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第二届全国流动木刻展期间，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座谈。 沙飞 摄

鲁迅手绘的猫头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头鹰“不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猫头鹰则象征着智慧。从此也可窥见鲁迅“反叛”精神之一二。

鲁迅先生不但是世所熟知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还是一位美术爱好者。鲁迅对于美术之爱从童年而始，贯穿一生，逝世前还抱病参观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先生光辉的一生中有诸多有关美术的往事。记者采访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陈洁，在她的介绍下，一起领略鲁迅“美术人生”中的精华几帧。

1
童年热爱美术

童年时期，阿张（鲁迅乳名）就对美术很感兴趣了。那时在他的床前贴着两张花纸，一张是《八戒招赘》，还有一张是《老鼠成亲》。“这些花纸的主题就是当时的民间传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陈洁为记者解释“花纸”的典故。这些民间年画对后来的鲁迅影响很大，开启了他对于美术的爱好，更是他日后推荐给进步木刻版画家的艺术形式。

经由《八戒招赘》和《老鼠成亲》的“启蒙”，阿张喜欢上了图画，他随远房叔祖学习时，更是阅览了许多老人收藏的带插图的书籍。少年曾在老人的书斋中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籍，他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老人还告诉阿张：“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老人也许不经意的话语却勾动了少年的心思，虽然少年很想看这样的图画，但又不好意思请老人为他寻找。想买一套，书店在少年能出门的正月期间又都是关着门的。

少年的心性就是这样，也许“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只要“一坐下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保姆阿长注意到了阿张对《山海经》念念不忘，还特意问起过。尽管在阿张看来，即便对保姆说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还是告诉了阿长这件事。

过了段时间，阿长请假回家了。之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来到了阿张面前，并将一包书递给了他，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其实阿张是讨厌阿长的。鲁迅后来在文章中将他讨厌长妈妈的原因罗列的一清二楚——在拿到阿长送来的四本书之前，阿张仍是十分“讨厌”长妈妈的。阿张“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尽管阿长连这部书的名字都只知道个囫囵，但这几本书，却改变了她在少年心中的地位。

这四本书是“美术爱好者”阿张得到、收集的第一套书。直到阿张成了鲁迅，后来写下了记载这件事的《阿长与山海经》，那四本书的模样还在他眼前挥之不去——尽管这是一部刻印得十分粗拙的本子，甚至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他“最心爱的宝书”。此后，喜爱图画的鲁迅陆续收集了石印的《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以及《点石斋丛画》等书。

阿张在三味书屋的课余生活主要是“描画”，他影描了《西游记》、《荡寇志》以及《诗画舫》等书的插图。阿张用薄而透亮的“荆川纸”覆在小说的画面上，而后用浓墨一笔一笔地影描，日积月累，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法。后来鲁迅能够画插图、设计图书封面都受惠于此。

2
力主美育教育

1912年6月21日至7月17日的近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在京参加夏期演讲会五次，其中讲演“美术略论”四次。陈洁介绍，彼时的“美术”之于国人还很陌生，听者只有三十人，途中还有五六人退场了。虽然此时的演讲并不被更广大的受众所接受，但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仍然以“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的评语评价“美术略论”演讲。

次年，就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事宜）发表了他关于美术总纲性质的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论述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以及播布美术的目的与作用等。鲁迅在文中指出美术有三要素“天物”“思理”以及“美化”，从而得出了他对于美术的定义：“用思理以美化天物。”陈洁特别告诉记者：“鲁迅先生定义的美术不仅是画，而是包括了雕塑、建筑、绘画、文章、音乐等门类，更接近于艺术的概念。”鲁迅认为，美术可以发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等作用，而传播美术则是需要通过建立美术馆、剧场、奏乐堂以及举办展览会、文艺会等手段，同时还要保存著名之建筑、碑碣、壁画造像、优美林野等；在美术研究方面，鲁迅指出要重视中国古乐的研究，更应成立国民文术研究会，将各地的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考究其意，分辨特性而发扬光大、辅翼教育。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者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元培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且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洁说：“许寿裳这样评价鲁迅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他们是相互了解的。”

3
鲁迅的汉画像收藏

鲁迅一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他的意见书。陈洁告诉记者，鲁迅在京期间，经常出入各处搜集汉代画像、碑石拓片，借此考古以研究中国历史。鲁迅曾经于1934年2月11日致信姚克（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剧作家），讲述了他收集画像、碑拓的原因：“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最简明。生活状况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陈洁曾经专门撰文谈论此事，并且强调：“鲁迅对文字记录本就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所以他辑校古籍，有时使用文字与金石对校，来修正文字的讹误。”鲁迅曾经凭借汉石刻画像和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判断出了中国古代男子的胡须其实是上翘的（这一判断出现在《谈胡须》一文中）。

鲁迅一直关注汉画像中绘有宴会情状的作品，锐意搜集。《朱鲔石室画像》为鲁迅先生所珍藏，其中多宴饮场景。鲁迅先生曾于1916、1919年多次在琉璃厂中多次求购此画像，1934年再次购入这一藏品。他曾在给姚克的信中说这画像“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等到了4月再次给姚克写信，又说这幅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可见鲁迅对于这套画像多么重视、喜爱。

许多好友知道鲁迅的爱好，银行家蒋抑之更是为鲁迅提供了许多帮助。鲁迅在1917年1月5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兴业银行访蒋抑之，坐少顷同至其家，以唐《杜山感兄弟造象》拓本一枚见赠，云是蒋孟苹臧石，去年购自陕西，价数千金也。”陈洁介绍，当时她和其他几名研究者还对日记中的“价数千金”有过争论，有人认为是制作这枚造像的石头值钱，而陈洁则认为造像的拓本价值数千金。“结合罕见唐拓本昂贵以及鲁迅先生所好来看，应该就是拓本十分贵重。”陈洁说，“当时鲁迅的薪水大致是每个月300元。”

陈洁介绍，鲁迅对于汉画像的搜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侧重山东汉画像，收集了360余幅，偏重历史、人物，反映社会现实；后期则侧重河南南阳汉画像，有290余幅。鲁迅曾想编《汉画像考》，但一直未能出版。从现存的鲁迅自拟草稿来看，写作时间应该在1922年至于1926年之间。

4
新兴版画之父

鲁迅收集并印行了许多现代木刻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平笺谱》。鲁迅一直主张“拿来主义”，批判地继承、吸取中外美术的遗产、养料：“我以为中国的新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鲁迅主张将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以及民间的年画、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以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在北京时就曾搜集过一些木板水印信笺，亦曾使用各种信笺。他非常喜爱这些信笺，甚至不忍心在上面写字，认为这简直是糟蹋美术。1932年11月9日，鲁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在琉璃厂纸坊又搜集到一些信笺纸。他觉得非常好，回到上海后仍然不时展玩，亦拿给木刻青年们欣赏和参考。那时，正是鲁迅同全国木刻青年广泛联系指导创作木刻的前后，传统水印木刻信笺的优良技法引起了鲁迅的注意，认为可以从中研究出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套色木刻技法，以发展版画创作。

彼时艺坛沉寂，木刻作坊也生意萧条，鲁迅预感到木板水印不久也将消沉，便于1933年2月写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郑振铎：“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优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需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此后鲁迅同郑振铎在沪京两地之间通信四十余封，访选信笺、研究色泽、探讨印刷工艺，选取纸张，编订目次，设计款式、装订。鲁迅为此事足足忙了一整年，终于铸造了这座“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指《北平笺谱》）。

《北平笺谱》于1933年12月成书，共收木板水印笺谱300多种，分装成六大本，收入了大部分当时流行在北京各个纸坊中的清末民初诸画家作的优秀笺画。这套书一出版，鲁迅便马上将它赠予各路友人，许广平曾经这样描写：“鲁迅先生每一收到自己变音出版的画册，就‘兴冲冲地一本一本地包起来，要使得朋友们赶快收到’。”

鲁迅与当时的进步青年画家、木刻版画家们有很密切的交往，当代著名画家司徒乔就是他们中的代表。鲁迅曾买过司徒乔的两幅画，分别是《四个警察和一个〇》以及《馒店门前》。

1925年的除夕，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请他的同学司徒乔吃辞年饭。司徒乔走到了泡子河边，在一间施粥厂门前，突见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地把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竟是因为那孕妇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司徒乔见到此状当即决定不去赴宴了，跑回宿舍将当时的情景快笔画下。他自己说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借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这幅画司徒乔并没有签名，也没有明写画题，只叫作“四个警察一个〇”。后来，这幅画在展览上被鲁迅相中买了回去。

1950年，旅居海外的司徒乔回到北京，去访问鲁迅故居，竟然发现这幅画一直挂在鲁迅先生书桌旁的墙壁上。司徒乔在文章中回忆：“这幅画的艺术造诣是丝毫也不值得鲁迅先生重视的。他买它无非是因为画中记录的恰巧是他最憎恶的事，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缩影，虽然是十分简单而粗糙的缩影。”鲁迅还买过一幅司徒乔的水彩画《馒店门前》，画上是一个半裸着的瘦削老人，在初冬的早晨走过馒头店门前，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面香扑鼻，但饥饿的老人却只好背过脸朝着深深的胡同走去。

陈洁介绍，鲁迅被誉为“新兴版画之父”，倡导发起了新兴版画运动。鲁迅从艺术境界、创作细节到怎样用版画表现革命、版画家怎样组成团体和编辑出版期刊等各方面，对青年版画家进行了指导。这些青年版画家投身版画创作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危难。在抗战中，他们创作的大量版画，揭露了日本侵略暴行，刻画了中国战士的英勇抵抗，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有力地推动了抗日版画运动。

我国新闻摄影的奠基人沙飞曾经拍摄过一张珍贵的照片：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八仙桥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时，与几位青年版画家谈话。青年版画家围坐在鲁迅身边，兴奋而专注地聆听着，与此时因病而显得憔悴的鲁迅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版画家中的一位便是陈烟桥。鲁迅还在信中具体指导过陈烟桥的版画创作。

鲁迅对于青年版画家的指导可谓呕心沥血，沙飞拍摄的这张摄影作品也成为了鲁迅生命尾声的写照。在参加展览会期间，鲁迅猝然病逝。鲁迅的生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但是他在文学、思想还有美术上留下的烙印仍然熠熠生辉。 实习记者 袁新雨

鲁迅写给陈烟桥的信

陈烟桥版画：《鲁迅思想与民族革命战争》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对比的力量，已经很能运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细地观察实状，实物；还有古今的名画，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都要随时留心，不可放过，日积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先前售卖的旧法花纸，其实乡下人是并不全懂的，他们之买去贴起来，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为习惯：这是花纸，好看的。所以例如阴影，是西法， 但倘不扰乱一般观众的目光，可用时我以为也还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头上放出一道毫光，内画人物，算是做梦，与西法之嘴里放出一道毫光，内写文字，算是说话，也不妨并用的。

1890年

9岁的鲁迅开始读《花镜》、《山海经》，开始收集带图画的书。

1893年

在学习之余开始覆纸影写《荡寇志》、《西游记》等。

1899年

到南京读书，期间刻“戛剑生”、“读书误我”、“戎马书生”三枚青田石章，现仅存最后一枚。

1909年

出版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并首次设计封面。

1912年

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主管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举办夏期演讲会演说《美术略论》。

1913年

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开始收藏中外文画册、汉画像拓片。

1917年

设计北京大学校徽。

1923—1930年

工作之余从事大量美术实践。包括为《国学季刊》设计封面。为自己的翻译作品《桃色的云》设计封面、为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设计封面。为自己的多部小说集、参与编辑的其他出版物设计封面。

1931—1935年

组织大量木刻活动，作《<木刻创作法>序》等论美术之文。

1936年

编辑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目》、《死魂灵一百图》并设计封面、《苏联版画集》并作序。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原标题：鲁迅美术往事）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