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晨

1945年，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组织了西南联大师生篮球联队与昆明联队的义赛，以资助无钱返乡而滞留在昆明的同胞。

西南联大在中国西南存在了八年之久，在战火纷飞中，西南联大培养了诸多人才，也留下了诸多逸闻趣事。当时，将公历的1月1日作为新年之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极为重视元旦，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中，师生们经历了八个颇具特色的元旦佳节：学校成立之初，三校师生举办了篮球赛；随着战事的深入，师生们走上街头，向劳苦大众宣传抗日；在难得的平静时期，文艺界知名人士还表演昆曲，甚至还举办少数民族的歌舞联欢。

1 举办篮球赛迎新年

1939年元旦，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南联大，为了庆祝新年，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所大学举办了篮球友谊赛。

有意思的是，这三所大学，在成立之初对体育都非常重视。早在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时，《清华学堂章程》中就把“体育手工”列为十类学科之一。之后，清华又把体育列为考核学科，考试内容为技巧、体力、体格和精神面貌等几方面，学生必须考核达标才能获得毕业的资格。

如今在清华，有很多比赛都以“马约翰杯”为名，这是为了纪念对清华体育有着巨大影响的教育家——马约翰。马约翰（1882-1966），虽有一个富有洋味的名字，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出生于福建厦门，在少年时期，因为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马约翰发奋锻炼身体，曾获得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八百八十码、一英里等项的全校冠军。1914年，马约翰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马约翰应聘来到清华，最初担任化学系助教，随后改到体育部任教。1920年，马约翰接替美国人成为学校的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曾制定了非常严厉的规定：学生在校学习八年（1911至1928年，清华正式名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生12岁至14岁入学，学制为八年），必须通过“五项测验”指标，包括百米跑、铅球、足球和篮球的基本常识等，不过关者不能出国留学。当年，吴宓跳远只能跳到3.5米，而3.65米是及格线。吴宓被马约翰扣了半年，体育及格后才得以去美国留学。

在马约翰的主持下，早期清华大学便成立了足球、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水球、长跑、游泳、滑冰、拳击等十多个代表队。1929年底，马约翰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第六次比赛大会，夺得冠军。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前，对体育并不在意，《北京大学史料》中记载，“昔日北大之于体育，甚不注意。民国六年以前，仅预科每周有体操二小时，学生自由上操，往往不到；即到亦长袍大褂，视此课若有若无。”正是在蔡元培校长的大力倡导下，北京大学的体育才开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1917年，即蔡元培校长主持校务的第一年，便成立了北京大学技击会，聘请技击教练在清晨和傍晚教授大学生们武艺。同年，又成立北京大学体育会，以“练习各种运动技术强健身体为宗旨”，组成网球、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田径、健身等部门，规定本校同学皆得为会员。

不过在蔡元培离任后，北大体育没有得到好的延续，只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蒋梦麟校长主管校务后，才又充分重视体育。当时北大聘请著名篮球运动员王耀东为体育部主任，学校还开始扩充体育场，“拟将足球场改为南北，四周修成跑圈；其大楼后西北隅则修网球场三个，将大楼前之网球场改为篮球场；第三院共修网球场六个，篮球场一个……”北京大学也在1936年，正式将体育课程列为必修课，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学校（包括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等学校）的篮球氛围非常浓厚，篮球实力也极其雄厚。南开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1904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1907年改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9月，张伯芩创办了南开大学。之后，又创办南开女子中学（今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南开小学，张伯苓均任校长。

南开学校自成立起，便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体育教育。校长张伯苓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和层次的体育竞赛。南开学校推广篮球运动很早，在普及之外也组建了校篮球队，经常与天津埠内外学校、团体的篮球队举行友谊比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学校更是涌现出了享誉南北的篮球明星：“南开五虎”。

“南开五虎”是指以唐宝堃、王锡良、魏蓬云、刘建常、李国琛等人为主力的南开中学篮球队，它组建于1925年，当时的教练是有着“中国篮球之父”之称的董守义。1929年，华北运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参加篮球比赛的有20多队，南开队夺得冠军。此后，应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在校长张伯苓、教练董守义的率领下，远征沪上。当时上海有三支篮球队最强，青年会西侨队、沪江大学队、美国海军队（匹兹堡队），结果三支球队全部被南开队打败。

此时，几次蝉联远东运动会冠军的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队，正从日本全胜而归，在上海稍事停留。南开队与其约定比赛，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队以33比37败于南开之手，于是南开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闻名遐迩。

有着如此浓厚的篮球氛围，南开大学的篮球实力自然不在话下，而清华大学擅长足球，北京大学的网球队实力强大，但自西南联大成立后，昆明没有条件进行足球、网球比赛，大家只好举办篮球比赛。

1939年元旦，篮球友谊赛的比赛现场，大学的拉拉队，为自己的球队摇旗呐喊，鼓劲助阵，气氛非常热烈。清华大学篮球队和南开大学篮球队对阵时，32岁的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也上场了。1927年至1931年，作为学生的戴世光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重要一员。有趣的是，戴世光中学时代正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这也可以看出南开学校的篮球实力。

戴世光一上场，清华大学拉拉队便高呼：“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戴世光戴着眼镜，身穿球衣，迈着矫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入篮球场。不过，此时的戴世光已人到中年，在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队员中，没打多久就被年轻队员换下去了。

北京大学篮球队和南开大学篮球队进行比赛的时候，北大学生知道本校篮球队实力不够，根本就没有组织拉拉队。但有一位周姓同学自告奋勇，在场边大声疾呼：“我就是北大拉拉队！北大队，加油！”他也给北大篮球队增加了一些力量和斗志，输得不算很惨烈。

新年篮球友谊赛的结果毫无悬念，南开大学队战胜了清华和北大篮球队。

2 抗战刊物元旦创刊

除了生龙活虎的篮球比赛，1939年元旦，战时知识分子评论刊物——《今日评论》在西南联大诞生了。《今日评论》是周刊，从1939年元旦创刊到1941年4月13日停刊，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5卷114期。

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是《今日评论》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后来也吸引了更多西南联大和其他高校教授为其撰稿。由于有西南联大这个坚实的大本营作后盾，该周刊以汇集的作者之众多和对时事和政治关注之深入和全面而著称，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当今研究者了解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情况的重要载体。

《今日评论》创办的直接目的，显然就是要为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尽一份力量。刊物的作者们，围绕应当如何改革中国政治，以更好地动员全国力量、增强国力并争取抗战胜利进行了充分的思考，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西南联大物理系叶企孙教授，以“唐士”为笔名，在《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河北省内的抗战的情况》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预见性地指出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今日评论》被新闻报刊史的研究者称为“抗战期间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还有学者认为，《今日评论》“是抗战期间刊载国内各界著名专家学者著作的重要论坛”，“是当时西南乃至中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类刊物”。

随着抗战的深入，大学生们也开始发动群众投身抗战中来。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兵役宣传，也是西南联大参与的与抗战有直接关联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西南联大组织了两个兵役宣传队：一个是由三青团组织；一个是由进步社团——“群社”组织。

1940年1月1日，西南联大“群社”组织兵役宣传队，到昆明西北富民县龙潭街，用唱歌、演戏、家庭访问等方式宣传抗战，动员群众参军抗战。

“群社”兵役宣传队到龙潭街时，也正巧是赶街的日子，大学生们利用赶街的好时机，积极宣传抗战。宣传队演唱了抗战歌曲《救亡三部曲》，还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广场剧《汉奸的子孙》等戏剧。由于同学用新学会的昆明方言进行演出，所以很受大众欢迎，而抗战歌曲也与话剧一样，激起人们对敌人的同仇敌忾。

宣传队深入群众，用谈天的方式进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学生也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对当前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大学生们的诚恳态度，也使得农民们愿意倾诉心怀。当时，大学生们还学会了用当地语言说“打倒日本”和“明天我们回去了”。

3 分校在元旦举办开学典礼

在昆明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西南联大师生

1940年，日军攻占越南，威慑云南昆明，国民党政府要求西南联大搬迁到四川，西南联大校务会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派人到四川寻找合适的校址，但大家都认为：第一，搬迁一所大学比较困难；第二，昆明是军阀龙云的地盘，他是一个开明的军阀，而四川靠近当时的陪都重庆，容易遭到特务的渗透和控制。校务会最后决定，在四川叙永县建立分校，大一新生在此报到、学习。

叙永县城坐落在永宁河峡谷中的一个坝子上，东城和西城隔河相望，上桥、下桥把两城连接起来。它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镇，离重庆大约有400多里。

1940年12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在叙永城六个旧庙宇中成立了，它们分别是——春秋祠、南华宫、文庙、帝王宫、关帝庙、城隍庙。这六座古庙分布在永宁河的两岸。主校区在文庙和关帝庙；女生宿舍在帝王宫，男生宿舍在南华宫、春秋祠；教室和实验室、图书馆兼自修室则分散在城内各大庙宇。12月上旬，来自云南昆明、四川重庆、广西桂林等地的700多位大一新生来到了叙永分校。

1941年元旦，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教育家、分校主任杨振声主持，参加开学开学典礼的有历史学家吴晗、著名作家朱自清、经济学教授滕茂桐等人。

由于叙永离重庆很近，不久，国民党特务企图控制该校，进而逐步控制整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领导对此洞若观火，决定把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迁回校本部。1941年8月，叙永分校全体师生与教学设备顺利迁回昆明。

4 师生与少数民族联欢

在战争的炮火不甚猛烈的时候，西南联大在元旦也会举办联欢会。1943年元旦，西南联大无线电台广播室播放了昆曲。中文系教授、昆曲专家浦江清应陶光来之邀，吹笛助兴。此次播放的昆曲有张充和的《游园》，吴君的《夜奔》以及西南联大一位同学演唱的《南浦》。

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她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之妹。在这四姐妹中，张充和不仅诗书画兼长，唱昆曲更“无纤毫俗尘”。诸多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章靳以曾在苏州听充和唱昆曲《芦林》，听到泪流满面。诗人卞之琳对她用情尤专，只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张充和以诗言志：昆曲是最爱，知己非干情。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经常为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清唱昆曲。

1946年元旦，西南联大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合办了联欢会。西南联大剧社正式成立于1944年秋，创立人有萧荻等人，共有几十名成员；新中国剧社成立较早，它于1941年在桂林成立，领导人有田汉等人。1946年元旦，西南联大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按照云南本地习俗，地上铺上青松毛，席地而坐，共用美味佳肴，饭后表演节目助兴。在这次元旦联欢会上，剧艺社表演了京剧《鸿鸾禧》（由冯梦龙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而成）；两个剧团合演了具有喜剧风格的文明戏《唐伯虎点秋香》。新中国剧社著名演员蓝马（董世雄）还表演了走钢丝等节目。

云南遍布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的大学生们，对少数民族歌舞有了研究，因此元旦到来时，除了昆曲、戏剧等演出，少不了少数民族歌舞表演。1945年，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彝族地区，开办夜校，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西南联大的学生王松声、毕恒光和梁伦等人一起，前往云南路南、石林、圭山等地采风，调查阿细人（彝族的一个支系）和撒尼族等民族的音乐和舞蹈。1946年元旦，受昆明进步文艺界的委托，王松声、毕恒光和梁伦等人来到圭山地区选拔彝族的音乐舞蹈节目，并组织阿细人和撒尼族人，到昆明举办彝族同胞音乐舞蹈晚会。晚会由闻一多、费孝通等担任顾问，王松声、梁伦等分别担任音乐、舞蹈、戏剧、朗诵和舞台的艺术指导。晚会上的一些歌舞节目后来还走出了校园。

1946年初夏，圭山彝族音乐舞蹈大会在昆明举行招待演出，新闻媒体记者、文化艺术界和西南联大师生3000多人观看了演出。此次演出，上演了彝族长篇史诗《阿细的先驱》，它以男女对唱的形式，讲述了彝族的创世神话和现实生活。演出轰动了春城，此后一票难求，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五天后，演员们到昆明省党部礼堂演出时，遭到禁演。

最终由闻一多出面，并请多方人士斡旋，才得以继续演出。音乐舞蹈大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闻一多教授撰文写道：“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来折磨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添更多的光辉？”费孝通写道：“我们的眼睛向着人民时，一切都是希望、光明和鼓励，路南彝民的歌舞又是一个强烈的例证。”

补白
抗战时重庆居民如何过元旦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陪都，从1937年至1945年，重庆的居民度过了八个不一样的元旦。在这八年中，重庆开展了哪些庆祝活动呢？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抗战动员活动。元旦抗战动员活动主要有大会演讲、广播讲话、报纸发文等。1938年12月31日、1941年元旦以及1942年元旦，国民党政要发表了演讲，进行抗战动员，重庆市部分官员也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积极抗日。除此之外，国民党政要还通过广播电台，大力宣传抗战。每年的元旦，《中央日报》均会发表新年纪念文章，回顾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预测抗战胜利的前景，以此来激发军民的抗战热情，坚定大家的抗战信心。

除了演讲，还有一些纪念会。1940年1月3日，川东师范举行元旦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体育表演大游行。1941年1月7日，重庆妇女会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抗战军人家属新年联欢会。

另外，在元旦，重庆还经常举办抗日游行活动。主要目的一是庆祝，二是纪念，三是示威。具体形式有：提灯游行、火炬游行、体育表演游行、龙灯游行、坦克游行等。

1939年元旦，重庆各机关、学校、团体整队出发，工商团体则准备了龙灯、狮灯、彩灯，而当时的一些中国乐队和西洋乐队，更是全体出动。在游行的群众中，最少的也准备了一对彩烛，或者几根蜡烛，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颇具气势。

1940年元旦，一万多群众参加了体育表演大游行。广东同乡会表演了舞狮，湖南同乡会表演了游龙，新戏院表演了关羽、岳飞的戏剧，孤儿院学生表演了跳网、踢毽子，此外，各工商团体表演了龙灯、花灯等。

1941年1月1日晚，重庆北碚镇第七保国民学校举行了火炬游行，除了该校师生，该保百姓、防护团员都全部参加，大约有500多人。游行起点为东阳镇，火光四射，绚烂夺目，锣鼓喧天，沿途高呼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

抗战时期，重庆每个元旦还会举办抗日捐献活动。元旦后也有捐献活动，八年间共举办30多次抗日捐献。在此阶段的抗日捐献，和抗战前的捐献相比，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涉及各个阶层，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有抗日募捐、抗日献金和抗日义卖。

抗日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球赛募捐、游艺募捐和新年募捐等，为前线抗战募集了物资，从物质上直接支持抗战。1939年1月2日，中国童子军为了救济难童，主办了一场募捐足球赛。在中场休息时，拍卖了两只足球，范绍增将军以200元买了一只，杨虎将军以30元买了另外一只。1940年元旦，重庆9000位童子军开展新年募捐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救济难童，筹集善款，激发同胞的慈悲心。1941年元旦，重庆市文德女子初级中学主办了慰劳抗战军人家属游艺募捐大会。

抗日献金的主要形式有普通献金活动、节省新年耗费活动、献机活动等，在物质上支持前线抗战。1939年，重庆各商店、铺户和居民，免除宴会、贺电、贺片等礼品，把这些费用捐献给国家。1940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浙江籍同学举行了“献机”活动，共获得500多元。1941年元旦，国立十二中师生发起“献机”活动，共得5000多元。1945年元旦，重庆妇女界举行了献金大游行，在夫人、小姐们热情的劝募下，几天下来，募得献金1000多万元。

除了通过物质支援抗战，重庆居民元旦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慰劳活动。按慰劳内容，有物质慰劳（如发放慰劳品、慰劳金等）和精神慰劳（如举办慰劳大会、游艺会、代写家书等）之分。1942年元旦上午10时，重庆各界在都邮街广场，举行全国慰劳团出发典礼。同一天，全国慰劳总会委托重庆市警察局派人分发抗战家属贺年礼品，每户发毛巾一条，食盐一斤半。1943年元旦前夕，重庆市慰劳分会于1942年12月29日、30日和31日，慰劳重庆全体抗属，每户赠送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在12月31日上午在电影院举办了慰劳大会，放映电影。

（原标题：西南联大的元旦）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