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颁发奖励证书。

除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外，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还评选出3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同时评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人。 据新华社

【人物档案】

中国火炸药专家王泽山

实现科学界的“大四喜”

王泽山院士，出生于1935年，自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火炸药专业后，近60年来一直从事火炸药研究。

什么是火炸药？把火炮弹丸、火箭发射出去完成爆炸毁伤，靠的都是火炸药，它是火炮、火箭、导弹、航弹、鱼雷等火力打击武器的能源。“离开了火炸药，我们就回到了冷兵器时代。”王泽山曾这样表述火炸药的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著名的火炸药学家，王泽山院士在这一领域里实现了多项突破。就理论上而言，他将火药、火炮、弹药、弹道等进行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了“发射装药理论与技术”学科分支架构，创立了发射装药学；同时深入揭示了火炸药组成、结构、性能的规律，建立了炮、弹、药的构效关系，极大地发展了火炸药理论。

而从技术突破来看，这其实并不是王泽山院士第一次捧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奖，此次获奖可谓实现了他在科学界的“大四喜”：针对废弃火炸药处理的世界性难题，他开发了安全、绿色、资源化利用技术，创制出20余种军、民用产品，引领了我国火炸药资源化再利用的研究方向，为国家火炸药储备提供了核心关键技术，因此，在1993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发明的“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技术”，攻克了温度变化给武器性能带来影响的技术瓶颈，获得了1996年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因为攻克了国际上至今无法突破的高膛压、高过载等技术瓶颈，使得我国武器发射装药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地位，他在2016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年过八旬，王泽山教授依然工作在火炸药研究的第一线。他曾说，“我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这是强国的责任，我要担当。”

“基因工程药物之父”侯云德

建立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

侯云德院士出生于1929年，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62年被原苏联医学科学院破格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现任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过去几十年中，侯云德院士完成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侯云德院士率先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当时我国最大基因组——痘苗病毒天坛株的全基因组测序，构建了一系列新型病毒基因治疗载体，奠定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的研究基础。

他还率先研发出国际独创、我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零”突破。凭借此项研究及后续系列产品的研制，他在1993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如今，他所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已经应用于上千万患者的临床治疗，由于成功替代国际进口产品，还产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对多项传染病的有效监测和预防也离不开侯云德院士的功劳。他带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顶层设计了2008—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为我国建立起了一道阻击传染病的防线。2016年的数据显示，2008年开始的这一专项研究战果卓著：艾滋病年病死率从5.8%降至3.1%，乙肝感染率由6.9%降至4.6%，重症乙肝病死率由84.6%降至56.6%，结核分枝菌检测时间由4—8周缩短至6小时内。得益于这道阻击防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2009年，他主导的我国H1N1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应对和技术攻关，使我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成功干预的先例。凭借此成就，他在201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权威解读】

专家推荐渠道拓宽 评选遏制论文堆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读国家科技大奖的奖项设置、奖项特点以及获奖项目评选环节等相关情况。

大奖总数逐年减少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五年来三大奖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本次还试行了授奖数量总额控制，将自然科学奖数量控制在45项左右，技术发明奖数量控制在65项左右，三大奖总数不超过300项。按照这一规则，本次在评审委员会阶段对技术发明奖试行了差额投票。

专家推荐占比四成

本次从多个环节发力来保证获奖项目的高质量和权威性。从推荐环节来看，继续拓宽专家和学术组织的推荐渠道。比如，本次自然科学奖推荐项目中，专家推荐84项，占比40.2%，评审通过项目中，专家推荐19项，占比54.3%，比2016年的23.8%翻了一倍多，而且两个一等奖项目全部由专家推荐。“除了最高奖的得主可进行推荐之外，我们将推荐人的资格扩大到此前各个奖项的获奖人、院士等多个群体，保证了所选项目的专业认可度。”为充分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本次还动态遴选了24个学术团体作为推荐单位，“这些举措，既为优秀成果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也为试行提名制积累了宝贵经验。”相关负责人表示。

论文规范使用更严

从申报环节来看，本次对完成人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一方面，2015和2016年三大奖的获奖项目完成人，不能作为2017年三大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此举是为了遏制部分完成人搭车报奖、拼凑报奖的现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外，本次规定，自然奖提交评审的论文专著数量，从原来的“不超过20篇”减少为“不超过8篇”。

从评审环节来看，本次进一步加大了公示力度，增加了对自然科学奖知情同意证明等内容的公示，同时扩大了评审旁听的参与面。据了解，本次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公众旁听活动，从137位申请人中随机抽取了20位旁听代表，分别参加了两场公众旁听活动。初评会后，网站上对三大奖通用项目的初评结果和评审专家名单进行了公示，以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此外，为保证奖励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本次还组织对25个高等级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对随机抽取的4个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项目开展了经济效益真实性核查，并就最高科技奖初评通过候选人征求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意见，就自然科学奖初评通过项目邀请了海外专家函审，就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初评通过项目开展了行业咨询，就国际合作奖评审通过候选征求了有关驻外使领馆的意见。

中西部呈现新亮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获奖的成果既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其中，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新的亮点。据介绍，本次评审通过的3个创新团队中，2个扎根西部，1个来自中部。此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在本次的获奖成果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凸显。据统计，本次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中，企业完成参与的占81.6%，比上次提高13.5个百分点，为近5年最高，“说明企业在原始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同时，企业以重大项目为依托，技术创新主导作用也在进一步增强。2012年以来，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特等奖一共9项，企业牵头的7项；一等奖64项，企业牵头的30项。与其他类型的创新主体相比，企业占据了优势地位。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