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福田

古代的张家湾城 景浩 绘制

通州几个古城的兴衰各有其因。张家湾因漕运兴而兴，也因漕运衰而衰。在没有汽车也没有铁路的年代，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客货运输的命脉。自辽代开始，张家湾就是运河之畔最繁忙的码头之一。至今张家湾镇还有皇木厂村、砖厂村、北马头村等因漕运而形成的村落。

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到天津河段，被称为北运河，又称沽水、白河、潞河等。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之前，这段河道已被用来运输货物。北运河的漕运史可以远溯到前秦，《日下旧闻考》中称“秦使飞刍挽粟”，说的是秦朝通过北运河运输长城守卫将士的军需物资。东汉王霸开温水漕运要用到潞河，汉末曹操掘泉州渠北征乌桓，也要“从泃河口入潞河”，只不过那时的潞河还属于自然河道，但其漕运功能已被开发。

到了辽代，燕京改为南京（今北京），北京作为首都的雏形开始奠基，潞河漕运从此也变得异常重要起来。萧太后开挖运粮河，自辽东辽阳输送大量粮秣以供应南京，漕粮从营口入渤海，到天津沿潞河一线向南京（今北京）转运，在今张家湾转萧太后河入京师，那时候的张家湾就开始成为漕运枢纽。

众所周知，内陆河流用于漕运，最重要的就是河流水量，而越往上游，交汇的河流也就越少，上游水量不足，漕运便无法实现。萧太后运粮河入潞河口之所以选在张家湾，就因为张家湾正好是潞河上游众多河流交汇的地方，是以今张家湾以南河段，又叫泗河（也叫南泗河，当时潞河在张家湾上游东侧还有一个分支，叫北泗河，其上游也是四条河流交汇）。四河在此汇流，其南侧东畔还有夏谦泽，西畔有皇家开展“捺钵”文化的延芳淀，两处水面都很广阔，延芳淀不仅可以满足皇家“捺钵”，还可用作运河水量调节和漕船停泊。

张家湾成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在这里建有码头，附近还建有几处供皇家“捺钵”需要的粮仓，如今张家湾镇辖村苍上村，在辽代就是皇家御用仓储地。而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停靠，也使张家湾繁华起来，张家湾镇内一街两巷商铺林立，达500余家，“日日为市、弦歌相闻，最称繁盛”。山西商人曾在张家湾建有山西会馆，曹雪芹家人曾在张家湾花枝胡同开有当铺，由此可见张家湾在古时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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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因万户侯张瑄得名

封建王朝对潞河河道进行人工疏浚，有据可考是从金朝肇始。当时萧太后运粮河上游河道（北京至通州段）早已淤塞，漕船只能在张家湾卸船改陆路转输，其艰难困苦状况可想而知。

由此，开辟通州至中都（金朝北京名）的水路漕运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萧太后运粮河淤塞，水源也不够充足，重新疏浚工程量巨大。权衡之下，金人选择了流经通州城北的另一条河道，它是高梁河东支，原是为灌溉大片田地而开凿。这条河道较之萧太后运粮河流程短一些，疏浚起来工程量也要少一些，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这里紧邻通州城下，可以水陆兼顾。

金代里河漕运河道选择通州城北的高梁河东支，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似乎被通州取代了。但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原因是张家湾拥有四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北京至通州里河河道入潞河的河口位置可以人为选择，潞河河道支持漕运的水量却难以改变，而且金代里河漕运使用只有10年。还有就是张家湾南邻的大片水泊夏谦泽和延芳淀，它们不仅可以调节下游河道的水量，还是漕运船只停泊的天然港湾。有金一代，张家湾仍然是北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之一，浩瀚的延芳淀也是金朝皇族“捺钵”地和海陵王督造战船演习水师的训练场。

蒙古崛起金朝灭亡，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北京从此更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运河漕运也开始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元代之前，张家湾的名称是什么？却无史料记载。在辽代，张家湾地区已经成为萧太后运粮河的枢纽，在它附近还建有皇家御用码头，这么重要的港口是不可能没有名字的。今张家湾附近土桥、大高力庄、牌楼营等村，都发现有面积不等的汉墓，里二泗村南更发现达36万平方米的大型汉墓群，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一地区起码在汉代就有人类在繁衍。当地老人介绍说，漕运开始后，附近村民看准商机，在河岸两边建房设店，形成规模，渐成村落，大家遂把当时的张家湾地区称为长店。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都因蝗灾急需从江南调运大量粮食，《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海盗出身的万户侯张瑄等自东南“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海运漕粮到天津海口，沿辽时运河故道向大都转输漕粮，但船到长店再也无法上行。且不说连年征战里河失浚，就是到通州潞河河段，也因为水量不足无法承运，所以漕船只能在长店泊岸，漕粮改由陆路向大都转运。当年张瑄手握海运重权，为了向元朝统治者表明忠心，曾经将族属迁到长店，并在长店设立海运船队总部，使长店成为重要的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正是因为张瑄，此地开始被称为张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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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花了皇帝三万两

张家湾残留的城墙

或者因为张瑄的这次救急太有名了，或者因为这一次的场面特别壮观，人们从此只知张家湾而不记其前了。史书没有记载，原来的名字就很难流传，只是张家湾的历史绝不能从元算起，不然一出张家湾古城门，就是一条辽时的萧太后运粮河，却说这个地方的历史从元开始，岂不成了笑话。

张家湾作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首先是个自然选择，这种选择在前在后得到过很多次印证，每当里河漕运河道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使用，北运河漕船就只能上行到张家湾，张瑄的这一次只是特别经典罢了。

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作为国都，对北京城的建设是划时代的，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从这时开始，今北京城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雏形由此奠基。北京历来有“漂来的城市”之说，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量的建材和物资都要从南方调运，当时所有货物都只能在张家湾上岸，所以通州还有“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一说。

元大都作为大一统的皇朝首都，漕运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开凿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势在必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开凿山东济州河开始，到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通自北京到通州张家湾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元大都，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愈加突出。

元末明初又一次改朝换代，北运河里河（通惠河）再一次淤塞停用，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却愈加显赫。明朝开国之初定都南京，时间耽搁了数十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掣肘于既得利益官僚的阻挠，京杭大运河通州到北京的里河漕运，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和重启，张家湾就成为漕运的北端。由于古代水路运输比之陆路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张家湾的繁华甚至超过了在它上游作为州治的通州城。史地民俗专家王永斌在他的《历史上的京畿码头——张家湾》一文中描述：“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明代两位著名作家冯梦龙和凌蒙初合著《三言两拍》，其中也有多篇故事背景涉及张家湾，诗称“张湾千载运河头，古垒临漕胜迹稠”，大体上说明了张家湾当时的繁荣景象。

明嘉靖七年 (1528年) 巡漕御史吴仲重浚通惠河，将元代通惠河普济闸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张家湾作为北运河漕运北端的地位才被改变。北运河漕运北端码头移至通州城东北，用意仍是水陆运输两者兼顾，但张家湾作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仍然没有动摇，这种状况直到张家湾上游运河改道。

明朝中期国力渐弱，塞外蒙古各部却死灰复燃，多次突破长城入袭中原，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已对北方民族转入守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万蒙古骑兵再次突破古北口长城，兵锋指向通州一带，当时通州已有城池，张家湾却没有城池可守，于是蒙古骑兵避开通州城绕道河东一线扑向张家湾。张家湾建有通济仓，此时正有大量屯粮，如果这里被蒙古骑兵占领，存粮为之劫夺，敌兵获得粮饷补充，北京城的危险就更大了。幸得“都御史王竱驰至通州，收艚舟舣潞河西，勿使为寇用。寇屯河东二十里孤山、洳口诸处，阻水不得渡”（《读史方舆纪要》），张家湾的粮仓才算保住了。

《明史》记载：此次惊险过后，王竱给嘉靖皇帝上书，建议在张家湾建造城池以保此处粮仓不失，时任顺天府尹的刘畿，也上书称在张家湾“建城便于保卫，利于固守”，要求在张家湾筑城。皇帝连接两道上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抢筑张家湾城以保这里的粮仓，诏令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负责工程建设。建筑材料不够就四处搜罗，经费不足就自己带头从伙食费里捐款，抢筑张家湾城拆毁了前朝通惠河废弃的河口石闸，还用掉了嘉靖皇帝三万两的伙食费！

由此可见，张家湾在当时北运河漕运上的地位仍很重要。通州早在明初徐达、常遇春于洪武元年（1368年）北伐时就改筑砖城，这时的通惠河入北运河河口也已北迁通州城下，但对张家湾却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张家湾城建成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落成后周长约3公里，城墙高6米，厚3米有余，虽比不上通州城规模宏大，也算得上是一座比较坚固的城池了（此城后在1860年阻击英法联军时发挥了作用）。为保卫城池，明朝委派守备一员、驻防营兵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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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此设多个衙门

张家湾城南临萧太后河，其南门外的通道就是河上的一座木桥，但城建成后交通压力很大，木桥时坏时修。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一位叫张烨的官员资助和倡议下改建石桥，桥体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砌成，这就是今天还基本保存完好的通运桥。通运桥因建在萧太后河上，也叫萧太后桥，至今仍可使用，并与张家湾古城遗址一起，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在张家湾设有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提举司等。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因为漕运商业需要，在张家湾建许多塌房，所谓塌房就是官家出租给客商的货栈。朝廷还在此设有宝源与吉庆二榷税、皇店、通判都司以及盐仓批验所等官署，在它周边储存和加工物资的地方很多，如皇木厂、木瓜厂、料砖厂、花板石厂、铁锚厂、盐场等等，这些地方后来渐成聚落，今皇木厂、瓜厂、砖厂、盐滩等村都因此得名。

城内还有山西会馆，位于十里街东侧，明代是关帝庙，清乾隆间重修后改为山西会馆，后来在此开办学校，就是现张家湾中学的前身。学校规模扩大后，还占据了城里另外一座寺庙。

张家湾南门外关厢不仅是商品市集，在过去还有人市，评剧和二人转里著名的《冯奎卖妻》就发生在这儿。《冯奎卖妻》讲述了明末大旱灾，保定府的冯奎一家难以度日，决定把妻子李金莲卖出去，后来被买主夏老三搭救，一家终于团圆的故事。《冯奎卖妻》的唱词里有：“夏老三下了官船往前走，眼前来到张家湾。张家湾设个卖人市，有卖女来有卖男。”

从绘制于清朝的《潞河督运图》可以清晰看到，张家湾下游河道比较宽阔，水量充沛，而上游河道就相对狭窄。“潞河督运”的本意，正是要对进入这一段河道的船只实行管控。漕船通过张家湾驶入上游，要经由督运者同意；漕船到土、石二坝缴纳漕粮，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驶出，后来的漕船才能驶入。饶是如此，张家湾上游河段船只还非常拥挤，这就是当时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乘舟去香河路过张家湾，写了一篇《游雀林庄记》，他在文中这样描述张家湾：“耳听船夫吴歌软语，眼观岸边货物堆积如山。”

沿运河往来京城的达官显贵、商贾行旅都要在张家湾上下船，张家湾城中商铺、客栈林立。据《通州志》记载，清中期张家湾城内还有会商30多家，甚至还有3家当铺，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所开设的曹家当铺。清代在张家湾仍设通判、都司等管理漕运事务的官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还把原设于通州的潞河水马驿归并到张家湾和合驿（之前由今西集镇和合村迁至），从这两个驿站名称也可看出，通州这个“通”字水陆兼济，只不过后来通州到天津的地貌已变化，原来的陆路阻隔得到缓解，驿馆合并到张家湾已成为可能，如此既精简了机构，也便于通州城市功能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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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也漕运，衰也漕运

萧太后河边的曹雪芹像

依仗漕运枢纽的位置，张家湾的重要性和发展状况一度与州治所在的通州城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势。在元代，张家湾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但要追上当时历史已非常悠久的通州古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元朝统治区区百年，留给张家湾追赶的时间并不充裕。

就运河漕运而言，应该说张家湾比通州城更胜一筹，但张家湾的发展主要靠漕运，而通州城却胜在水陆兼济，并且通州城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北京城的东大门，这也是通州地区历史上有过四座古城，最终只有通州城保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但是，张家湾因漕运兴起而兴盛，却也因漕运停止而衰落。北运河停漕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家湾却赶在停漕之前就失去了其枢纽地位，而且还失得彻底，别说枢纽，甚至和漕运都没了关系。嘉庆七年（1802年）京东大水患，上游洪水导致北运河改道，河道在张家湾上游甩尾东去……一夜之间，一直作为北运河漕运枢纽的张家湾远离了运河（后来做过多次努力意图恢复，但到嘉庆十三年即1807年彻底失败，运河从此改道）。曾经在此汇流的河流沿故道向东汇入新的北运河，张家湾迤东的运河故道只能用来运盐，河道变窄，慢慢地就被人称作小盐河了。

运河改道，张家湾在北运河漕运上的枢纽地位骤失，一下子和漕运几乎没有了关系，瞬间变成明日黄花。至光绪二十七年，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开通，北运河停漕，通州城也开始衰落，并由州降级为县。从此以后，张家湾的命运就和通州的命运融合成一个整体，随着现代陆路交通发展，通州陆路通衢天下的优势渐渐显现，京津唐、京沈等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铁等的修建，使通州通往华北东北、东北和天津的交通枢纽地位再次凸显。

漕运的辉煌虽然已成过去，但漕运文化却在张家湾留下了厚重的印记：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元代的通惠河河口闸遗址等等，张家湾留下历史的遗迹仍有不少：古城墙、通运桥、漕运来的巨石、600年的皇木厂古槐……

张家湾是一座因漕运而兴起的古镇，但它的人文历史不止漕运。在张家湾流传着一个“九缸十八窖”的传说，说是这里一座寺庙的老方丈为后人埋下了银子，以备庙宇败落后重新修建。传说中的银子还没有被发现，但1981年在张家湾附近的烧酒巷村，已发掘出土了一大窖汉代五铢钱，总重量足有一吨之重！1992年在张家湾又发现曹雪芹“墓葬刻石”，这使它又成为红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于张家湾村西“大扇地”曹家坟，在清史档案中可以查到，曹家“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在张家湾古城，有曹家当铺、染坊、盐店和曹家井等遗迹，通州已故文史专家周良曾依据《红楼梦》，对张家湾的地名古迹进行过对比考察：十里街、大小花枝巷、葫芦庙、馒头庵（在原古城西南200米处）、铁槛寺、地藏庵、栊翠庵、玉皇庙并达摩庵等等，太多巧合让人不得不对一代文豪与张家湾的关系进行考问。

尽管红学界对曹雪芹“墓葬刻石”真伪还存在激烈争议，曹雪芹与张家湾的密切关联却不容置疑。此外，张家湾古城原在古延芳淀北岸一侧，辽、金、元皇家“捺钵”文化也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今镇域南部更辖古延芳淀的大部范围，只以漕运就不能全面说明张家湾的历史了。曹雪芹“墓葬刻石”的发现，延芳淀湿地公园的开发，给张家湾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更多引擎。

（原标题：漕运古镇）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