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西

因其诗歌意象繁复，表现手法近乎魔幻，洛夫生前被誉为“诗魔”。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在台湾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出版了《时间之伤》《因为风的缘故》《漂木》等大量诗集、散文以及译作，曾被评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首，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他写长诗，动辄几百上千行，洋洋洒洒；写小令，又凝练温婉，清新动人：

由某些欠缺构成

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

是一粒死在宽容中的果仁

是一个，常试图从盲童的眼眶中

挣扎而出的太阳

——《石室之死亡》

风吹过来，扬起你的裙，你的浅笑

在那小小的梦的暖阁

我为你收藏起整个季节的烟雨

——《灵河》

好像什么样的诗风他都能驾驭，都能信手拈来。好像诗歌在他身上是喷涌而出的。诗魔一出，谁与争锋？

在洛夫生前，我有幸采访了他，与先生深入交谈诗歌与人生，是难忘的记忆。

河西：您是湖南衡阳人，1949年您是怎么到台湾去的？

洛夫：那时候，很多国民党老兵随军队去了台湾，我不是，我那时候20岁，还是个学生，更多的想法是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也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想法。另外，我们这一代人，早年在大陆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受胡适、徐志摩、艾青、冰心的影响很大。我从小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舰长，她就随父亲在外面游荡，这种生活激起了我的好奇和到外面闯天下的念头。

河西：一别就是40年，到1988年您才第一次回到故土，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洛夫：真是没有想到再回家乡会在40年之后！1983年我母亲去世，因为当时两岸还没有正常交往，我也没有办法回去奔丧。母亲生前我没有尽孝，母亲故去之后我也没有为母亲守灵，内心感到非常痛苦。那一年，我写了长诗《血的再版》，我的心境也体现在这首诗中。

1988年，两岸关系缓和，我在阔别故土近40年之后重新踏上了那片土地，见到了我的兄弟，还有老同学，他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间和时代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40年后相见，往事历历在目，我们抱头痛哭。

在回到家乡之前，我曾经一度绝望。1979年3月中旬我应邀访港，相比台湾，这里是离大陆更近的地方，我在香港拿望远镜遥望过大陆的方向，那时候我想我大概一辈子也回不去了，没想到几年之后，我的梦想竟能达成。

我在香港写下了《边界望乡》一诗，那是我的乡愁。在我的身上有两种乡愁，一种是离开父老乡亲那种人性意义上的乡愁，另一种是离开精神家园文化意义上的乡愁，后一种乡愁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更大。

河西：刚刚您提到冰心，哪些诗人对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洛夫：我于1949年7月离乡去台，行囊中除必备的一条军毯，还带艾青、冯至诗集各一册。后来到了台湾，对诗歌的欣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觉得五四时期诗歌的语言很粗糙和直接。所以我希望求取新的灵感，于是转向西方文学。当时中国受苏联文坛影响大，而台湾则倾向于受西方世界影响。至于我个人，早年受波德莱尔影响很大，后来年龄大一点，受里尔克影响较深。

大部分当时台湾的年轻诗人都受到翻译诗的影响，刚开始是全面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到了1980年代之后，经过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被重新评估。在西方的现代主义里“流浪”许久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要回到中国泥土中去。回到中国来，最重要的是寻找中国固有的文学、美学艺术，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这些台湾诗人重新开始审视中国传统，不过传统是回不去了。

河西：近年来您的作品中，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非常明显，不论是在字里行间，在《与李贺共饮》这样以李贺为主角的诗作中，还是一些以杜甫等人诗句写的藏头诗，都能体现古典诗词对您的巨大影响。

洛夫：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老师教过一些浅易的唐诗，但只求背诵，不作解读，大多似懂非懂，更不要说对诗的意境的了解与欣赏了。不过小时候能背诵的几十首唐诗已深入脑海，一直铭记在心，只是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受到五四时代反传统的影响，尤其在1960年代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洗礼时，反传统成了当时诗人最响亮的口号，甚至有人提出“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样不无争议的主张。这种趋势一直到1980年代才在诗歌理论与创作路线上有了新的转向，发出了“回归传统”的呼声。但在各种杂音的喧嚣中，我渐渐变得冷静理性。我理解到，旧传统是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创新才是维护与继承传统的最佳途径，但创新必须要有根基，要有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良的具有永恒性素质作为基础，所有我主张“回眸传统”，也就是对传统文化或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价值重新加以评估，并从中审慎地选择和摄取有益于创新的美学因素。

河西：您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您对诺贝尔文学奖怎么看？

洛夫：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它有它的宗旨，作品要对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这方面有贡献，这方面可以说是文学界全世界共识，但文学毕竟不等于体育竞技，你不能说得了这个奖就成了世界文学的冠军。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中国作家只有莫言得了，太少了。中国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我觉得还没有受到正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影响力的增加，我想世界文坛会更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存在。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