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田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国宝》特展是日本四十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日本的文物收藏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国宝基本都是博物馆的藏品，而日本国宝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寺院的圣物。日本很多寺院传承千年，很少人为破坏，而且会把从中国唐宋时代请回的文物代代珍藏，所以很多在中国早已失传的文物，在日本反而可以看到。在国宝展前三期的文章里，笔者着重介绍了一些日本寺庙中的文物珍品，如《吉祥天女像》（中国唐代或日本奈良时代，药师寺藏，第一期展示）、曜变天目茶碗（南宋，龙光院藏，第二期展示）、《猿鹤观音像》（南宋牧溪画，大德寺藏，第三期展示）等，都是艺术史上的名品。同样，第四期（11.14-26日）里也有很多顶级的艺术珍品。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佛教。僧人无子嗣，以法脉传承为嗣，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学习和传承佛法。唐代鉴真大师六次东渡，多次遭遇海难，付出了双目失明的代价，也一定要把佛法东传，日本的僧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渡海西来学习，把佛法和法器带回日本。

僧人们努力传法学习，一个附带效应是把当时的佛教艺术带到了日本。佛教教义复杂，经文卷帙浩繁，不利于向一般大众传教，于是雕塑绘画等艺术都成了传教的手段，因为好看的东西总会吸引人。中国唐代是佛教的极盛期，从龙门到敦煌都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但中国没有收藏佛教艺术品的传统，除了石窟之外少有珍贵文物传世。日本则一直注重保留各种从中国请回的佛教艺术品，将其当作圣物世代珍藏。

在国宝展的第四期上，有很多难得一见的古代佛教艺术精品，笔者最推崇的是京都世界遗产东寺收藏的《两界曼陀罗图》。中国的佛教来自于印度，在佛法兴盛的唐朝，不光是有唐玄奘西天取经，印度也有很多高僧来华传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他们在唐朝被封为国师，史称“开元三大士”。他们传来的佛法分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两个系统。不空的华人弟子惠果才智卓绝，同时获得了两部经书的传承，他将两套系统合二为一，创造出了唐代的密宗（唐密）。唐密内容复杂，系统严密，为了易于理解，惠果把两部经书里描绘的世界景象绘制成了两界曼陀罗图像，大日经的世界为十二院胎藏界，金刚顶经的世界为九会金刚界。公元804年，日本僧人空海来华学习，拜师于惠果门下，惠果将佛法精要尽皆传授之后，令其带着佛像和曼陀罗图回日本传教。空海回国后开创了真言宗，成为日本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教门派之一。之后数十年内，还陆续有僧人来华修习密教，求道解惑，终于把惠果的唐密在日本保留了下来，而中国的唐密则在一次次灭法中逐渐销声匿迹了。

本次国宝展的《两界曼陀罗图》是两幅大画，画心高达1.85米，上面画了大量神佛形象，工笔华丽之极，堪称皇皇巨制。这是东寺西院的传世品，制作于公元九世纪，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彩色两界曼陀罗。由于画上没有题记，所以日本在评审国宝时，定其为平安时代日本的作品。然而现在学者逐渐开始认为其制作于中国唐代，可能是僧人宗叡于公元865年请回日本的。笔者仔细观察后，也认为这是唐代的佛画，因为古人复制画像并非是复印，而是重新绘制，这就不可避免的有作者的笔法和思路在里面，会和原始作品有区别。这两幅两界曼陀罗有极强烈的印度绘画风格，却见不到任何日本佛画的痕迹，这在日本流传的古画中独树一帜。作者肯定见过并临摹过很多印度佛画，当时日本画家只怕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他们能看到的都是中国佛画，中国画家是有这个条件的，因为唐朝和印度交流很多，能看到一手的资料。另外，胎藏界的外金刚部院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神仙，意思是佛在各种环境下会化成各种神仙来教化世人，这也是日本神佛合一思想的来源。在这些神仙里，能看到西方的十二星座、印度的神灵，还有中国本土的二十八星宿，却没有日本的神灵，可见《两界曼陀罗图》很可能是在中国绘制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两界曼陀罗图》非但是传世最大最华丽的唐代绘画，更是中国艺术史上堪比《清明上河图》的极致之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