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

首先是出于帮助，而非不信任的审视

王世宏介绍，所谓“三社”，意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简单来说就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根据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2016年市民政局购买了58个“三社联动”服务项目，北京先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了其中对东城区5个街道所有低保低收入家庭进行入户调查的任务。

“我自己将这项调查理解成提供服务或者说救助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先做好‘识别’工作。”王世宏解释，过去社会上存在开豪车住豪宅还吃低保的不正常现象，现在有了大数据联网，类似情况已经很少了，但走访核查依然很有必要。

5个街道共需调查2450户，最终先河社工完成了近2100户的任务。“差的几百户主要是因高龄、生病自然死亡，或者长期住精神病院养老院，我们接触不到。也有人户分离的情况，我们是打电话来调查的。”王世宏表示，除了上述几类，社工们都见到了本人，而且大部分是入户的。“有的低保低收入者存在顾虑，不愿意让入户，就约到了居委会谈。”

王世宏透露，调查中总共发现3户“疑似”存在问题--有一户房子像是租了出去，左邻右舍也说好久没见他们。另外两户觉得他们的衣着，摆设等与经济状况不符。“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定，只是反映上去，最终还要街道来具体核实。”

而除了掌握真实情况，在王世宏看来，“识别”更重要的意义是“识”出困难人群的具体需求。先河社工对5个街道所调查的低保低收入群体产生原因做了统计：残疾者占比超过40%，患病人群占比超过30%，城市三无人员约占10%，还有8%左右的刑满释放人员。与他们沟通时，社工要尤为注重策略与表达。

“选的都是老成稳重的社工，每次入户会先表明，是受民政局委托把数据信息进行核查补录，也了解一下需求。前期民政部门给我们做了培训，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政策都进行了讲解。”王世宏表示，社工组织的相关纪律很严。比如不许诺，绝不说“这个事儿我给你办了”之类；不批判，面对刑满释放人员也不做道德评判；还有保密原则，不透露隐私等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出于帮助，而非不信任的审视。大部分受访者，尤其老人还挺喜欢和我们聊的。”

救助

个性化帮扶，是对政府工作的完善与弥补

第一步的“识别”，归根结底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也就是我们说的个性化‘精准救助’。”王世宏解释，困难家庭之“难”多种多样，政府囿于人手，帮扶往往只能限于统一发补助。社工的点对点服务犹如具体抓手，可以说是对政府工作的细化和完善。

2016年在对东城区5个街道的调查中，一对“吃低保”的双胞胎聋儿给王世宏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女孩都20出头，父母没有正式工作，家里还有奶奶要赡养。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父母一直坚持让孩子上特教学校，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们能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在女孩们毕业前夕，先河社工联系了十几家企业，为她们分别安排了一份教育和一份设计方向的实习。“给工资是一方面，主要让她们适应社会，激发自强自立的信心。”经过实习，两个孩子毕业后都顺利找到了工作，现在已经不吃低保了。“后来我们跟孩子妈妈沟通，她特别高兴。说吃不吃低保是小事，孩子自己能生存我们就放心了。”

2017年，先河社工承接了对怀柔区3个乡镇800余户低保低收入家庭的调查项目。走访到某村时，一位低保户老人的继女表示，她的需求是让老人去住养老院。但当社工几次提出想见见老人，这位继女又以老人“住得太远”、“无法沟通”等理由阻拦。社工一再坚持，最后发现老人住在一间看山的小屋，窗户不全，没有电，很长时间没人给她换衣服理发了。

“我们赶紧上报，怀柔区民政局非常重视，责成乡里马上核查。”王世宏回忆，在社工的持续促动下，相关部门把老太太的“低保”转成了“五保”。但由于本乡养老院还在装修，就跟继女做了工作，让她将小屋窗户装好，通上电，每天为老人打扫卫生、送饭。“后来我们抽查了两次，确实这样做了。我们的态度是，谁都会老和死，但不能是冻死的也不能是饿死的。”

在先河社工进行怀柔区相关调查的同时，上一年已经做过低保低收入家庭摸底“识别”的东城区民政局又找到他们，希望继续购买社工的服务。“这次是给我们分派了50个个案，让分别进行帮扶，难度都挺大的！”王世宏感慨，其中最为复杂棘手的要算男孩刘晓亮（化名）的个案。

二十出头的刘晓亮患有红斑狼疮，需要进行肾透析。但他幼时父母离异，如今父亲酗酒，母亲身患癌症，时日不多。爷爷奶奶已经80多岁，家中其他亲戚身体和经济状况也不好。2017年因为查出存折上突然有了26万元，刘晓亮的低保资格便被撤销了。

然而这笔钱，是刘晓亮的朋友们将他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帮忙筹来的。“救命钱”却导致低保撤销，一家人十分不满。“要提起行政诉讼呢！”面对这种情绪，先河社工多次给予耐心解释，告诉他们“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是低保的准则。“说白了就是不管钱从什么渠道来，超过低保个人存款数额，就不符合低保的条件了。但当钱花剩到又符合低保条件时，还可以获批。”

帮助刘晓亮整理材料，以便第一时间再次申请低保的同时，社工们又了解到目前他最迫切的需求是一周两次去医院透析能够有人陪同。“先是我们来做这件事，后来给他对接了残联的志愿者，已经坚持好几个月了。”王世宏自豪地表示，获得受助对象认可的同时，街道和区里对社工的努力也非常满意，“觉得我们的服务是对政策无法面面顾及的一种弥补。”

期待

受助者树立自强意愿，最终有能力摆脱困境

“这项工作特别不好做，因为我们提的要求非常高。”北京市民政局社工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政府购买服务以前很多部门都有涉及，但2016年在国家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民政局购买的“三社联动”服务项目，以及2017年继续推动的精准救助工作，相关要求都极为精细。“比如社工机构申请了资金，帮扶多少户，分别怎么帮扶，都要落实到具体方案上。而且我们还要求全职专业社工来做，否则帮扶过程中频繁换人，起不到效果。”该工作人员感慨，不少社工机构面对“苛刻”的条件打了退堂鼓，“能坚持下来的都不容易。”

为什么要引入社工组织？工作人员解释，长久以来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似乎主要就是“给钱”，但发放补助是“面”上的，社工能提供点对点、一对一的精准救助。此外，“授人以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政府和社工组织期待的理想状态是，受助者树立自强意愿，最终有能力摆脱困境。“比如家庭对于生计发展的观念会有一些变化，或者不愿意出门，觉得社区对他们有歧视，通过社工的帮扶让他们走出来，给予职业介绍、能力培养等等。”

当然，目前短短一两年时间暂时还不足以收到太显著的成效。王世宏坦言，受现实约束，部分低保低收入者，尤其刑满释放人员，在“脱困”态度方面显得比较消极。“比如直接说‘困难就是缺钱，你多给我们发点钱就行了’。”由此，帮扶救助仍需继续进行，并形成常态化机制。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一级已建立了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导中心，将从指导推动政策实施、完善信息共享对接等方面统筹推进精准救助工作。到2020年，将实现市、区全部成立困难群众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全覆盖。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魏婧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