不见就想她，她也很喜欢我，经常指导我阅读和写作，也时常把我的文章做范文读给大家读。空闲时，我俩站在图书馆前大花坛的栏杆旁边，畅谈我们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说到高兴处，一起哈哈大笑。在她的引导下，我又迷上了外国文学，开始“啃”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对普希金、雪莱、拜伦、泰戈尔……开始着迷。郭先生还把我的文章推荐给潘校长，校长又推荐给校刊发表，拓宽了我的创作之路。后来我回校任教美术，郭先生尚未退休，回到老师身边工作，常听恩师教诲，实乃人生大幸！

升入高二，语文老师是年轻、热情的李文思先生，她梳着两条大辫子，长得粗眉大眼，像一个性格爽朗的大姐姐。她讲议论文特别有水平，这就弥补了我写作的不足。以前我只喜欢写抒情散文，经过李先生的教导，我的文章才有了阳刚之气，在逻辑思维上有所提高。记得那年学校请来军旅作家王愿坚叔叔做报告，同学们听了很受感动，就委托我给王叔叔写一封信。我有点儿不敢写，这时李先生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我立刻写信、寄出，几天后，我们收到了王愿坚叔叔的回信，同学们高兴得欢呼雀跃。高二学年结束时，李先生要去昆明完婚。送别会上，我含泪朗诵了我代表全班同学写的送别诗。最后全班同学起立，以歌声向老师道别。

高三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幸运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是才华横溢的吕晴飞先生。他毕业于厦大中文系，戴大眼镜，有南方口音。吕先生讲课非常投入，讲到动情处有时流泪。而且他平时不修边幅，有次上课，他穿的白衬衫右肩部有个大三角口子，成了名符其实的“通风设备”，同学们见了都掩口而笑，可这位“老夫子”却浑然不知，照样讲课。

“吕夫子”对我们文学小组的同学要求很严格，经常给我们开“小灶儿”。他从《诗经》讲起，涉及《论语》、《左传》以及唐宋名家散文……他在教课的同时，自己也笔耕不辍，常为北京日报写稿，很受邓拓同志赏识。后来他被调到北京社科院，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记得1991年校庆时吕先生回校参加庆典，我还为他和同学们拍合影留念呢。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