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宋溪

筹建：“初期就一直在关注，期待加入发挥所长”

“最近确实事情多，你看又分给我几件串案。”一头银发的王怀勤感慨一番，紧接着干劲十足地笑笑，“不过现在案件已经办理得差不多了！”

北京市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兼执行庭庭长，这是王怀勤退休前的职务。66岁的他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却还没有享受到彻底的轻松悠闲。身为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示范调解中心的特邀调解员，每当有任务分派过来，他就得随时“上岗”。

近年来，北京法院收案量逐年攀升，“案多人少”带来了巨大的审判压力，省时高效的调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底，北京市委政法委、首都综治办、北京市高级法院等推动成立了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北京法院利用立案后，排期开庭前的时间空档，将涉证券期货纠纷、涉房地产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借贷等民商事纠纷委托至促进会及会员单位进行调解。

通俗来讲，促进会即为旨在“整合调解组织资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除了吸纳社会既有的行业、专业性调解组织作为会员，还建起以退休高级法官担任特邀调解员的示范调解中心。王怀勤介绍，早在促进会筹备之初他就一直在关注，期待加入其中继续发挥所长。“不是所有退休法官都合适，通常要具备高级法官资格，再考虑专业方向、业务素质等等。我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身体挺好的，家里也走得开，就来吧！”

与王怀勤一样，希望为调解事业贡献力量的老法官还有很多。59岁的张冰和高萍，退休前分别担任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促进会示范调解中心成立后，她们便成了第一批特邀调解员；北京市一中院审判业务庭原庭长白晓柏，走退休流程时就被促进会的理念所吸引。成为调解员后，她凭借30年丰富的民商审判经验，成功处理了不少极为复杂的案件，并荣登2016年“北京社会好人榜”……经过两年的发展壮大，目前已有101位退休高级法官加入到了促进会示范调解中心。

核查：“用手一捻，就发现几份协议的纸有问题”

调解工作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需要丰富的案件审理经验与技巧。几十年的积累，老法官们对案件的把握可谓驾轻就熟。然而无论案情复杂与否，大伙儿对处理的每一起案件均报以极为审慎的态度。

高萍介绍，调解员接手的案子都是由示范调解中心指派的，在安排案件调解之前，她会事先审阅案件的基础材料。在高萍看来，自己和老法官们做调解员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大家对案件材料很敏感。“法律事实哪一部分可以固定，哪一部分可以调解，从字里行间就能作出基本的判断。”

一次调解工作中，高萍在看原告起诉书时敏锐地发现这起案件应该有关联诉讼，然而相应材料却没有提供。“中心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委托法院询问，对方说确实有关联诉讼。调解时经询问，甚至问出了原告想隐瞒的事实。”

查明事实可以说是调解案件最重要的前提，多位老法官强调，民商领域的案件要特别注意明辨真伪，防范虚假诉讼。令高萍印象深刻的一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对彼此陈述均无异议，也希望达成调解，但相关材料中有三份协议引起了她的注意。“那几份协议从内容上看跨越了三四年，我拿手一捻，却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时间做的。”高萍解释，相隔数年的纸，薄厚、软硬、颜色都会不一样，丰富的经验让她很容易就能察觉这种质感上的细微差别。经过巧妙询问，她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实际上是原被告双方通过我们的手，‘设计’一个虚假事实。”

高萍坦言，做调解员的两年中，类似情况并不少见。“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和把握的，下一步当事人要到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不能给法院造成额外的麻烦。如果从我们这儿调解完成的案件被法院认定事实不准确，甚至是‘做局’侵害到第三人，我觉得是一种耻辱。”

调解：“点化点化，点到了就能化”

固定了基本事实后，老法官们娴熟高超的业务能力、沟通技巧等，更在调解环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67岁的调解员马迎新，退休前是最高法立案庭副庭长。在他看来，案件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但基本核心都是分别帮原告被告分析利弊，讲明调解的优势以及能为双方节省的成本。例如通常跟原告会拿时间说事儿--开庭的话，排期就得好几个月。调解签字达成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就可以申请执行了；跟被告则是拿损失说事儿--告诉他们如果真到了法院判决那一步，付出的代价肯定会更高，达成调解尽快还款的话，代价就小一些。

“人都识时务，点化点化，点到了就能化。”马迎新笑言，调解员追求的就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在主张或放弃自己权益过程中找一个最接近的点。“让原告和被告都感觉到，调解员是在为他们着想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事人选择我们来解决问题是一份信任，要尽可能把事情说好。”

在示范调解中心，老法官们调解风格各异，但均凭借难得的专业素养受到好评与认可。曾有律师拖着一行李箱的证据过来，找某份材料时却翻了半天也找不到。白晓柏拿过证据目录浏览一番，根据既往案件证据整理思路指出文本可能所在的大概位置。律师依言再次翻查，果然很快找到了。白晓柏这一手令对方大为折服，同时也获取了对方的信任。

高萍曾处理过一起案件，原被告都从外地过来。被告提出当天就要回去，问她买往返票是否可以。考虑到双方时间紧张，高萍提前研究了相关材料，并通过电话详细告知他们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和涉案证据。做到心中有数后，她告诉被告可以买当晚五点的高铁票，保证一切程序能够在下午三点前结束。“这就要求我们事先讲清楚，不能有‘还需要这个材料但你没告诉我’的情况发生。”在高萍看来，提升案件的调解质量和效率，都建立在调解员对案件的熟悉程度、正确把握之上。

初心：“做工作就应该为了服务人民”

对这些高级法官而言，退休后在促进会做调解工作很辛苦，报酬也不多。愿意担任调解员，更多源自他们对法律工作的“初心”。

长期浸润其中，老法官们对审判工作的变化深有体会。一句“现在法院的审判压力太大了”，几乎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感慨。高萍回忆，2000年前后，自己所在法院审判一线法官人均年结案量基本都在100多件，未结案只有几件，而如今一个普通法官手中的未结案可能就有数百件。“大量繁简的案件，不分类别，只按案由，直接进入审判序列。”

基于此，大伙儿都觉得促进会的建立用心良苦。白晓柏坦言，退休后她个人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但促进会这边有什么事，自己永远放在第一位。“调解有个‘大社会’的概念，说到底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做工作就应该为了这些最终的目标。”此外，于她而言，机构成员都是以前工作时互有耳闻、甚至认识的老同志。“这种亲切感、归属感也很重要，每次过来都像回老家的感觉。”

在张冰看来，与自己同期的这批法官，可以说是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经济形态的见证者。退休后做调解工作，也是让自己不断学习、跟上形势的过程。“社会有多少种现象，法院就会有多少种案件。新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层出不穷，法律规定本身就相对滞后，有的甚至连法律规定都还没有，就是一个政策，应该怎么把握？这就逼着自己没事多看看书，学习学习。”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