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马话日本》
马挺著 马维绘
东方出版社

马挺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日本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日本表现为日常性，无论一种行为方式，抑或一个语词、一种说法都是活在当下或以往的一种现象。他只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特征和形态，并不加以褒贬，亦不带价值判断，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诚恳的素养。有时，他也会用自己的中国经验或知识背景，衬托一下他所讲到的日本的某些现象，读者则心领神会，中日之间的差异和差别瞬间了然于胸。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以来，双方在不同的轨道上，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两种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有些在中国或已消失的文化元素，也许就沉淀在日本的某些词语和生活习惯之中。现在还能隐约感觉得到，虽然某个汉字还被当下日文使用，却已经不再保存这个汉字的本意。马挺在剖析这些现象时，总能将来龙去脉讲得清楚透彻。他的文章，短小精致，严谨而不失趣味，严肃而略显活泼，读来很是轻松。

马挺与我有同窗之谊，我们共同经历了大学四年的生活。当年的马挺就有一种对专业精神的强烈诉求。我们是学新闻的，有一次，北京站广场凌晨发生了爆炸案，住在附近的马挺迅速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据说比新华社记者到得还早。上课前，墙报栏里已经贴出了他写的配有新闻照片的现场报道。

我们读大学时，《读书》是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刊物之一,其中有陈原先生谈社会语言现象的一个栏目，好像叫“在语词的密林里”，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些语词和语言习惯的变迁，很有意思。后来还出过一本《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是陈原先生的作品，内容与《读书》中的文章相近。也许，我们曾一起谈论过这些文章和这本书，也许没有，记不清了。不过，读《马话日本》，我会时不时地想起陈原先生的文章，觉得马挺似乎是得了陈原先生的真传。当然，他既非陈原先生的受业弟子，亦非私淑弟子，这不过是我的联想而已。

然而，二者在处理社会文化问题上，确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都从语词与社会的关联入手，同时兼顾人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可谓深得文化三昧。何谓文化？有人或许以为，只有写成文字，印成书，才是文化。人们习惯把读了几本书的人称做“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文化有更广泛的含义。

书中第一篇，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习惯以爱来表达夫妇或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有需要说“爱”的时候，只说“喜欢”。“求爱”也不用在男女之间，而只用在动物之间，男女则用“交际”。如果有人要跟你“交际”，就是向你求爱了。由此，作者说到一个习俗，在日本下雨时，男士最好不要轻易邀请女士同用一把伞，而马挺作为老师，最尴尬的也是下雨时有女学生伸过伞来要与他同行。因为，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在伞形记号下写上男女名字以示相爱的传统。

在书中，我还发现，日本人的称呼也很有意思。比如“先生”是不能随便叫的，如果不是教师、医生、律师，叫人“先生”则涉嫌骂人“肮脏政客”。这种心理倒有点像我们这里不喜欢别人叫自己“专家”。还有一篇说到日本人把学习称做“勉强”，在日本当老师，要学会“勉强”学生学习。意思是说，学生本没有学习的愿望，老师不得不强迫学生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其实，细想起来，以“勉强”为学习，也许正吻合了古人使用这个词语时的意思。古人认为，一个人，先是不知不能，可一旦有了知和能的愿望，就应当“勉强”。所以，董仲舒说：“勉强学问，则博闻见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举出这几篇为例，无非是想收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滴水而见太阳的功效，余既先睹为快，何不做一个“处处志之”的渔人，给后来者一些方便。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