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冯晨清

参加支教的人也多种多样，既有没毕业的高校学生，也有准备继续深造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在职的教师。不同的人群，为了不同目的来到欠发达地区进行支教，自然也有不同的感受。有亲身参与者曾经评论“支教是一场外人不懂的恋爱”，支教对那些亲身经历者到底有何意义，对他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时光沉淀之后，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回忆和思考？

现象
支教活动得到不同评价

随着志愿服务精神越来越被提倡，很多大学将志愿服务作为综合评价中的一项标准纳入学生的综合成绩评定。一些大学生便将去偏远地区“支教”当做自己志愿服务的内容，以此获得综合成绩。进行“支教”活动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被很多人关注，更是引发了诸多评论。

在众多评论中有篇名为《哥哥姐姐，请不要再来支教》的文章广泛传播。文章指出：很多研究生、大学生在学校官方、个人自发组织下，利用假期到欠发达地区（包括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一些城市周边欠发达地区）进行支教，这种活动非但不能起到帮助受援地学生进步的作用，反为当地学生、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受援地的相关部门要对支教者们进行接待、学校还要尽全力配合。最重要的是，受援地的学生要被迫放弃假期回到学校，“学习”支教者教授的课程。当假期接近尾声，支教者走了，留在他们身后的，是受援地孩子们不舍、不解渐渐演变到不欢迎的眼神以及当地老师们无奈的送别和微笑。文章认为，短期支教者走了，给原有的教学秩序带来了冲击，却只为满足他们自己支援欠发达地区的需求，或者仅仅是综合评定中志愿服务一栏的一个对勾。

这些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也不免有失公允、以偏概全。很多由国家党政部门组织的支教活动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既有已经在教师岗位上奋战多年、有着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老师赴欠发达地区进行长期支教（一学期以上）的项目，也有优秀大学毕业生赴西部地区进行长期支教的项目。

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支教项目中由共青团中央组织的“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极具特色：每年在全国各优秀高校中挑选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参加，每个高校遴选出几名到二十几名不等的志愿者。入选者获得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并于本科毕业后赴新疆、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等地，深入到当地的中小学中，进行秋、春两个学期的教学工作。支教一年后，这些支教者会回到校园，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业后，有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自主创业，例如现在火遍全国的小黄车总裁、创始人戴威就曾经作为这个项目的一员，赴青海大通县东峡镇支教；有人始终割舍不下心中的教师情怀，继续做一名老师，在大学或者中小学任教；也有人会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不断努力；还有一些人在继续研究生学业时仍然无法割舍那份对支教的执念，再次支教。

不论这些人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们都曾有一个共同身份：支教教师。教师节刚刚过去，当他们再次想起自己曾经的身份，回想起那一年不长的时光，却真真切切感受到，支教真是一件一生难忘的事情。

群像
遥远的故事

初征
支教心态帮助创业

初征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与大家固有的理科生的印象不同，初征是一个很随和、善于与人交流的理工男。他在停车场里能一眼认出为他公司打扫卫生的保洁师傅，并且礼貌地说：“严师傅，忙着呢？”

初征学的专业是通信工程，目前正在和自己的学弟贾泽浩自主创业，研制能够自动配送、无人驾驶的物流车。他们二人都曾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支教，这个地方位于中国地图的“鸡尾巴尖”上。初征曾经在支教的时候和其他高校同样在新疆支教的人约在乌鲁木齐见面。他在某一个周五的晚上六点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长途车，等到第二天早晨八点的时候终于到了乌鲁木齐，此时其他人还没有到达乌鲁木齐市区，初征找了一家肯德基吃了顿早餐：“吃到了肯德基，才真切地感受到回到了城市。”

初征对支教这件事情给自己提供的帮助有着很清晰的认识：“支教是可以通过转换空间而看到不同时间的：比如我看到在吉木乃县破解苹果手机是一项非常高端的电子技术服务，但在北京很常见。这就启发我要从时间的维度思考问题，看看北京需要什么。”

谈及支教对于现在创业的帮助，初征引用了“目标函数”（可以简单解释为做一件事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概念：“用目标函数来说的话，这两件事是一样的。支教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好这一年的工作，那么在过程中就要做很多具体工作，比如今天这个老师出去培训了，需要我代教数学课；比如我想把这个课上好，就去找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要来课件参考。创业也是这样，遇到就问题去解决，只要目标函数是确定的，心态就不会乱。”初征的合伙人、学弟贾泽浩提及支教的作用，说道：“支教其实就是帮助受援地学生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在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知道外面的世界能提供更多的机会。”

刘璐
变成极具耐心的“达坂城姑娘”

刘璐来自吉林省吉林市，她一直觉得能去一个地方待上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融入那里的生活。2013年刘璐从华北电力大学本科毕业，她希望能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便动了参加西部计划去新疆支教的念头。尽管刘璐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她去支教，但是刘璐尽力说服了她的妈妈。“我是个自己很有主意的人，比较‘正’（犟），所以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很坚持。”

2013年8月，刘璐到达乌鲁木齐市辖区之内的达坂城，在达坂城中学支教，教初一年级的语文和英语。在下车的一刹那，刘璐被所眼前的景色震撼了：在达坂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块写着“达坂城”三个字的石碑，而这石碑的背景便是博格达雪峰（博格达山脉最高峰，海拔5445米）。从此，她每天上下班都要看到这番景象，刘璐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她成为了一个“达坂城的姑娘”。

达坂城多风，一年近一半的时间都有风，年平均风速达到6.4米/秒。根据资料显示，达坂城采用风力发电所产生的电能照明时长超过了达坂城的年平均光照时长。每次刘璐坐三轮摩托下车的时候，司机都会提醒她开门的时拽着点，要不门会被吹飞。刘璐自己的围巾也经常被风吹成一条直线。

支教一年，刘璐与新疆的同事们培养出了深厚友谊。刘璐研究生毕业前夕，新疆的一位同事来北京参加培训，刘璐招待了那位同事。她坦言，曾经的同事来北京，她去招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是为了面子，也不是出于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见面”。刘璐跟那位同事分享了自己对于工作的设想以及当时找工作的情况，“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跟别人分享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尤其是当一件事没确定的时候，我不会跟别人说。但是那天很自然就说出来了。当时那些情况还没有告诉我爸妈呢。”

刘璐的收获不只有友谊。她语速很快，仿佛是东北女孩直爽、利落性格的鲜明写照，她也坦言自己在生活中很缺乏耐心，网约车找不到约定的地点，她都会很着急，但如今的她在对待学生上，有了耐心。刘璐从华电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带本科生的实验课。班上有一个基础不太好的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很差，好几次实验时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此时刘璐不再是那个会跟网约车着急的人了，她会在别的学生等待实验反应去吃饭的时候，单独给这名学生讲解实验的步骤，指导学生再做一遍。“不能让学生觉得是因为他不会做而又给他讲了一遍，而是要让他觉得是这个实验一定要出数据，要有结果。”

焦琳
从云南到西藏
支教成为追求

图中戴白色哈达的即是焦琳。

焦琳今年25岁，研究生二年级。微黑的皮肤透着一点点红晕，有些干燥。她不久前刚完成在拉萨的支教回到北京，而这次为期半年的支教其实已经是她第二次参加较长时间的支教活动了。焦琳第一次支教是从2015年8月开始的。她从首师大录音艺术专业毕业后，来到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第八中学教音乐。她参加支教就是为了去音乐教育落后的地方教音乐，让更多学生感受到音乐能带给人的快乐。让焦琳印象最深的是她应校长的要求给学生们开钢琴课，班上只有一台钢琴，但第一堂课来了一百多人，后来经过协调班上还剩下20多人。学生只能使用电子琴练习，就这样还是四五个人一台。焦琳有个学生，先天条件并不好，但十分想学琴，有时会在课后请求焦琳给她打开教室，让她能多练习一会。后来焦琳被这名学生的执着感动，也给她发过其他乐谱，“最近，这个学生已经能完整弹奏《天空之城》了。”焦琳不无骄傲地说。

2016年8月，焦琳离开芒市的时候，这个学生送给焦琳半副十字绣，哭着对她说：“老师，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十字绣的时候觉得上面的女孩像您。我以为在您走之前我能绣完，但是我手太笨了……”焦琳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言语中透着伤感，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离别。

后来焦琳回到了北京，开始攻读视唱练耳硕士，却始终忘不了支教时被需要的感觉，于是背起行囊再次出发，参加了赴拉萨支教的项目。她一到支教地就遇到了困难：出发之前，同行的几人都轮番感冒，出发日期只能一再拖延。最后实在不能再推迟了，焦琳带着感冒的“尾巴”出发。进藏第二天，焦琳的感冒再一次严重起来，她拖着沉重的身躯向位于四楼的教室爬去，走到二楼她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再爬到了四楼。在推开教室门的一瞬间，焦琳的脑子一片空白，可是当她站在讲台上打开书的一瞬间，她就忘了自己的难受。

焦琳在西藏淘了很多东西回来，有鞋子、皮包，还有一些记载着藏地音乐的小册子。现在，她正积极寻找将西藏民族音乐与视唱练耳教学结合的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她的导师一起改变许多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视唱练耳就是唱歌的观念”。在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焦琳在云南教过的学生通过微信给她发来了视频邀请。视频通话很短，学生只是向焦琳打个招呼，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焦琳说学生们经常会在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如泼水节等）的时候通过视频给她直播，表达他们的想念。

赵苹
支教后一直坚守在小学讲台上

赵苹是第一代“八零后”，现在已经是东城区的“区骨干教师”了。她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现在在北京史家小学工作，是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采访赵苹时，她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平底凉鞋，显得利落干练。

赵苹从小就想当一名老师，所以她在初中毕业之后就选择了上师范中专，又在高考的时候考上了首师大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的时候参加了西部计划，于2003年大学毕业后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梁小学（现已改名为栋梁小学）支教。赵苹接手了三年级两个班中的一个，初登讲台的她十分认真，尽心尽力地辅导学生。用当年在北京刚刚流行起来的“合作学习”法将班上的学生两两分组，“良莠”结合，互帮互助，最终“盯”着全班学生提高了成绩，在全盟统考的时候比另一个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七八分。后来赵苹一直跟东梁小学的姜瑞华老师有联系，赵苹亲切地称这位经常带她回家吃饭的老师为“姜妈妈”。“姜妈妈”告诉赵苹，她带过的那班学生直到毕业，成绩一直都很好。

内蒙古的寒冷也给赵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她住在另一所小学里，因为路上多坡，而且当时县城没有下水系统，冬天路上全是冻得极为坚硬的污水，所以不能骑车，每天要步行二十多分钟去上班。赵苹回忆，那年白天的气温大概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出门必须围巾、帽子、大衣、手套、耳套等“全副武装”，千万不能用裸手碰铁栅栏门，要不会冻在一起。“据当地老师说这还是暖冬呢！”赵苹感慨着，继续回忆道，“有一次我就从一间屋出门进另一间屋，很近的距离，也就几十米，没穿那些东西就出去了，结果进到另外的屋里习惯性地一捋头发，发现耳垂就冻裂错位了！其他老师赶紧把我推出门去，让我再冻一下！”看着记者惊叹的目光，赵苹笑了。当地老师的“土办法”是管用的，赵苹的左耳附近确实不见伤疤。

李行健
支教的一年
认识最真实的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广播电视业研究生毕业的李行健现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在2013年支过教。他去的地方是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镇，在当地的玉章中学教高一的地理（荣县是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家乡，故该校以“玉章”命名）。

小时候，李行健想当一名体育记者，所以在大学的时候选择了新闻专业。在大学毕业之前，李行健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北京市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那会挺“膨胀”，觉得走到哪儿都被人重视的感觉很好，想着将来研究生毕业以后考个公务员“向着当真正的领导的目标努力”。这些想法在支教的时候再一次发生了改变。支教的一年中，远离原来的生活，李行健的手机不会响个不停，他不那么忙碌了。李行健闲下来的时候就会看书，再没事的时候就会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 ‘裤腿上带泥巴的新闻才是好新闻’。支教的时候出去走的满裤腿泥巴，才能真正认识到最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李行健觉得支教这一年是人生多出来的一年，远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才能够沉下来去思考自己究竟要什么。

支教的时候，李行健对玉章中学高三学生的“大学愿望金字塔”颇有感触。“我的高中在山西省不算最好的，但是我的同学们在写自己的大学愿望的时候也都敢想，清华北大都有人往上写。梦嘛，可以随便做。”可是玉章中学学生的大学梦想仅仅是临市的内江师范学院，“这还是他们金字塔塔尖上的学校，底下的都是一些听都没听过的三本、大专。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了。”为了能提高学生们的成绩，李行健想尽了办法给学生们编段子，帮助学生记住知识点。一般高中地理老师都会告诉学生“水金地火，木土天海”的顺口溜，但是李行健的学生根本就不愿意花心思去记这个顺口溜。李行健只好打起了娱乐节目主持人杜海涛的主意。他问学生们都认识杜海涛么，学生都齐声回答“晓得！”，再问学生杜海涛有什么特点，学生异口同声道“胖！”，李行健顺势告诉学生，木星不是固态行星，也很胖，而“杜”字先是“木”，后是“土”，正好和行星的顺序一样。李行健在复述学生们的话时不自觉地用了四川话。“当老师是个良心活，这一年支教可以混过去，但是我没有。后来我再回支教地的时候，当年的那个学生正好高三，还提起了这个段子。”

李行健在支教的时候常会根据自己观察的结果进行思考，例如他发现当地很多村干部都是女性，便意识到是因为外出务工者多为男性，村中的男性青壮年不多了，进而又想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做过组织留守儿童去慰问孤寡老人的实验，希望能帮这些同样孤独的群体抱团取暖。“看到学生们真的需要我，甚至都想在一年期满之后再留两年。但是留下也只能帮助这一个班的学生，况且政策上也不允许。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将来等自己能力更强了，再回去做更多的事，帮助那里的孩子。”李行健现在是央广的一名编辑、记者，经常会写节目用的直播稿，不能出错。大大咧咧的他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培养了自己认真细致的一面。采访快结束时，李行健回想起在离开玉章中学前的最后一课，他给班上的同学们深鞠一躬，直起身子的时候他已经泪光闪烁：“同学们，你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对记者说完这些，他自己轻轻呢喃道：“当时只道是过客，而今方知乃归人。”

（原标题：那年支教时）

来源：北京晚报 实习记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