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赤壁赋图》 南宋马和之。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苏东坡的话题，仿佛永远没有断过，但今年，随着央视一部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该片荣获第23届中国十佳电视纪录片最佳撰稿）的播出，新一轮的苏东坡热，似乎有了某种新意。而该片总撰稿人祝勇随之问世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更将人们的眼光投向故宫那些珍贵的历史藏品册页当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不得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这么系统的工作。而这工作其实相当于，将这个历史人物，置放在众多文人艺术家的作品脉络里考察。那些与之有关的不同时代的书法、绘画与历史典籍，自此成为通向苏东坡世界的更隐秘的精神密码。而当它们被文字、影像解析与复活的时候，鲜活地映现于我们眼前的，不仅是苏东坡本人，还有他同时代乃至后时代的文人艺术家。理解他们，也好像在理解自己，当然，更进一步的是，理解一个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谓为特殊的朝代——宋。

东坡先生生于四川，在他生长的地方，祝勇与同样居于四川的作家阿来作此成都对话，让人读来既有精神上的共鸣，也有一种家乡人谈家乡人的亲切。

——编者

■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作者、纪录片《苏东坡》总撰稿
■阿来：著名作家

从艺术史原物进入

祝勇：中秋节快到了，我们说苏东坡。有人说，苏东坡一生，写月亮的诗词有四十多首，我没有统计过。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许多诗词说到了月亮。比如：“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中国人人会背诵。

我们知道，在中国诗词中，自然的物象，大都被赋予了人文的内涵，而不再只是自然之物。比如在我的新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里，我提到现存传为苏东坡的画作《枯木竹石图》里，石头、枯木被赋予的精神内涵。月亮也是一样，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古诗词吟诵过月亮，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不是一个荒芜冰冷、布满环形山的星球，而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在这所有的诗词中，我认为苏东坡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写得最好的一首。因为这首词里，不仅有“起舞弄清影”的寂寞感，更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暖。

这词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用于吟诵爱情，而是寄托对家人的思念，是写给弟弟苏辙的，但它表达的情感，天下通用。亲人分离两地，被收纳在一片相同的月光里，那也是一种相聚，在月光里相聚。中国人讲团圆，讲圆满，而中秋圆月，就成了团圆与圆满的化身。苏东坡的词句，终将化解人世间的冰冷与孤独，变成温暖和爱。

阿来：一周以前，我刚好去了眉山，苏东坡老家，看了重修的三苏祠，看了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碑文，我们都在谈论苏东坡。我给他们推荐了这本书，我有一个朋友，刚好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苏东坡太迷人了，我也想写，没敢写。

上世纪80年代，也是在三苏祠，读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行，是内部发行。才知道，写一个人原来可以这么写。祝勇这本书有意思，是它在内容上依托于苏东坡本人和同时代人留下的书法、绘画。

祝勇：我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本书，不知道苏东坡的感受如何，他老人家是否同意我写这本书？一方面，写作此书，我诚惶诚恐，因为苏东坡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山，令我高山仰止。宋代诗有“苏黄”，词有“苏辛”，散文有“苏欧”，书法还有“苏黄米蔡”，写中国文学史、书法史、绘画史，甚至饮茶史、猪肉史（一笑），都绕不过苏东坡。他是一个枢纽式的，甚至是轴心式的人物，如我在书里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他若不叫大师，中国就没有大师了。对他的精神世界，我不能完全了解，以我的知识结构，自然与他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写作这本书，我是壮着胆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他的朋友，上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朝廷重臣，有的位及宰相，下到贩夫走卒。因此，我想他一定会对我的写作抱有宽容，不会对我有意见。我没有能力对苏东坡盖棺定论，我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我把这次写作当作与苏东坡交流的一次机会。

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历代文物1864490件，大数是186万件吧，而且绝大部分是珍品，珍贵文物占93.19%，一般文物占6.39%，还有标本占0.42%，呈倒金字塔结构。这些文物中，就有苏东坡的真迹，尤其是书法真迹，像《治平帖》、《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等。与他同时代的大政治家、艺术家，像欧阳修《灼艾帖》、范仲淹《道服赞》和《远行帖》等，也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然台北故宫也有。从这些“艺术史原物”出发，观察苏东坡，进而认识北宋那个文人群体，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书法的建筑学

阿来：他们写的书法与我们今天不同，他们写的书法，如《寒食帖》，里面写“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都是在写自己的诗文，表达着自己的心绪，不像今天的书法家，写“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自己一点也不高兴。

祝勇：苏东坡写“大江东去”，跟今天书法家写“大江东去”，不是一回事。

阿来：就说《寒食帖》，从字形、布局的变化里，可以读到他情绪的变化。甚至他写给儿子的一些书帖，其实就是一些书信、便条，是生活中最简单的交流。

祝勇：就是今天的微信。

阿来：但他的布局，竟然采取了近于今天自由体诗的形式，错落有致地排列。不像我们今天写字，要从左到右写满，写满了再起一行。他为什么在不该错行的时候错行呢？

原因在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是它本身具有建筑的美感。这种美构建起来的形式，不仅可以表达意思，更可以表达情感。

因此，祝勇的书有所依托，结合这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流传有绪的书画文物，来探寻苏东坡，又没有像那些谈文物的书那样流于技术化。祝勇从这种坚实的依托出发，谈诗，谈文，谈艺术，更重要的，谈出人生、时代、信仰。

苏东坡这个人，从政时是儒家。王安石改革，有他同意的地方，有他不同意的地方，他勇于表达。司马光要纠正王安石变法，又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也反对。正是儒家的现世关怀的精神，使他有了这样一种勇气，这是入世的一面。但是当他被放逐，到黄州、惠州、儋州，释家、道家的东西又出来发生影响。而这样复杂的精神世界，是依托于这些可见的艺术品来解读。

我们目前的写作，最怕两种情况：要么写得很大，一堆空洞的东西；要么写得很小，一堆琐碎的东西。祝勇这本书，有具体的依托，又能展现一个更大的世界。不仅祝勇这本书如此，祝勇的其他作品，包括纪录片，都是如此。我上次和祝勇见面时说，我曾看过祝勇去日本拍摄纪录片写的文章，是写李鸿章马关条约，从具体情境出发，写得那么细致，又从微观中，折射那个时代的大格局。这种大小之间的往返、高低之间的往返、现实与精神的往返，他总是能自如地处理。我说得太长了吧？不好意思，中午喝了点酒。

祝勇：感谢阿来兄的溢美之词。刚才他说到苏东坡书法里的错行，真是一个很好的细节。这些细节，非常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人的内心状态。因为我们描述古人，只能通过细节来体会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可以通过细节暴露出来。

阿来兄所谈的错行细节，表现出苏东坡，或者说宋人写字时的任性与自由。我们都知道，在书法上，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意思是说，唐人崇尚法度，比如唐代楷书，就比较讲求法度。楷的意思，是楷模，是范本，有了范本，美就可以复制。因此今天的小学生初学毛笔字，都要一笔一画地练习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唐人把汉字的结构研究透了，他们一个个都是美学建筑师，他们对诗歌（唐诗）韵律的把握、对汉字结构的掌握，实际上是对美的规律性（也就是客观性）的探寻，唐人对此独树一帜，难出其右。

但规律（格律）本身，有时又是束缚，搞不好会成为教条。因此到了宋代，美的主观性增强了，表现在书法和绘画上，就是写意性增加了，就是阿来刚才说的，文字得以更直接地诉诸情感。苏东坡写字、作文，有时不讲“理”，不管不顾，所以李清照嫌他不讲求格律。讲什么呢？讲情，父子情、夫妻情（“十年生死两茫茫”）、兄弟情（“明月几时有”）、国家情，一生为情所困。

他写《寒食帖》，不是要写“天下行书第三”，也没打算收入台北故宫，是他在心中郁积了很久的情绪，要在纸页上爆发。那是他在天高地远的黄州度过的第三个寒食节，凄风苦雨，情绪惆怅，有点要过不去了，非得要干点什么。干什么呢？喝酒，之后写字（也是写诗），就写了《寒食帖》，非写不可。“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情绪顿挫，尽显在纸页间。《寒食帖》中我最欣赏的，

是“但见乌衔纸”中，“纸”字那一竖——他笔下的“纸”字，上面是“氏”，下面是“巾”，所以有一竖。那一竖他拉得很长，仿佛胸中郁积很久的苦闷，都在那一竖中得到了抒发。这一竖，不是书法家写得出来的，它属于苏东坡，彼时彼刻的苏东坡。我甚至向封面设计者建议，把这个“纸”字，作为苏东坡的精神符号，放在封面上。

现实中的浪漫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图》（局部）， 绘苏东坡与友人雅集场景。

阿来：苏东坡是一个很真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都在享受生命。刚才谈到他在黄州，难免悲苦。他得意的时候，也不掩饰。比如在密州，他写《密州初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我没背错吧？他没有掩饰自己是官员，太守去打猎，开玩笑，太守是市委书记兼市长，那还不前呼后拥，两个秘书长跟着。锦帽貂裘，高档服装，没有轻车简从，他一点不掩饰。他张扬的是生命的快乐，不能当了领导就放弃了生命的快乐。

祝勇：这首《江城子》，他自己也挺得意，写朋友写信，说：“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你看，他还用“呵呵”，今天微信的“呵呵”，版权在苏东坡那儿。

阿来：他过得不好的时候，在黄州，他又写：“夜饮东坡醒复醉”。注意他的语序，是“醒复醉”，不是“醉复醒”。“醉复醒”是经常，我现在就有点醒了。他是“醒复醉”，醒了再醉。“归来仿佛三更”，回到他的雪堂。“家童鼻息已雷鸣”，家里下人打鼾像打雷一样。“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要是我们就气死了，老婆不开门。他没有，不开门算了，老子拄着拐杖，到长江边上听江流的声音，也是一种诗意。

他顺的时候，给国家政治建言；在杭州当领导的时候，老子就给你修一条苏堤。不让我干事，你们不能剥夺我的权利，我就造点酒，解决一下煮猪肉的问题，也是一种审美。他是一个很真的人，要享受生命。但并不是简单地说，老子今晚打个通宵麻将，他背后有信仰。他的信仰有思想资源，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像他在黄州写《记承天寺夜游》，晚上睡不着，出来看看月亮，到承天寺，找张怀民。结果到承天寺，发现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看，竹影交错，月光如水，看一阵回去了，都是特别美好的情怀，要是我们，一定悲苦无状。

我们四川出了两个大文学家，一个是李白，一个是苏东坡。李白有时夸张过度，我读“蜀道难”，其实没有那么难，有点过分夸张。而苏东坡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浪漫乐观，这是我对苏东坡的理解。我也力争向他学习，尽管我没有发明煮猪肉，发明酒，但每当我吃猪肉、喝酒的时候，想到苏东坡也这么干的，心里就安定多了。

祝勇：所以四川人幸福，能从喝酒、吃肉里找出文化感。说白了，就是更接地气。阿来兄说到苏东坡文化境界的博大，这使他有了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他的世界很博大，政治只是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尽管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种儒家的现世关怀，也只是他精神的一部分。朝廷上有很多人看不惯苏东坡，一心想搞死他，假如宋朝没有赵匡胤不杀文臣的戒律，苏东坡那张乌鸦嘴，恐怕九条命也保不住。但苏东坡的政敌们打不垮他，就是因为他们只能在政治层面上打击他，在其他方面，他们无能为力。所以，在最困苦的岁月里，苏东坡仍然能够支撑下去，像他在儋州，“六无之地”，尤其难熬的是没有书，他仍然能够强韧地生存下去，因为他想了一个办法——抄书。他借来《汉书》《唐书》，和儿子苏过一起抄，抄完后那份兴奋，像穷人乍富一般，这是他自己说的。

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苏东坡是四川人，四川人天生有一种乐天精神。我不知道苏东坡的命运里，是否有文化冲突的成分，地域文化冲突。苏东坡是四川人，在河南做官，当时的首都汴京，就是河南开封。他说话直来直去，从不隐瞒观点，和朝廷里很多人合不来，或许也有地域文化冲突的成分，对同一事件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33-34版图片选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原标题：中秋闲说苏东坡）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