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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人“北漂”二十年 揭秘雷立柏的典型与非典型

2017-12-12 12:00 编辑:TF005 来源:北京晚报

外国友人总能引起人们关注,即便在高度开放的今天,街头出现个“老外”仍然引人侧目。如果这个老外能说出几句中文来,哪怕带着浓浓的外国腔,也会让人觉得有趣,更兼亲切。中文好的“老外”更是家喻户晓:大山、曹操、Mike隋,三代老外都是京城百姓津津乐道的外国友人。

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年生于奥地利,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语文学家。1988年开始学习中文。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2004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有个“老外”教授,是北大毕业的哲学博士,师从汤一介和陈来。用中文上课,教授学生们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等课程。他用中文生活、用中文写书。今年7月,他出版了随笔集《我的灵都》,他要做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他就是雷立柏。

1 一个“典型”老外

在中国,由于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外国人通常会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行事,所以常留给国人“想法天马行空”、“说话表情生动”、“穿着随意”、“性格爱较真、有正义感”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雷立柏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老外”。

雷立柏的想象力强,联想能力更强。这在他用中文写的随笔集《我的灵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雷立柏的“灵都”就是北京,他说这座城市是他的灵修之地,与他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雷立柏从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联想到了“灵都”,想到了作为他“灵都”的北京。又从灵都想到了“灵感”,然后是自己与灵字“有特别的关系,因为‘雷’和繁体字的灵有共同的部首:雨。”他又想到了北京有一些充满“灵气”的“灵境”,想到了自己生活工作的人大校园中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那些他“喜欢的小巷和让人感到舒服的小角落”。

雷立柏的办公室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让所有来访者感到舒适的小角落。门口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摆着雷立柏参与编写、审校的几十种教材、工具书以及普及类读物。房间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欧洲地图。屋子正中有一张朴素的桌子,铺着有点褪色的蓝底方格桌布。桌子周围是几把浅灰色的折叠椅子——雷立柏的朋友、学生经常围坐在桌子旁举办读书会,周二晚上的读书会近期刚刚读完了古希腊语版的《荷马史诗》。如果趴在桌子上写字的话会发现这张桌子其实很旧了,稍稍有点摇晃。房间的东北角摆着一台电脑,显示器不大。电脑桌上放着几本书,边上是暖气和向东的大窗户。暖气罩上的木板被拆下来一块,露出了里面的铸铁暖气。上午时分,太阳已经向南运动了,屋内的光线、温度都很合适。雷立柏就坐在桌子和电脑桌的夹角处,侃侃而谈。
雷立柏今年50岁,有点秃顶,但是欧洲人的面部特征依旧明显。大眼睛、五官立体,说话的时候表情丰富,以东方人的视角来看有时候甚至是有点夸张的。不过他“夸张”的表情只会维持很短的时间:他在说“no、no、no、no”的时候瞪大了眼睛。说完了英文继续说中文,他便恢复了平时淡定、平静的神态。雷立柏不太在意穿着,两次见面时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更是有曾经的学生开玩笑说:“雷老师有好几件一样的T恤衫,我们一度以为他不换衣服呢!”

雷立柏也有较真的一面,特别秉承公义、严格遵守公德。在《我的灵都》中他专门写了一章论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在生活中,他也是个有公德心的“较真”老外:有的乘客在上下地铁列车时不先下后上,逆着下车的人流往列车里挤,雷立柏都会一边大声喊着“先下后上”一边用双手把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挪到一边。“很多人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要‘教训’别人。”雷立柏一边斟酌着“教训”这个词一边笑道。去地铁站的路上会路过人大附中的校门口,有一些司机会在人行道上停车,让人行道只有半米或者更小的空间,如果司机在车里,雷立柏便“站在车旁边,敲车的引擎盖并加装自己是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用手势表示司机要往后退”。

从这些方面来看,雷立柏都是一个很典型的老外,他不太在意自己的穿着,但是他有很强的联想能力,这是成为一个学者的必备要素;他很随和,但是他对自己认定的秩序和公德又很“固执”。他像一个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老外”,但相比于其他外国人,他又少了很多生活的烟火气,多了许多其他东西,他热爱中国的文化,但不仅停留在美食或者景观,而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了解:雷立柏的博士毕业论文就从科学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汉代著名的科学家张衡;雷立柏更精于西方的古典文化,并由此要“扛起责任”,立志做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典型的老外”。

2  一边吃炒菜一边吃干酪

雷立柏身上有几分恰到好处的幽默气息。他是个真正中西合璧的“老外”。 “我不是个很讲究吃的人。”雷立柏入乡随俗地吃炒菜,也都是西红柿炒鸡蛋、炒西葫芦、胡萝卜这些简单的菜式。圣诞节就要来了,在奥地利的家人会给雷立柏寄来家里制作的饼干、干酪。“我很喜欢干酪,有时候一边吃炒菜一边吃干酪。”

采访间,雷立柏从双肩书包的侧兜里拿出了一个白色保温杯,拧开盖子,倒出了里面浅褐色的透明液体。随之而出的是绿茶的清香——雷立柏喜欢喝绿茶和苦丁茶,他喜欢口味浓一点的茶。他也喜欢喝咖啡,尤其在早上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快速提神,之后就一直喝茶。欧美人几乎都不喝热水,但是雷立柏喝得很习惯台湾求学时就开始喝热水,这一喝,就喝了快三十年。“尤其在冬天,喝起来很舒服。”

与其他外国人的特别耿直相比,雷立柏掌握了中国式“说话”。他会用一些“俏皮话”、“开玩笑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如在批评学生的时候,他会对学生很客气,用幽默的方式批评学生。比如声情并茂地说:“哇,你还没有背下来,这个不是最早的时候就说过了么。”学生们往往都会笑起来,也会接受批评。雷立柏顿了顿说:“我已经塑造了自己上课的风格。”在北京,从事拉丁语等西方古典语言教学工作的老师仅有十几位,而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这类学习资源更少。

雷立柏的课堂是轻松和严谨交织的感觉。他会在课堂上说一些俏皮话。比如在讲解一篇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文学家、神学家、法学家)的拉丁语文章时,他让学生们注意这段原文旁边的英文翻译,然后很轻松而又认真地说:“看这段英文翻译,雷老师翻译得多好。”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学生们常因雷立柏的妙语心领神会,然后微微一笑,一个半小时的课上,这样的笑声比比皆是。

与轻松幽默呼应的是雷立柏课堂上认真严谨的氛围。雷立柏专门为学生编写了拉丁语教材,一套两册,一册重点讲解语法、词汇;另一册则是阅读文本。学生们要一个接一个地读原文,也要逐字逐句地翻译。如果遇到语法、词汇上的难点,雷立柏便马上告诉学生打开语法单册的第几页。本学期雷立柏的拉丁班上有十多个学生,还有十余人是来旁听的,他能清楚地区分出这些人,并在逐句朗读、翻译的时候跳过这些人。更多时候,他会提前走到下一个“正式”学生身边,在讲解完之后马上示意这位学生进行翻译——他区分旁听生的速度比自己的学生还快。

立柏还能通过自己掌握的“说话”方式解决自己的“小麻烦”:街上会有一些发宣传单的年轻人,雷立柏不想接,于是便对这些人说自己“不识字”。“我是开玩笑说的笑了起来。他的玩笑都有一点点深意。1995年,他参加汉语水平考试,需要填写民族,中世纪时期,匈牙利的匈奴人会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通婚,所以身为奥地利人的他便有了匈奴血统,于是填写了“匈奴族”。“为了好玩。对于西方人来说,填写民族是一个‘忌讳’。”他在表格上开了个玩笑,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这种中西差异。

3 充满书卷气的沟通者

雷立柏的身上还有十分浓重的书卷气。他首先是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古典语言文学的国外学者。所以雷立柏经常从文化、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多个角度综合思考问题。他在书中对“北京精神”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他的分析方法很像魏晋时期的“辩词析理”。他把“精神”中的每一个词进行词源学、修辞学上的考据和分析。考究现代意义上这些词汇在西方文献、语言中的出处。他还说“母校”一词是罗马似的表达方式,用孩子对母亲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描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雷立柏学习一种语言时总是对这种语言中的成语很感兴趣,他学习中文时背的第一个成语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时他按照西方人的思路进行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先驱者普度众生似的美好现象。但他看了解释才知道这个词是个贬义词。正式这类的情形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成为一座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他把北京视作“桥都”,认为北京是引导世界走向中国,也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他把利玛窦、南怀仁、白晋等人都视作桥梁一样的人物,他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雷立柏曾在活动上表示,中国人对于西方更为现代的知识有了解,但是对西方的传统缺乏了解。所以他把拉丁文、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作为介绍西方传统文化的切入点。有很多人跟随雷立柏学习拉丁文、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他不但在人民大学、北师大教课,还在后浪出版集团的帮助下进行一些社会上的授课。在一次读书分享活动上,雷立柏这样概括学习拉丁语与英语的关系:“登泰山而小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

在雷立柏认知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孔子的思想,但他的批判精神也让他对孔子的态度有一些“矛盾”。一方面,雷立柏很认同孔子的一些观念,他经常把“任重道远”“辞达而已”挂在嘴边,写在文章里。他也清楚知道孔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使用这些话语能够迅速地拉近自己与读者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使人们清楚地感到,中国文化对于雷立柏的影响“融进了他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他又与孔子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比如他觉得应该提倡更为严谨的社会制度,公义、公德,而不仅仅是孔子说的“仁”。

雷立柏十分推崇钱玄同对于汉字的简化,认可中文标点符号的使用。甚至在书中反复提到应该给钱先生“立一座碑”——尽管雷立柏在课堂上可以随手写出“从”的繁体字,并且解释这个字代表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他觉得如果想让汉语更好地走向世界,汉字确实需要简化。他自己发明了用拼音和汉字部首“拼”出来的外国人用汉字,将4000个常用字简化为200个部首。“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要背这些汉字,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外国人没有这个时间。”雷立柏精确地指出了汉字学习十分需要长时间积累的特点。

虽然这种方法遭到了他许多中国同事的“劝阻”,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因为汉语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对话上,更应该能阅读,这样外国人才能主动获取关于中国的知识。“当然,这种方法还需要实验来证实它的有效性。”雷立柏对自己的方法很自信,却丢不掉严谨。

“中西方是有语言上的联结的。”雷立柏认为现代汉语的很多词汇在意义上已经与西方语言交融了,汉语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语言。为了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古典文化,雷立柏翻译、审校、编写了几十种字典、教材。尽管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都长相类似,但是雷立柏能记住在课堂上表现突出的学生,也会关注到他学生们试卷上的字迹、汉语使用的水平。“有一些人字不太好看。也有一些人比较有学术素养。”雷立柏这样评价。自己的中国学生们。

4 在北京感受到家的温暖

雷立柏将北京称作他的灵都,更视北京为他的肺腑和血肉,将这里称为他的故乡。他与北京的联系开始于1991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刚修好的三环路上骑自行车。“道路两旁是杨树和柳树,很优美。”雷立柏回忆,“那时就想到如果能在北京做学术工作会有更大的效果和发展潜力。”现在,雷立柏依然骑车,他会根据出行的距离、去的地方决定是不是要骑车。“今天下午要去北师大讲课,骑车会比较方便。”

1995年,雷立柏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考试,这场考试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要用中文书写试卷。尽管他已经掌握了德语、英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日语、法语等语言,但要在规定的时间写完一整篇汉语试卷,“同时还要兼顾文字质量”,还是很难的。雷立柏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汤一介和陈来两位先生。

四年之后,雷立柏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然后经人推荐进入了人民大学工作。在北京生活的二十多年间,雷立柏深刻感觉到了他与这里的联系。他曾经说他更喜欢小地方,但是北京这座超级大都市也有很多小地方让他感到舒适。比如人大校园,就像一座小城市一样;北京还有很多小小的“单位”,就是他心中的小城市,他曾学习生活过多年的北大、社科院都是这样的“单位”。雷立柏二十多年里爬了五十多次香山,虽然不是每次登顶都能看到东山,但是他俯瞰着脚下的城市,也会感觉自己与这里有着深刻的联结。

雷立柏觉得如果一个地方能称为家乡,是因为这里与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有联结,这种联结体现在具体的客观事物上。北京有利玛窦的墓碑、有许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了“桥梁”作用的人的生活遗迹。在雷立柏眼中,这些人是他的前辈,比如将《易经》翻译成拉丁语和法语的雷孝思,雷立柏称他为“雷叔叔”;又比如为中西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白晋,雷立柏自称是他的门徒。

在北京生活的人也给了雷立柏很多温暖,他说北京从事服务业的人都很友善,有的商贩几天不见他还会问他怎么不来了,去邮局办事的话工作人员也很友善。雷立柏专门在《我的灵都》里写了一章《北京的牙医》,并且真挚地写道:“谢谢你们!我的牙不疼是你们的贡献!我还能咬核桃和苹果也是你们的成就!”雷立柏也会回应给在这里生活的人温暖,他经过校门的时候会和门卫友好地说一声“你好”,门卫也会友好地回应他。北京在生活上、历史上、精神上都与雷立柏有着深刻的联结,给了他“精神性的启发”。

马上就到12月底了,雷立柏故乡奥地利的佳节将至,他在这时会想起远在奥地利的家人。但是好在还有北京的朋友陪伴他,还有他的研究、他写的书陪伴他。“圣诞节离期末很近,工作很忙,顾不上想家了。”雷立柏又幽默了一把。采访结束,记者同雷立柏一起走出人文楼,记者问他会不会觉得北京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今年冬天特别冷。”雷立柏评价起天气来与一个本地人也没什么差别。

 

来源:北京晚报  实习记者 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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