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明

1857年，礼查饭店迁至苏州河口、韦尔斯桥北堍

安东尼奥·雷玛斯建起铁房子放映电影

●1897年，电影漂洋过海来到上海，走进北四川路附近的礼查饭店，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由此实现。

●1908年，北四川路旁的乍浦路上，“虹口活动影戏园”开门迎客，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宣告问世。

●20世纪上半叶，北四川路一带先后拥有32家电影院、46家电影公司，占据了上海影业的半壁江山。过河看影戏，成为上海市民的时尚潮流。

礼查饭店的白布，是点亮中国电影的第一块银幕

1897年5月22日，一个礼拜六的夜晚，地处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花园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黄浦路15号），人来车往，好不热闹。不过这一天，许多来客似乎并没有打算住宿或用餐，进了大堂，就直奔阿斯脱厅（Astor Hall）。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一台从未有人见过的机器稳稳地立在中间，正前方墙上，悬着一块白布，在它的四周，一排排座椅依次展开。欢快轻柔的夜曲弥漫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兴奋好奇的神情写在每一位客人的脸上。

晚上9点整，服务生将阿斯脱厅的大门轻轻掩上，室内的灯光暗了下来，客人们或坐或站，但无一例外，全都屏息凝神。黑暗中，只听“啪”的一声，大厅中间的神秘机器突然射出一束炫目的光，打亮了前方的白布。这一瞬间，无数双眼睛都睁大了。

120年前礼查饭店的这一瞬间，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走入历史。然而，倘若告诉你，礼查饭店点亮的白布，是中国的第一块电影银幕，你会不会像阿斯脱厅里的客人一样睁大眼睛？

没错，两个甲子前那个初夏的夜晚，在礼查饭店阿斯脱厅所发生的，正是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从这一天起，中国电影开始了跨越3个世纪的梦幻之旅。

不过，且慢，好像以往的中国电影史可不是这么说的！在许多电影史家的描述中，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电影旧称“影戏”是没错的，但是被称为“影戏”的，倒不见得都是电影。据考证，“影戏”最早指的是咱们中国祖传的皮影戏。到了晚清，幻灯和电影相继走入中国，为了便于区分，我国人民便将幻灯称为“外国影戏”、“西洋影戏”，电影则称为“电光影戏”或“机器电光影戏”（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按此推论，徐园的“西洋影戏”，实为幻灯，而非电影。

实际上，早在一个礼拜前，公共租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已经登了广告（这应该也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广告），介绍和宣传这种名为ANIMATOSCOPE、由美国爱迪生公司出品的神奇机器。然而，1897年5月22日晚上来到礼查饭店阿斯脱厅的客人，仍然被震惊了。画面是黑白的，不算特别清晰，甚至还有点卡，但无论是正在巴黎访问的沙皇、队列行进中的士兵、海德公园里的自行车手，还是沙滩上的海浪、威尼斯的冈朵拉、蛇形舞者……任何投射在银幕上的人物、车辆、景观，都如同真实世界中那样连贯地运动和变化，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这真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视觉体验！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体验这种震撼，客人们每人要花1美元才能入场。坐票更贵，1.5美元。这个票价贵到什么程度？我们作个对比：1896年8月10日徐园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用“文虎候教”、“西洋影戏客串戏法”、“定造新样奇巧电光焰火”以及“秦淮画舫、水漫金山、蛤蝉斗法、火字银花、玉堂富贵、鳌鱼化龙、哪吒斗宝、五彩莲灯”招徕观众游客，“游资每位两角”。

从巨贵的价格，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的组织者，对ANIMATOSCOPE这一前所未见的新事物怀着何等自信。十里洋场上海滩，只要够新、够奇、够水准，就不怕没人捧场买单。

这一点，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与礼查饭店结缘的重要原因。

礼查饭店（Astor House），始建于1846年上海开埠3年后，由英国商人阿斯托豪夫·礼查创办，原址在今天的金陵东路外滩附近，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1856年，位于苏州河口的韦尔斯桥（今外白渡桥前身）建成。礼查看好苏州河北虹口的发展前景，便于次年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买下韦尔斯桥北堍一块河滩地，建造了2层砖木结构、东印度风格的新大楼，将礼查饭店迁至此处。此后至20世纪初，礼查饭店不仅是上海最豪华的大饭店，也是中国最早接受煤气、电灯等现代化新事物的地方。同时，礼查饭店还开设酒吧、舞厅、弹子房、扑克室等娱乐设施，成为当时上海上层社会人士开展社交、娱乐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不过，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120年前的那个礼查了。1906年，为了给外白渡桥让地，礼查饭店拆除旧楼，在原址重建总高5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8100平方米的新楼。紧接着又在该楼前面再造一座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6层豪华大楼。1910年竣工的新大楼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灰色外墙，拥有繁复的弧形拱窗、成排的艾奥尼亚立柱和维多利亚式的中庭和回廊，并且24小时供应热水。1959年，礼查饭店更名为浦江饭店。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一楼大厅挂牌成立。

然而，不管名称和身份如何演变，对于所有喜爱电影的人们而言，老礼查饭店是点亮中国第一块电影银幕的地方，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发轫之地。

经营商清一色老外，西班牙人建起了固定放映场

进入20世纪，随着技术的改进、片源的增多，在上海经营电影放映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一时期，上海电影业有几个特点还蛮有意思的。

第一，电影放映经营商几乎清一色老外。其中，尤以来自美国和欧洲英、法、西班牙等国的放映商最为活跃。这可能与放映设备和片源多来自欧美有关，也可能与早期电影观众多为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和电影放映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有关。

第二，电影放映方式基本是流动放映。与第一次电影放映选择礼查饭店这样的豪华大饭店不同的是，后续的电影放映多选择戏园、茶园，如四马路上的青莲阁，静安的张园（又名味莼园），闸北的徐园，以及天华茶园、同庆茶园等，都是三天两头打广告放电影。在这些地方，电影还不是主角，而仍然是招徕顾客的噱头和附赠品。对游客和茶客而言，游园、品茶时顺便看看外国电光影戏，倒也不失为愉快的消遣。

第三，电影票价一路走低。1897年5月30日上海《新闻报》刊登“活小照”广告称，“新到爱泥每太司谷浦（即ANIMATOSCOPE），以前在礼查演做……择期五月初五日，借张园安垲地大洋房内演舞，计价每位洋一元”。而到了1898年7月，徐园的广告中也陆续出现了“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留声电光戏”、“英法行动影戏”，票价则是“每客四角”或“二角、四角、八角”，堪称经济实惠。随着观影成本的降低，电影也从有钱人才消费得起的高端娱乐，逐渐变成大众娱乐，走入寻常市民的文化生活。

在上海众多“跑码头”的电影放映商里，一个叫安东尼奥·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凭着精明的头脑和务实的经营，逐渐脱颖而出。此人涉足电影业，始于从同乡加仑白克手里接收一台二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部老旧的片子。但他高明之处在于，舍得花钱租好的片源，并且善于宣传造势，“雇了几个印度人拿着铜鼓和洋喇叭，每天在福州路升平茶楼大吹大擂地闹着，对于看客们每人收钱三十文。”（《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短短四五年间，雷玛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雷玛斯敏锐地观察到，电影问世十余年后，国外开始出现相对固定的室内电影放映场所。相比于原先的露天放映和流动放映，固定放映固然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但是可以为观众创造更舒适、更安全的观影环境，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经营的。

自上海开埠以来，历经数十年发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来越繁华，但同时也越来越拥挤，租界当局便主导推动越界筑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条路便是北四川路，从海宁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园，使原本仅有约3000亩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区一下子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市政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发展改进。苏州河上从原先仅有摆渡发展到桥闸，从木桥发展到钢桥，路面越修越宽，承重越来越强，为人力、畜力交通向机械、电气动力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商电车公司从静安寺到外滩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地铁通车。就在当年，始发于静安寺的1路电车跨过外白渡桥，沿着北四川路，经过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终点站就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雷玛斯出手了。他花了一点钱，把乍浦路上自己曾经租用来放电影的露天滑冰场买了下来。然后，又花钱用铅铁皮把溜冰场盖了起来，变成一座封闭的可容纳250名观众的影戏园，取名“虹口活动影戏园”。尽管这座建筑十分简陋，冬冷夏热，周边的市民干脆把它叫做“铁房子”，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并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

名盛一时的“影院街”和形形色色的“电影迷”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设于宝山路印刷所总厂内。

为了这座电影院，雷玛斯究竟花了多少钱？实话实说，不可考。不过，根据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应该真的只是“一点钱”，因为乍浦路的地价实在是太便宜了！1903年，公共租界中区即原英租界的地价每亩公估为13549两，而北区即原美租界虹口地区的地价每亩公估为4819两，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租界北区的地价也在逐年攀升，但与中区的价格比值，却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随着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和有轨电车的通行，原先像城乡结合部一样的北四川路周边盖了许多新房子，相对便宜的地价和房价，吸引了许多来自江浙、广东的移民和日本的侨民。根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00年，公共租界中区人口为13.23万人，北区人口为9.04万人；到1930年，中区人口微幅增长至13.29万人，而北区人口已经猛增近一倍，达到17.41万人。人口的大量导入，使得北四川路周边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成为继南京路、霞飞路之后，上海又一条著名的商业街、文化街。

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雷玛斯的精明和远见了。1909年，他又紧锣密鼓在海宁路上开办了自己的第二家电影院——维多利亚活动影戏园，这也是上海的第二家影院。和乍浦路上的“铁房子”相比，这家影院可说是鸟枪换炮：共设置750座，装饰豪华，内设酒吧。到了1918年，为了与周边新建影院抗衡，雷玛斯把虹口活动影戏园的铁皮房拆了，邀请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在距原址不远处的乍浦路海宁路口建成钢筋混凝土转木拱形结构的新影院，座位增加到710个，门面2层，增辟观众休息室、会客室，并安装暖气设备。次年，新影院正式定名为虹口大戏院。此后，雷玛斯陆续创办“夏令配克”“万国”“卡德”“恩派亚”等影院，并组建“雷玛斯游艺公司”，成为上海滩影业大亨。

1930年前后，雷玛斯将自己的影院全部转让，带着经营影业多年积攒的财富离开上海，回到家乡。令人扼腕的是，由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在1998年海宁路拓宽工程中被拆除。
在雷玛斯的示范影响下，从1908年到1918年，短短十年间，北四川路一带相继出现了“爱普庐”“幻梳”“爱伦”等8家影院，形成聚合效应。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的60家影院中，竟然有32家开办在北四川路周边，北四川路成为一条名符其实的“影院街”。

这么多的影院，尽管定位不同，票价各异，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都有自己的绝活，敢于尝试新事物。

1914年，由蜡盘配音的原始有声电影引进中国，在礼查饭店试映两天后，在维多利亚影戏院正式公映，轰动一时。

1917年，由广东人曾焕堂创立的、也是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建成营业。1933年，上海大戏院首次公映苏联电影《生路》，开创了中苏复交后放映苏联电影的先河。

1925年，奥迪安大戏院建成，上下两层看台，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还安装了通风设备，豪华一流的设施引来无数观众，被誉为“东方第一剧场”。

1926年，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在美国面世，仅仅4个月后，百星大戏院即从美国运来有声电影播放设备，在新中央大戏院（原维多利亚影戏院）试映2天后，又在百星大戏院连续公映6天，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真正的有声电影。

北四川路上的影院，渐渐取代茶楼、戏园，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摩登的都市娱乐和消费方式，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日常，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

《七十二家房客》的导演王为一在自传中回忆年轻时在虹口的观影经历，有趣得很：

“影片中这位蒙面大侠骑了摩托车出场时，就有观众自动地用口技为他配上摩托声，也有人配上喇叭声的，技巧都相当高。假若大侠骑马奔驰，观众即配上马蹄声，或远或近，配得很真切，假若群马追逐，则观众座中响起一片马蹄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十分热闹。遇到大侠和恶徒开打时，全场观众就脚踩地板发出巨响以示助威。大侠取胜时，群众就鼓掌欢呼。恶徒窜逃时，群众就用苏州话和广东话恶声臭骂。”

随着影院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市民开始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成为电影迷。李天纲在《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对此有所描述：

“在虹口、闸北、杨树浦的丝厂、纱厂小姐妹和家庭妇女，是明星们的热衷者。他们周末凑钱到虹口看电影、看戏，平时在宿舍里模仿、练习，有钱的话还穿明星服装，理明星头发，到后台给明星送花。”

随着“影院街”名声日隆，许多居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市民，也特地坐电车过河去虹口看影戏，以至于很多上海人说“到虹口去”，就表示“看影戏去”。甚至有人说，“谈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在北四川路上用过钱，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的不足。”

横浜桥头的电影厂和石库门里的大明星

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

北四川路便利的交通、低廉的地价和相对优越的营商环境，不仅为影院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也为众多影厂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使这一地区成为早期上海电影制片业的核心区域。从20世纪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北四川路周边共开办了46家中外电影公司，其中的38家成立于1920年代。这些公司，多集中于北四川路横浜桥周边，或从事影片制作，或专注电影发行，中西交融，各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从创办时间来看，最早设立电影厂的，是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1917年，位于北四川路附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刷所照相制版部开始兼营影戏拍摄业务。第二年，商务活动影戏部正式成立。与商务“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一脉相承，活动影戏部主要拍摄时事、教育、风景、戏剧等短片。梅兰芳早年执导并主演的作品《春香闹学》，即由商务活动影戏部摄制出品。

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影戏公司，也非常有特色。这家公司由著名画家但杜宇创办，1924年迁至虹口虬江路。两年后，但杜宇和公司头号女明星殷明珠结婚，而后者向来以作风西化大胆而知名，有FF（Foreign Fashion）之美誉。1927年上映的《盘丝洞》，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由但杜宇执导，殷明珠主演。影片的角色造型和技术运用充满想象力，更有蜘蛛精裸浴的大胆场景，一时间颇为轰动。2013年，这部在国内佚失多年的电影，在遥远的挪威重新发现了影片的拷贝，令人惊叹的同时，也让人们对当年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准、市场意识和国际影响力刮目相看。

当然，讲到影响力，北四川路上的诸多电影公司里，最具市场影响力的，还是横浜桥边由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天一成立于1925年，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此后，又陆续拍摄《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等古装片，商业上大获成功。1931年，天一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片上发声电影《歌场春色》。自公司起步至1937年迁往香港，十余年间共摄制100多部影片，在通俗电影和有声电影创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不过，天一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作品本身，更在于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一方面，公司非常注重明星效应，曾经培养发掘了胡蝶、陈玉梅、袁美云等电影女明星。这几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人尽皆知的大明星、大美女。另一方面，天一又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邵氏四兄弟在企业内部既精诚合作，又明确分工。老大邵醉翁，不仅是公司的创立者，也是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负责公司内部管理；老四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主要负责发行，把天一的电影推广到香港、南洋和海外。1958年，邵逸夫与邵仁枚联手在香港创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营建了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庞大电影帝国。而这个帝国的源头，就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头。

今天的四川北路，早已不复当年“影院街”的传奇，120年的时光并不算久长，但那些曾经人流如织的影院、影厂，经历革命和战争的血火之后，大多已无迹可循，那些如雷贯耳的人和事，也只能在历史书中去寻觅芳踪。然而，礼查饭店还在，乍浦路还在，横浜桥还在，余庆坊和千爱里也还在，爱电影的人们茶余饭后去走走中国电影曾经走过的那段路，没准儿还能找到与胡蝶、阮玲玉擦肩而过的感觉。是的，只要爱电影的人还在，北四川路与中国电影的那些往事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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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川路上的名人掠影

徐明

●文人篇

作为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的电影，不仅娱乐了普通市民，也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他们流连并沉迷于光影世界，释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并且通过电影接触和了解不同的文化，也有人因热爱而参与，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编剧、导演、评论家的行列。

以鲁迅为例，对电影的热爱，实非常人可以想象。他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1927年，鲁迅携妻儿来到上海，定居北四川路近旁的景云里，从此便与北四川路上的影院结缘。他“同广平携海婴”一起去看美国迪士尼动画电影，他也常常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融光大戏院（今星美国际影院），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影院。在他的日记中，共有150多次观影记录，而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居住生活的不到十年间，他就观看了142场，几乎每月一场。电影，实在是鲁迅文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刘呐鸥

1928年，刘呐鸥也来到上海，住在临近北四川路的江湾路六三花园旁弄堂里的一幢单间三层小洋房。他邀请戴望舒与他同住，施蛰存去上海时也住在那里。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这样回忆与这几位朋友共同度过的时光：

“最初，大家都感到无聊得很，没有事做。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

不过，刘呐鸥一类的新感觉派文人毕竟不同于普通市民，对他们而言，看电影既是一种消遣和嗜好，也是丰富文学和研究视角的途径。施蛰存在1934年《文艺风景》杂志上的另一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刘呐鸥先生近年来很热心于电影艺术之研究，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着全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幕上故事的进行的。他为本刊写的一个新作的电影脚本，很明显地看得出，不是对于电影艺术有一点修养的人，是不会写得这样完善的。”

“银幕将军”汤晓丹，也是在北四川路的电影院里学习怎样拍电影。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

“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点走进放映厅，连看好几场。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直到我们对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都能背出来为止。我对电影入门就是从沈西苓拉我进电影院学电影、看电影、背电影开始的。”

●影人篇

胡蝶 祖籍广东鹤山，出生于提篮桥的辅庆里，青年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正是在余庆坊的这个时期，她开始学习表演，先后在大中华、友联、天一、明星公司出演影片，在表演上取得卓越成就。更加幸运的是，身为广东人后代的胡蝶，竟然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而且正好赶上了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发展的“风口”。美丽、端庄、喜气、优雅的胡蝶，也是时尚界的宠儿，三天两头上杂志封面。1933年，胡蝶当选中国电影皇后，可谓万千宠爱集一身。

阮玲玉 同样是出生在上海的二代广东移民，曾先后居住于北四川路海宁路和鸿庆坊。1926年，阮玲玉考入明星公司，后转入联华影业，因出演《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桃花泣血记》等影片而名声大噪。阮玲玉不会说国语，但好在，她出演的影片都是无声电影。“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阮玲玉又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左翼电影，树立了独特鲜明的阮氏风格，广受好评。其中，她在《神女》中的表演，细腻动人、真挚深情，堪称中国无声电影表演的巅峰之作。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阮玲玉并没有像她扮演的角色一样，奋起抗争，寻求解放，而是陷于婚姻感情失败的痛苦而不能自拔，1935年便自杀离世，年仅25岁。

蔡楚生 一位从电影公司杂务做起而最终成为大家的广东籍导演。抗战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旁的千爱里3号，开始酝酿筹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可是，因多年积劳成疾，他的肺病一直不见好转，临近开机，却无法去片场执导。情急之下，蔡楚生找来从未做过导演的小老乡郑君里，请他出任现场导演。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作为第一导演的蔡楚生基本不去片场，而是在家构思脚本，绘制气氛图，现场导演郑君里则每天骑车往返于北四川路的蔡家和徐家汇的片场。凭着惊人的默契，两位才华横溢的电影人合作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史诗级影片。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