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
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
前些天，当派出所找上自己时，他又一次发抖了。只是这次，是气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己讨生活挣钱，这对年轻人有手有脚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陈毛头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 “为人父母，都是给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恨这两个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有三轮车夫向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嘱咐，“图片一定要打码”“这夫妻对自己都可以这么狠心，何况是我们。”他不放心地打来好几个电话，说害怕被报复。
警察林烜理解这些车夫的担忧。他在调查案情时发现，这对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级，不仅瞄准了三轮车夫这一弱势群体，还逐渐将“碰瓷”地点从郊外调整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利用围观群众压迫三轮车夫。同时，两人分工合作，母亲文丽带两个孩子上车碰瓷，降低车夫的警惕，父亲卢勇则在孩子倒地后出现要价。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100元，50元，20元，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
“从县城一步步辐射到周边大城市，作案轨迹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林烜总结说。
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
什么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
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
因为多次外出“碰瓷”的经历，他比同龄人更加熟悉车站和购票事宜。他先坐火车到宁波，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十分钟。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他当时蜷缩在座位里，眼巴巴地向外望，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怕父母追上来。
他成功了。
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卢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坚称，儿子“做了太多坏事”，四处打架偷盗，甚至找人殴打自己，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他认为，此前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教育很失败，“当然，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文丽的态度更直接，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这个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她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灾难”。儿子和小女儿相比，学习差、四处惹事，还总被学校开除，让他们“不得不求人送礼”，更让这个家“经济落入困难”。
学校政教处主任陈老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小金在学校表现良好，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并未出现打架、偷盗等行为，学校也从未开除过孩子，更没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办案警官刘名府和小金的语文老师蒋老师沟通过，蒋老师告诉他，这学期开学，小金主动竞选了语文课代表，负责早自习的领读和收发作业。一开始小金很不自信，他问老师：“我语文只有30多分，我也能当课代表吗？”
老师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好，你也要相信自己。”
前不久的一次月考，小金语文考了69分，蒋老师看过小金记得满满当当的语文课笔记，他说，小金“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励”。
所以，在一次审讯中，听到卢勇辩解，“碰瓷”的想法是孩子提出来的，自己今天“就是替他顶罪”时，刘名府愤怒了，“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我真想冲过去揍他。”
他绝不相信这对父母不知道，小金已经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每一次过隧道，这个少年都会紧紧抓住座位，闭着眼，浑身发抖。哪怕，这个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车里。
蒋老师不仅担任小金班级的语文老师，也是学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这个从教20余年的老师认为，小金的父母“根本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灾难。“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职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小孩子学习差、调皮捣蛋一点再正常不过了，那都是成长的过程。小金自幼留守，童年缺失父母陪伴，的确有一些留守儿童的通病，但都可以改正、教育，父母绝不该放弃、忽视孩子，更不能因此胁迫孩子犯罪。
只是，这些话他从没有机会向小金的父母道明。在这所以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里，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些“认为孩子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可以”的家长。
身为政教处主任，陈老师遇到过太多孩子悄无声息地离开，“读着读着就走了，去当个学徒，到了十八岁开始挣钱，顺便谈个恋爱就把小孩生了，结婚证都是后来补的。”他告诉记者。
在他眼里，学校能做的太有限了。比如这次，小金突然消失不见了，学校向卢勇询问孩子的情况，卢勇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了。”
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学生频繁的流动是这所学校的常态。
陈老师坦言，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比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有些是产业工人，有时候全球经济形势一个小小的变动，他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变化。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他很苦恼，有时对一个孩子的教育刚开始两三年，就碰上孩子的父母离开，小孩哭着转学了。到了新的学校，这些还处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面对的也许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师同学。这个年轻的老师说不清楚，这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有时候，孩子是跟着父母回老家，有时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聚集地间游荡，似乎唯一不变的，是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运，和那些孩子同样身不由己的命运。
“只能说，时代发展太快了，脚步停不下来，可很多东西没跟上。”陈老师说，“小金并不是极端的个例。”
林煊告诉记者，具体外来务工子女的人数很难统计，他预估“差不多两户就会有一个孩子，一个辖区如果有3万外来务工人员，那小孩子至少会有5000个”。
这位警官处理了多起校园附近的打架和敲诈勒索案件，犯下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学生。
“数量不少。”他说。
14岁的小金已经转学3次，在第二次转学后，他说自己“彻底放弃搞学习了”“完全看不懂啊”。他还记得那次转学后学的是除法，可他怎么也学不明白，那时候心里只顾得上害怕。
陈老师是小金科学课的任课老师。他很难将这个平凡的孩子和那个碰瓷了近20次的少年联系在一起。“童年没有父母陪伴是很大的空缺，对性格人格培养有很大漏洞。”他说。
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他下河抓小龙虾，上山去采草药，“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我可以挣几百块钱，自己养活自己，饿不死的”。
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想起学校，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
父母找到了他。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回了老家，邻里亲戚都跑来老宅，劝说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他没有向亲戚讲述“碰瓷”的事，“太丢人了”。他更害怕把这事儿说出来父母会被抓，“毕竟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听到亲戚对自己的指责，他只会默默地哭，他说，自己已经不会放声大哭了。
父亲后来向他承诺，绝不会再逼他跳车“碰瓷”，更不会再打他。电话里，父亲还告诉小金，你该回来考试了，“考完试，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学。”
小金回家了。后来，户口簿被父母藏好，他放学后的行踪以小时计被父母确定，“碰瓷”变得频繁，他又试图逃跑三次，但纷纷失败。
他放弃了挣扎。
这个少年说，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也许自己会这样继续“碰瓷”下去。他迅速消瘦，体重掉到了80斤。
小金说，他确定了一件事，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
小金至今记得，父亲被押送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实话。”
当他跟着办案警官走进派出所，离审讯室越来越近，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他对着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得干干净净。
“不后悔。”小金说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爸爸妈妈应该被惩罚。”
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给两个孩子安排住处，带他们在食堂吃饭。小金时不时地问警察：“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出来？” “如果不能出来，要判多久啊？”
收到民警给自己买的新衣服时，小金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有心事，不是真的开心。”
他偷偷告诉林煊，自己担心父母，又不担心父母，既想让他们出来，又担心他们出来后打自己。
“我不恨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会哭一下，过两天就好了。”他告诉林煊。
这个14岁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他会好好照顾妹妹，直到父母放出来，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自己再回老家，“老家学费便宜。”
如今，两个孩子在学校寄宿，学校给小金兄妹买了新被子、褥子等床上用品，还安排了生活老师照看。只是，这也并非长久之计，蒋老师很希望兄妹俩的亲戚可以前来照看，他许诺，学校可以为孩子的亲戚安排一份工作。
可是，自打孩子父母被刑事拘留后，只有一个在江苏打工的亲戚匆匆赶来一趟，给两个孩子塞了几百块钱后，又悄悄离去了。
林煊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位从警21年的警察见过很多法理与人情的冲突，许多父母犯罪，遗留下来的孩子如何照料一直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很多犯罪分子甚至会带着孩子作案，被抓时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气势”， “你们抓了我，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类似的情况总让警察为难。那些案子程度大多较轻，一般都是治安拘留15天，偶尔民警和协警也会客串一段时间的“爱心爸爸”。不过这回，林煊是第一次碰到父母带上孩子一道刑事犯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性质很恶劣”。
可这一次，他没有心软。
案子到派出所时，这个有一个18岁儿子的父亲表示，“这个案子要办，一定要办。” “这样的父母怎么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联系了街道办事处和妇联，希望一起处理这件让人揪心的案子。他很清楚，身着警服，“是刚性的，代表着法治”，他害怕吓到孩子，所以无论做笔录还是后续对孩子的心理辅导，他都叫上了这些“柔的力量”。
被送回学校前，全所警察为小金兄妹捐款6800余元。派出所还在福明街道办事处申请到一万元经费，专门用于小金兄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林煊从未开口相劝，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背部、手臂、腿部、后脑勺，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他惊呆了。
一些伤口至今发痒，在深夜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一切还没有完全过去。
警方表示，如果小金坚持回四川上学，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
但警方也很清楚，“送回老家不是首选”。 “农村老家读完初中就没学校了，在宁波城里读书，成绩好能上普高，成绩差也能上职高，至少能学门技术。”
“我们想努力让孩子用6年的时间学会自立。”警察林煊说。
看守所里，孩子的母亲选择了认罪，她哭泣着问警察，自家的米不够吃了，孩子该怎么生活。被刑拘当晚，她哭着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警方准备为文丽办理取保候审，“至少让两个孩子能有母亲照顾”。
“这里的回忆不好。”小金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来浙江7年了，他说自己也有遗憾，就是转学后除法没有学明白，当时太害怕了，搞不懂也不敢问，到后来自己也放弃了。
如果可以，他想回到过去，“把学习搞好，这样以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机器替代”。
他想得很远。他说，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让他学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一定不能做坏事。”
（文中小金、卢勇、文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