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美国为何下调标准

蒋立新首先强调，美国这一版高血压指南的制定过程遵循了既往的一贯做法，即在充分考虑学科、地域、种族等代表性和有无利益冲突影响指南制定的公正性等因素，遴选专家成立指南撰写委员会，并成立独立的科学证据评估委员会，根据明确规则，汇总分析大量科学文献，确保指南的制定以循证医学为依据。

高血压是卒中、冠心病和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发病的最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而良好的血压控制可显著降低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对降低全社会的慢病整体负担极其重要，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的新版高血压诊断标准，无疑对提高公民高血压预防意识、高血压的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等将发挥积极作用。

分析 中国着力点并不同

既然美国的新版高血压指南有积极的意义，是不是就可以照搬到中国呢？对此，蒋立新明确表示说“不”。 她强调，各国的经济水平和疾病整体负担等存在巨大差异，了解中、美两国目前高血压防控局势对回答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蒋立新列举了如下数据，其团队近日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我国高血压管理现状的文章数据显示，从2014年开始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的35-75岁高血压人群中，治疗率为30.1%，控制率仅为7.2%。相比之下，美国2013年至2014年度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数据显示， 40-75岁高血压患者中的治疗率为73%，而控制率更高达61%。说明我国目前高血压的防控严峻程度和着重发力点与美国存在明显不同。简单的说，美国高血压防控的现状是追求“更好”，而我国的当务之需则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扭转高血压控制率如此低下的局面。

蒋立新还列举了美国颁布新指南的同一天，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另外一篇分析指南可能对中、美两国高血压人群数量等影响的对比数据显示，若以美国最新的高血压诊断为标准，用美国NHANES的2013年至2014年度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数据进行推算，美国高血压患病率将增加26.8%，而中国则将增加45.1%；推荐降压治疗患者在美国将新增750万，而在中国将新增5530万；推荐强化降压治疗的患者在美国新增1390万，而中国则增加3000万。这无疑提示我们需要十分审慎地评估美国指南当下对我国的适用性。

从宏观公共卫生层面，我国高血压防控现阶段的着重发力点应当围绕在卫生资源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提高防控的效率和效益。而在相同的投入下，高血压越重、本底的危险性越高的患者，治疗的绝对获益幅度就越大，投入产出比就越高。

建议 不必过度恐慌

蒋立新说，个人大可不必因为一夜之间就被“成为”高血压患者而过度恐慌，即使您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马上需要开始药物治疗，而是提醒您需要规律测量血压，并积极地改善生活方式，如戒烟、限盐、运动和减肥等。

只有对既往有心肌梗死、卒中、心力衰竭、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史和年龄大于79岁的老年人等高危险性的高血压患者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事实上，这类患者由于这些疾病的缘故大都已经在服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了，而这些药物也属于降压药（很多药物具有多重作用），这类患者通常需要就医确认是否需要增加剂量或者调整药物。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