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子在街头拍摄切格瓦拉的涂鸦。 新华社发（华金埃尔南德斯摄）

“来自中国的‘粮食’”

1959年4月，哈瓦那沉浸在革命胜利之初的欢欣鼓舞之中，新华社记者、后成为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与同事孔迈踏上了古巴的土地。五天后，格瓦拉就约他们见了面。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格瓦拉详细介绍了古巴革命胜利的过程、经验和问题。

临别时，格瓦拉歪过头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油印小册子。“我是毛泽东的学生。”他说着，把小册子送给中国记者，并强调“这可是在古巴游击战争时期在前线印的”，是“来自中国的‘粮食’”。

庞炳庵说，之后几次搬家过程中，这本小册子不慎丢失。“当时太年轻，都没想到要找他签名，结果又怎么都找不到了，真是可惜。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狠拍一下大腿。”

庞炳庵回忆，格瓦拉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他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还根据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加上对古巴革命游击战争的回顾与总结，编写了《游击战》及其续篇《游击战：一种手段》等两本著作。

对此，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也深有感触。1963年，黄志良陪同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受人之托，想向格瓦拉要一本有他签名的《游击战》留念，没想到格瓦拉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

“毛泽东主席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格瓦拉打趣道，“我怎么好意思把小学生的习作拿给中国同志看呢？”

黄志良回忆，当时格瓦拉还引用了一句西班牙谚语：“这岂不是向养蜂人兜售蜜糖么？”这句话正对应中国人常说的“班门弄斧”。

黄志良说，正是这种谦和的态度，增添了自己对格瓦拉的尊敬。

“我算是忤逆不孝吧”

其实，早在那次见面的3年前，黄志良就已经与格瓦拉有过数次会面经历，还有幸成为格瓦拉在家中宴请的最早一批外国宾客。

1960年7月，黄志良随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同格瓦拉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要知道，格瓦拉还从未在家中宴请过外国宾客呢。”

黄志良记得，格瓦拉的家位于哈瓦那米拉玛区，革命前是富豪们居住的高级住宅区，格瓦拉的住所却很普通，会客室、厨房加起来也不过40平方米。家里还住着妻子、一岁多的女儿和临时来古巴探望他的母亲塞利娅。

当时，塞利娅50岁出头，面容端庄慈祥，两鬓斑白。她说已经6年没见格瓦拉，天天思念儿子，担心他的安危。

塞利娅还说，格瓦拉两岁就得了哮喘病，没法正常上学，自己便在家中给他补课。儿子非但没有落下学业，还阅读大量课外书籍，12岁就有了18岁青年的文化程度。

格瓦拉对中国文化的熟悉，让黄志良印象深刻。这位资深外交官回忆道，格瓦拉一边听母亲说着陈年旧事，一边为母亲夹菜。

末了，格瓦拉亲了亲母亲的手说：“这么多年，妈妈为我的病和安危操碎了心，而我这个狠心的儿子却抛下了多病的妈妈四海为家。”说着，他抬眼看了一下中国客人，笑称：“按照你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这该算是忤逆不孝吧！”

就在前一天接见中国代表团时，格拉瓦说，他读过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书，渴望能到中国实地看看。同年11月，也就是中古建交不到两个月，格瓦拉率团出访中国。

与周恩来“争论”

著名翻译家王怀祖是格瓦拉第一次访华时的翻译之一，陪同格瓦拉参观了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令王怀祖难以忘怀的是，比他大6岁的格瓦拉待他如小弟弟一般，“和蔼亲切，讲话时总面带笑容，使人感到很温暖”。格瓦拉还告诉他，回古巴后，一定会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全力支持传达给古巴人民。

庞炳庵同样记得，格瓦拉结束访问回国后，对古中友谊给予了很高评价。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还特意回忆起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次“争论”。当时，古方要在两国公报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的字句，但周总理不同意，坚持认为各国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互利的。格瓦拉说：“最后，周恩来胜利了。”

据庞炳庵介绍，格瓦拉举的这个例子当时在古巴可谓家喻户晓，令古巴民众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满怀感激，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友谊。“我听说，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古巴百姓还会念及此事，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激。”庞炳庵说。

2001年，庞炳庵再度来到哈瓦那，把他在中国“淘到”的一块带有格瓦拉形象的奇石捐赠给古巴革命历史博物馆。

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他这么评价格瓦拉：

“人体内有红血球和白血球。当病毒侵入人体时，白血球就奋不顾身地去扑灭病毒，最后许多白血球死去了，但病人得以康复。格瓦拉精神很像‘白血球精神’。我们中间正是有了一批像格瓦拉一样的人，人类才有希望。”

据新华社

（原标题：“按中国传统，我算忤逆不孝！”

切·格瓦拉的“中国往事”）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