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战乱频发，大量史料散佚，留存下来的文字又多有重复。很多时候，阅读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晋书》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人物小说《世说新语》，就能够了解一位名士的几个侧面。如果再参考这位名士留下的文字，大抵能看到一个具有多侧面的立体人物——嵇康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

真实的嵇康是多面的、立体的：他是音乐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同时，他还是士林领袖，更是一个父亲、一位兄弟以及值得信赖的友人。在人似飘萍的战乱时代，嵇康扮演着多面角色。风姿特秀的他，把每一面、每一个角色都“演”得淋漓尽致。

    打铁“爱好者”

历史上总有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会面为后人乐道，谈之津津。在这些相遇中，有一次会面双方的首次见面便充满着诡谲，还为其中一方的悲壮死亡埋下伏笔——这是钟会与嵇康的初会。

嵇康年少成名，钟会也是少年天才；嵇康是皇族姻亲，钟会是世家公子，如此来看，这二人的会面似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要么针锋相对，不欢而散。可叹的是，两位名动天下的才士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这注定是一次不欢而散的会面。

钟会此来，心情想必是复杂的。他少年时就仰慕嵇康，《世说新语·文学》中就写了少年钟会的矜持与羞涩：刚刚写毕《四本论》的钟会，把书稿揣在怀里，想让嵇康一阅。到了嵇康家门外，钟会却又开始踟蹰。他终究没敢直面自己仰慕的嵇康，把书简扔进嵇康家的院墙，便扭头跑走了。

到了青年时期，钟会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时代浪潮的推助登上高位。这时的钟会是曹魏实际掌权者司马昭眼前的红人，红得发紫的政治明星。听说嵇康在洛邑，便呼朋唤友前去拜访他。那天的场景一定能给人视觉冲击：钟会穿着风度翩翩的飘逸轻装，带着众多从人、车架，声势浩大地找到了嵇康打铁的那棵大树。

此时钟会的心中满是纠结，也许还有当年隔墙扔书的忐忑不安，也许又有登上高位的志得意满，甚至可能带着不易察觉的期待和期许。总而言之，意气风发的钟会，汹汹而来。却看大树下，隐居状态中的嵇康和自己的好友向秀正在打铁。想来他们的衣着应是宽大的，但照嵇康的性格推测，还可能有些褴褛。钟会和他带来的喧嚣丝毫不能影响嵇、向二人。嵇康气定神闲地蹲坐在大树底下，举起大锤、落下，再举起，再落下……循环往复，一句话都没有对来人说。

史书上没有记载钟会此时的心情或者表情，也许他心中正在经受煎熬，来时带着的气势还有他贵公子的骄傲都随着嵇康的一下下落锤而被击碎了。史书上只记载：钟会准备离开时嵇康方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听说何事而来？看见何事而走？）”钟会说话的表情神态同样没有记载，他干巴巴地语气中仍然带着一丝傲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听到所听而来，见到所见的便走。）”其中的委屈、懊丧与竭力的矜持不一而足。这次会面，让嵇康在传说中留下了一个高傲形象，也为他后来因钟会进谗言而被杀埋下伏笔。

  魏晋“男神”

嵇康何许人？他为何这样对待朝野中的名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史书记载，嵇康字叔夜，谯国人（今安徽淮北），曾拜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早年与名士阮籍和山涛交好。隐居山阳之后，又因才名吸引了同具声名的阮咸、向秀、王戎、刘伶来此地的竹林交游，史称“竹林七贤”。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来讲，“男神”应该是对他最合适的概括。在注重风度仪容的魏晋时代，嵇康之容貌为世所赞誉。《世说新语》在专门记载人形态容貌、行为举止的一篇中这样记载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度、姿态独特秀丽。见到嵇康的人都会感叹他潇洒淡定，利落挺拔。有人还说他像“吹过青松的风”，高远、淡然而幽远。《世说新语》中还有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对嵇康的评价：“庄严耿介像在山崖独立的孤松；若是饮酒而醉，便像巍峨的玉石之山将要崩塌。”如此庄严、这般风度，着实让人倾慕。即便单从记载的笔法来看，也不难看出《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在写就这些话语之时对嵇康的仰慕之情。

《三国志·魏书》笔法简略，却透露了嵇康的四个特点：作文写诗的语言刚健而华美，喜欢谈论道家老庄之学，做事特立独行，同时兼具侠义精神。《晋书·嵇康列传》还记载了嵇康的身世，他少年丧父，在母亲和兄长的教养之下长大。更有奇才，为人豪迈，优于旁人。他胸襟宽广，自学成才，博览群书且精通典籍。

同《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一样，《晋书》夸赞了嵇康的文采和风度仪态。也许是因为“龙章凤质，天质自然”所以嵇康不注重对自己外貌的修饰。在生活中欲望极简，甚至十天半个月不会洗澡，以至于史官不得不写下了他“含垢匿瑕”的微微瑕疵。

即便史官苛刻，总结他们对嵇康的评价也是鲜明美好的：才高词气美，寡欲自宽简。好言老庄不藻饰，天质自然无师授。高情远趣性率然，谈理属文颇玄远。这些评价勾勒出了一位翩翩名士，这些评价更是别的士人梦寐以求的，但嵇康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却不仅于此。真实嵇康的内心深处，有着更纯粹的才情、更纠结的矛盾。这让世人只能望着他的项背，看着他一生踽踽独行。

 礼法的反叛者与捍卫者

嵇康的一生充满纠结和矛盾，当他愤懑满怀地在《释私论》中写下“越名教而任自然”时，世人都觉得这是他作为狂生名士在标榜自己的态度。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觉得这仅仅是他对虚妄“名教”的批判。

无可非议，嵇康心向天地之间的大道：自然。他热衷老子、庄周之学，不论是《晋书》中“长好老庄”的评价，还是他自己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又读庄老，重增其放”的独白，都不难证明这一点。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嵇康以老庄之学作为自己对抗名教的武器，顺理成章地觉得嵇康是排斥儒家之学的。

确实，带有着明显楚文化特征的道家学说，有着楚地自古而来的“反叛传统”。楚庄王问鼎中原是对周天子的反叛；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对中原《诗经》文学传统的反叛；到了秦代，仍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正统”、“异端”两条通路。楚地远离中原，独特的风土、地貌孕育出了别样的风情，以及有别于中原正统的“异端”文化。

嵇康倾心道家学说的原因是复杂的，他既认同道家对于自然的追求，也有着对于当时名教的愤怒与无奈。在透过其诗文作品表现出的观念中，嵇康最推崇的就是“和”的观念。他在绝古铄今的《声无哀乐论》中一人分饰两角，通过东野主人和秦地之客的反复论辩，40次说到了“和”。嵇康的“和”是对和谐声音的迷恋，是对清和状态的追求，是对平和境界的执着。更是为了与天地自然相和谐所做的不懈努力。

除了道家的自然和谐，嵇康难以在他所处的世界找到信仰与平和。他骨子里是一名儒士，他写四言诗，他烂熟《诗经》的笔法和意象，他还用儒家经典里的典故写诗。嵇康诗文作品中引用《论语》79次，引《诗经》竟有153次。但是他所信仰的那个儒家礼法被破坏了，他只能寄情道家。所以，他在儒与道的纠结之中反复纠缠，参悟一生。

嵇康是魏晋名门司马氏一族的眼中钉、肉中刺。三国时期曹魏重臣司马懿抗蜀有功，屡迁要职。魏明帝曹叡崩，托孤幼帝曹芳于重臣司马懿和宗亲曹爽，以期达到士族与宗族制衡的目的。曹芳继位后，司马懿便遭曹爽排挤。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京都。自此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是为高平陵事变。嵇康蔑视、反对的正是高平陵事变之后篡位者司马家所倡导的名教、礼法。在嵇康的心中，这“名教”其实是“邪教”，这礼法更非礼、非法。

嵇康反叛司马氏倡导的礼法，更捍卫正统礼法。嵇康好友吕安之妻被兄长吕巽（字长悌，同样曾是嵇康好友）侮辱，吕巽却倒打一耙诬告吕安不遵孝道。嵇康由此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痛斥吕长悌的卑劣德行，最终与之决裂。绝交书末尾，嵇康恨恨地说：“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吕巽违背正统礼法，嵇康便风度翩翩地绝交，未出恶言。尽管嵇康知道，这次绝交很可能为自己的命运埋下悲情的伏笔。

挚友、兄弟、严父

嵇康写下绝交书与之绝交的只有两人，吕巽算一个，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山涛山巨源。山涛同样在士人中颇有声望，还在朝中做官，曾官至尚书吏部郎。不管在文化界亦或是政坛都极受尊重。有成语“山公启事”即是说山涛恪尽职守，为朝廷选拔了许多可用之人。山涛即将调任，本想举荐嵇康接替自己，但嵇康却拒绝了。

嵇康的妻子是魏国宗室，相传为长乐亭主，魏武帝曹操的重孙女。之后嵇康曾作魏臣，拜中散大夫。嵇康的兄长嵇喜也“有当世才”，历任太僕、宗正。嵇康其实也是个权贵子弟，但他却是个不愿做官的权贵之后。

山涛此次举荐嵇康，有征辟之意，同样也有引导嵇康向司马氏靠拢之心，以此保全嵇康。嵇康有感于朝政黑暗，不愿为当权者司马家服务，便拒绝了山涛的举荐，更与山涛绝交。嵇康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起始便明明白白地告诉山涛“您并不了解我”，之后列举了自己的种种“不堪”，以此作为拒绝做官的缘由。

也许是嵇康实在不想让山涛为难，竟自我“检讨”，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七件自己定然没法忍受的事情以及两件世俗无法容忍自己的事情）”，包括不喜欢早起，有人叫门都不会应声；还说自己喜欢抱着琴出去，在田野中游历，而做官的话需要“坐班”，自己恐怕不能忍受；嵇康又说自己有虱子，时常会忍不住搔痒；更坦言自己不爱写文书、不愿应酬；直言不愿参加丧事，而天下皆以孝道为重，若做了官恐怕不能为世人接受；自我批评性情顽固，还不喜欢俗人，不能与他们共事，更不愿应酬这些人；不堪忍受机务、不懂世故。更为重要的是，嵇康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朝政相左，又“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是没办法做官的。

不知山涛在看了这绝交书之后是哭是笑，至少在后人看来，嵇康在阐述这必不堪亦不可的九件事时是带着骄傲的，他不屑于掌握那些为官的技能，也不愿意与那些为官的俗人为伍。所以，嵇康决然与山涛绝交，继续他志在草野的生活。

纵然如此，嵇康并没有像与吕巽绝交那样与山涛再无瓜葛，他反而在自己就戮之前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这次托孤，恰说明了嵇康尊重、理解山涛，更说明了他从未在自己心中将山涛打入另册。那封绝交书，与其说是绝交之言，更像一篇双方人格的佐证。后来，嵇绍在山涛的举荐之下入朝为官，成为了西晋王朝的一代忠臣。

嵇康对自己的孩子宠爱有加，专门撰文《家诫》告诫自己的孩子。在嵇康对自己的儿子谆谆教诲中，后人竟能发现嵇康其实是个不爱饮酒的人。既然山涛说嵇康醉酒犹如玉山将崩，那么嵇康就一定醉过，可说是个“酒徒”，但他却反对过量饮酒，甚至对他一向敬重的阮籍之好酒也有微词。嵇康敬佩阮籍，说他“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却又忍不住多说一句“唯饮酒过差耳”。可见嵇康反对无节制饮酒。也许是怕儿子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他更是在对儿子的训诫中直言：“被酒必大伤，志虑又愦，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他希望儿子不要贪杯，不要强劝人酒，即便是喝酒，到了微醺的状态停止便是，千万不能喝酒过量到了“困醉”而不能自理的境地。

嵇康与兄长感情很好，尽管名士朋友们都不太欣赏他的兄长：吕安有次去拜访嵇康，恰逢嵇康不在，嵇康的哥哥嵇喜接待了吕安。吕安走时写了一个“凤”字。此字古时从鸟，音凡，寓意凡鸟，有暗损嵇喜为凡鸟之意。但嵇康仍然珍视兄弟之间的感情，兄长即将从军，嵇康作《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虽然其中委婉地劝诫了兄长政治黑暗，希望兄长能够像自己一样，寄情山林而规避政治，但其中的拳拳兄弟之情同样让人感动。兄弟二人的情感，比之吕安与吕巽，可谓云泥。

 “琴诗自乐”的文艺家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催动了士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嵇康由此开始思考、焦虑，竟因其天才的思辨能力成为了魏晋时期的士林领袖，与阮籍共同开创了激进的竹林玄学，将玄学从正始时期的“君道自然”推向了自然与名教的彻底对立。其实，嵇康不仅善谈理，还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嵇康的诗乐之能，同样冠绝当世，他却仅仅自谓“琴诗自乐”。

在文学创作上，嵇康找到了文辞华美与典雅的平衡点。这往往是许多文人一生的追求。嵇康用他诗文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于四言诗范式《诗经》的学习、效仿，准确地踏在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上。

嵇康通过在创作中的模仿，缅怀着建安风骨的缔造者们，怀念着曹魏。嵇康满怀着对于曹操的倾慕，写下了自己的《重作四言诗七首》，这组诗也名《秋胡行》，与魏武帝曹操的组诗同名，这是嵇康的有意仿作。

曹操曾道“仁义为名，礼乐为荣”，要以仁义礼乐匡扶天下，嵇康便说“忠信可久安”；曹操说出了蕴含着惆怅与自怜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嵇康便道“富贵忧患多”。也许对于嵇康而言，武帝曹操不仅仅是妻子的先祖，更是跨越了时空的知音。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已经成为神话的《广陵散》绝唱姑且不论，单其《琴赋》、《声无哀乐论》两篇乐论文章，便是实打实的明证。嵇康爱琴，此爱毋庸置疑。他告诉哥哥，如果遇到烦恼他愿意“弹琴咏柳，聊以忘忧”；他亦告诉山涛，他喜欢“抱琴行吟，弋钓草野”。他在《琴赋》中说音乐可以“徘徊顾慕”，也可以“盘桓”，这是循环流动、往复不息但并未发展的音乐形态。音乐在持续演奏，但是音乐的内在和声逻辑却没有发展。在流动与驻停之间拉扯出的空间，这竟然与西方音乐中的“模进”（某一音乐段落由不同声部反复演奏、重复）极为类似。跨越了时空，艺术的形式竟然惊人相像，让人难免拊膺长叹。

嵇康喜欢炼丹，魏晋时期风靡天下的五石散也为嵇康喜爱。他在写给哥哥的赠诗中直言自己“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希望能够通过修炼登仙而逃离浑浊的世界。遗憾的是，嵇康没有等到得道飞升。他最终因为钟会的记恨和谗言，因为替吕安仗义执言，更因为他是曹氏宗亲，惨遭当权者杀害。

这可能是最具艺术气息和悲情的一次行刑：行刑那天，有三千太学生前来请愿，希望当权者不杀嵇康。这位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面不改色地前来。他当然知道自己不会被赦免，但他也知道，生死相齐。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这名穿着素衣、木屐的死囚周身依然透着卓越的风姿，他不紧不慢地看了看阳光投射之下的影子，然后要来一张琴，奏起了不知姓名的古人教授与他的《广陵散》。此曲声调绝伦，为肃杀的刑场更添悲怆。

嵇康的每一次抚弦，都撩拨着当权者的神经，触动着围观者的心弦。曲毕，嵇康的生命即将结束。在人生落幕之前，嵇康没有别的遗憾，更不会情绪失控，他只是呢喃地说着：“袁孝尼多次说过想向我学《广陵散》，但我曾对古人立誓不传此曲于他人，便拒绝了袁孝尼。这曲子从此要失传了。”

《广陵散》成为绝响，嵇康的人生也停在了行刑的那一刻。但嵇康的背影却伫立在那座他自己用音乐、文学还有思想塑造的高峰上，供后人仰望。

来源：北京晚报 实习记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