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5年3月15日，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19日抵达日本下关。20日展开谈判，是双方预定的，所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起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 虽为战败之国，身系国家命运的李鸿章，依然不忘保持体面。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第一次相见。三十多年前，19世纪60年代初，伊藤博文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受“黑船”事件的刺激，取道上海，前往西方学习。那时的上海，正是李鸿章的天下。公元1862年，李鸿章带着刚刚成立的淮军，在安庆北门集合，沿长江而下，直抵太平军聚集的上海。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群被蔑称为“大裤脚蛮子兵”的安徽子弟兵，以七千打十万，一举占领了上海。李鸿章也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办洋务，建海军，一发而不可收。

那时二人是否见面，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伊藤博文一定会知道李鸿章的威名。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80年代，大清帝国海上之梦被溃烂的官场一点点地腐蚀，已经趋于黯淡了。但这个沉落的梦想却仿佛翘翘板，把日本的野心翘起来。公元1874年，日侵台湾。5年后，占领琉球。又过了十年，到了公元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同时从朝鲜撤军，“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正是这一条款，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

正是这次会面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在日本为李鸿章准备膳食的清国大厨。

而伊藤博文对清国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意思是说，中国人还在用八股文来选拔文官，用弓箭来选拔武官，他们所学的，在当今世界上已没有用武之地；纵然有人想稍做改革，也会被言官们骂得一文不值。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整顿陆军海军，但在我看来，都是些空话。

无论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对对方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不同只在于，伊藤博文的判断成了日本的共识，而李鸿章的判断则被视为危言耸听、为自己建北洋捞资本。十年后，双方的预言都得到了验证，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李鸿章深刻的痛感，无人能够体会。

李鸿章看见案板上的河豚，就等于看见了自己。

孙郁说他：“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 。

说白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祝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