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正式开展

【文明溯源】

第一单元“文明溯源”是展览的开篇，细小的石叶、质朴的陶器、透着神秘色彩的金器……默默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由来。

珍贵陶罐折射民族融合

“双体陶罐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双体流畅的独特造型表明该器应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很可能是在氏族部落举行祭祀和庆典活动时所使用的一种礼器，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博策展人张杰介绍，这件文物高18.7厘米、长31厘米、宽15厘米，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遗址，“在整个卡若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当中仅此一件，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和造型能力。”而在艺术水平和表现形式上，它与黄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文化彩陶相差不大。

双体陶罐

同样，来自于西藏博物馆的“三角折线纹夹砂黄陶罐”，也能看出与周边的沟通交往给西藏地区艺术、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件器物是卡若遗址早期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陶罐上出现的‘W’型折线，我们在黄河流域和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都能看见，这也佐证了藏民族和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张杰介绍，卡若遗址早期，人们处于较稳定的定居环境，可从事农业耕作且开垦耕作土地非常有限，常常局限在狭小的山谷地段，因而在陶器等器皿的制作上才有可能比较精致、讲究，不仅施以彩绘纹样，器形也很别致、多样。而到了卡若遗址晚期，陶器趋于粗陋、简单，应与经济文化发生改变，由原始农耕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为主有关。

黄金面具反映文化交流

“由于地处偏远、考古发现的研究相对落后，加上缺乏人们所熟悉的藏传佛教内容，历次西藏来内地的展览中，西藏西部的文物、文化鲜有露面。而本次展览，我们得到了西藏诸多寺庙的支持，特意遴选了诸多西藏西部的文物。”比如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本次展览就首次拿出了许多代表之作，其中一件2009年在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分外惹眼。

象雄国王黄金面具

“这是一件象雄国王死后用来覆面的面具，长14.6厘米、宽14.5厘米、厚0.01厘米，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细观这件文物，可看到它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背后衬有多层丝织物。张杰介绍，面具的出土地位于西藏西部象雄国的范围，在该地区同时出土了其它几件黄金面具，反映出象雄国存在的覆面葬俗。

象雄部落的中心位于今天西藏西部的阿里，鼎盛时期曾控制西藏大部和克什米尔地区，“象雄的发展促进了西藏与内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从这件文物上就有体现。”首先，以黄金面具作为随葬品这一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欧亚大陆范围；其次，在面具上除了绘有象征图腾崇拜的“大角盘羊”纹饰以外，还可清晰看见成对出现的鸟兽，这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传统相关。“研究认为早在距今2000至1800年前，西藏西部地区就已经与新疆、南亚次大陆联系紧密，并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产生互动和交流。”

【高原天路】

自然环境的阻隔挡不住人们交往的脚步。青藏高原北接河西走廊与新疆，西南连接中亚、南亚，东与巴蜀为邻，那些高山峡谷、河道山口自古是人们活动的重要通道。西藏地方与内地乃至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高原天路源远绵长。展览的第二部分重点展示了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带给西藏的多元文化物证。同时，体现西藏地方在沟通内地与周边国家地区过程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历史作用。

陪葬织锦上有“王侯”汉字

展览中，一件上有汉字的织锦成了观众关注的焦点。这件丝织品长44厘米、宽25厘米，为平纹径锦，藏青色地上织黄褐色纹饰，因织有鸟兽纹和汉字“王侯”而得名，它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相当于中原的东汉西晋时期，同样纹饰的丝绸在新疆地区也有出土。“当时西藏地区尚没有生产丝织品的技艺，考古学者推测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这类丝织品应为中原内地制造，通过‘高原丝路’传到西藏，为研究当时西藏西部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及交通路线提供了实物证据。”

“王侯”织锦

这件文物另一个与众不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长52厘米、宽38.5厘米的玻璃板夹起保存、展示的，“这并不是后期文物工作者所为，而是发现它的僧人给予的保护。”张杰说，这件丝织品出土在阿里噶尔县故如甲寺附近，寺庙附近的公路曾被路过的载重卡车压塌路基，修路时，僧人们发现了它，并小心翼翼地将它“封印”在玻璃板之间。而出土时，这件织物正包裹着墓主人的头骨，“故如甲寺前是贵族墓葬，但其身份目前还不得而知。”

1800年前的茶叶亮相

当然，这条“天路”上也会传递许多商品或者生活必须的用品，本次展览中就有不少出土的文物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堪称“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茶叶。

张杰介绍，通过考古发现的这些“疑似茶叶”出土于公元3世纪，出土时已呈黑色团状，经测定内含只有茶叶才具有的茶叶植钙体和丰富的茶氨、咖啡因等成份，因而可以确定这些植物遗存都是茶叶。据碳14测年，其年代为距今约1800年左右，与陕西西安汉代遗址发现的茶叶并称为迄今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

而这些茶叶被发现在一口高12.9厘米、口径25厘米的青铜锅内，“这让许多考古学家推测，它在当时的使用方法，不像现代人是用来‘泡’的，而很可能是用来是用来煮熟后食用的，在内地也有‘吃茶’的说法。”

【雪域佛韵】

许多人前往西藏，是想远离尘世喧嚣，为心灵寻找一片净土。雪域高原上不仅有纯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庄严的寺庙和虔诚的信徒。佛教怎样成为藏民族的信仰，又为何呈现风格迥异的宗教艺术，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这些问题在展览的第三个单元都能找到解答。

北魏佛像佐证宗教来源

“说到西藏佛教的来源，大家都会想到印度。事实上，西藏佛教是在中原内地和印度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松赞干布将佛教引入藏地，而在此之前，佛教早已传入中原。本次展览中，一尊北魏时期的铜鎏金弥勒佛像就印证了中原佛教对当时西藏的影响。

这尊“弥勒佛”高28厘米、底宽14.5厘米，藏于布达拉宫雪城珍宝馆，底座背后的铭文记录造于北魏和平三年。说是“弥勒佛”，其实它的造型与释迦牟尼像一致，只是其铭文说明此尊像为弥勒。“这体现当时的佛教初传到此，当地信众还有一些意识上的不清。”

有趣的是，虽然这尊造像的衣纹、造型都是汉地形象，但与北魏佛像硬朗的风格不同的是，佛像的面部十分圆润，面部与身体形成了一种风格迥异的奇特状态。“这是由于藏族信仰佛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佛像重新‘金装’，对其重新塑金、描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像也与最初北魏时的形象越离越远。”

张杰介绍，这尊来自于内地的佛像表明了吐蕃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接受了内地汉传佛教，体现了吐蕃对内地文化的认同。

中西融合的克什米尔佛像

与北魏佛像相呼应的“合金释迦牟尼立像”，则体现了西藏佛教的另一个来源。佛教初传入吐蕃时，除中原造像艺术之外，东印度帕拉造像、尼泊尔造像、斯瓦特造像、克什米尔，乃至新疆于阗的造像都对吐蕃佛教艺术产生过影响。

这尊佛像成克什米尔类型造像，螺发，高鼻梁，通体鎏金。通肩袈裟衣纹呈U形排列，呈现出湿衣贴体的效果，衬托出强壮的身体肌肉。

张杰介绍，克什米尔古称罽宾，位于喜马拉雅山西侧，东临我国新疆、西藏，连接中亚、南亚、东亚，历史上是联系东方与西方的桥梁，文化交流汇聚之地。“当时，这是一个‘希腊化’的地区，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的文化带到了这里，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尊佛像眼窝很深，鼻子是典型的希腊式直鼻，身上的衣纹又是典型的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特点，这是一个带有非常明显的文化交融特点的形象。”

【和同一家】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历史故事家喻户晓，唐蕃会盟和同一家，开启了西藏与中原地区正式交往的开篇大幕。此后历代政教僧俗往来密切，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西藏。第四单元是展览的重点，目的在于展示藏族人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进而上升到国家认同。

清代唐卡绘出禄东赞请婚故事

这个单元从文成公主和亲讲起，与之相关的是一幅西藏博物馆珍藏的清代唐卡——“布画禄东赞请婚图”，这件作品长177厘米、宽97厘米。

唐卡描绘了松赞干布派遣大臣禄东赞前往长安向唐请婚，迎娶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据说唐太宗为了考察来自各族的请婚使者，出了五道题，看谁解答得又快又好，就将唐公主许配给他的王。结果禄东赞以其卓越的才智取胜，并在三百多个宫女中选中了文成公主。唐卡详细地描绘了禄东赞请婚，文成公主进藏，以及修建大昭寺的情形，每个场景下都书有藏文题记。

墓志讲述吐蕃“北京姑爷”生平

在展览设计上，策展人员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为使观众对较为陌生的藏地历史文化有更直观的理解，许多相应文物都是“组团”呈现。比如，与“禄东赞请婚图”相呼应的，是一组唐懿宗咸通六年的“论博言墓志、墓志盖”。

“大家都知道禄东赞请婚的故事，但这与我们北京地区是否有关系呢？这组北京市石景山区出土的文物告诉您：有！”首先，论博言是何许人呢？“他不仅是吐蕃人，还是禄东赞的曾曾孙子，曾在幽州节度衙门任押衙。”墓志说明，论博言的祖父、叔祖父、父亲、堂兄和儿子都在唐朝边境做官。“吐蕃贵族子弟在唐朝边境地区任职，反映了从唐蕃和亲起，国家认同的概念就产生在吐蕃人的意识之中。”

此外，墓志还记载了吐蕃自然人文概况，表现了唐人对吐蕃的认识。墓志盖也是唐代规制，上面刻有汉文化传统纹饰——牡丹花及十二生肖。“这方墓志可谓是北京地区出土的反映唐蕃关系的重要实物。”

张杰还告诉记者，其实，与论博言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他岳母的墓志，“墓志证明，他不仅是远道自藏地而来北京工作的，还在此‘倒插门’成了‘北京姑爷’。”

【相关链接】展览中的三个“第一”

高4.3米的最大唐卡

在首博高7.5米的最大展厅里，矗立着一幅尺幅巨大、令人震撼的唐卡——永乐年施刺绣大威德金刚唐卡。这幅唐卡通长430厘米，宽239厘米；画心长324厘米，宽240厘米。“可以说，比一座普通的平房要高多了。”

这幅唐卡是明永乐年间施予大昭寺的，采用密针叠线绣制手法刺绣而成，其色泽鲜艳，针线细腻，神像造型生动，是明朝初期中原手工艺的代表作品。“生产工艺来自内地，又是中央政府的赐予，这体现了藏地对内地的文化交流和认同。”

首部官修大藏经

永乐版《甘珠尔》大藏经长72.5厘米、宽26.5厘米，为布达拉宫雪城珍宝馆藏。据张杰介绍，明成祖为给故去的徐妃祈福、超度，特意派人去西藏纳塘寺请回了手抄大藏经。明永乐八年，明成祖下令刻印，共有108部，每部均刻有“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官方修订的大藏经，也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

“修订之后，明成祖将其赐予西藏两部。这件展品来自布达拉宫，而另一部则藏于甘丹寺。”

清政府颁发的最早“圣旨”

展览中一件“皇太极敦请萨迦法王会晤圣旨”，也格外引人注目。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使团前往盛京觐见皇太极，并带去藏巴汗、固始汗、红帽噶玛巴、四世班禅及萨迦法王等写给皇太极的信件。1643年使团返回西藏，带回皇太极给上述政教首领的回信。这份圣旨就是皇太极写给萨迦法王邀请他会晤的文书，是清政府向西藏颁发的最早的圣旨。

【部分展品欣赏】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文 阎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