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殊我

刘以鬯与夫人罗佩云女士摄于香港

6月8日，香港作家刘以鬯去世，享寿百岁，“香港文坛教父”的人生落幕。这位从上海南迁至港的文坛耆宿，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抗战到内战再到迁港，也见证了香港回归。半生离乱，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尽在眼底。

终其一生，刘以鬯最为鲜明的身份还是作家、报人，这两个身份于半世纪前可能还有几分风光，但随着影像、网络技术的发达，是日渐落寞的。落寞到讣告发出以后，有人首先疑问“鬯”的读音，更多的人为其附加上王家卫的标签，媒体也都在报道的后半句标明“作品曾启发王家卫”。一个作家，在身后，行走世间的凭借是靠其作品滋养过的人，是耶非耶？

在香港，媒体、文学、影视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文学各个门类之间也无雅俗之分，所以很多文化名家能在编辑、专栏作者、作家、编剧几个身份之间自由转换。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尚在蹒跚起步阶段，文化从业者迫于生计压力，都要在多个领域寻找机会。2013年香港书展期间，笔者彼时因为媒体身份，参加了贸发局组织的倪匡先生的饭局。在席间，倪匡言笑晏晏，说起当年刚刚到港苦于生计，如何用一支笔站稳了脚跟——同时写很多个专栏，还要跑新闻，间或还寻找机会做剧本，有的时候一天要写个两三万字。要知道，这个创作数量，在今天电脑时代都非常大，很多坚持日更的网络作家都难以写下如此量的注水文字。

当年的刘以鬯，过的也是这种生活，同时在多个专栏连载小说，一天写上个一万多字是轻松平常的事儿，“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三四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三四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行文及此，我又想到了陆沉之际远走台湾的王鼎钧先生，也是靠一支笔在那方岛屿讨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们，要吃饭，还是得一支笔吧。

用一支笔一笔一划的写出来两三万字，不光考验的是脑力，还是对体力的极大挑战。所以，在他的笔下，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酒徒》中老刘即是如此。

这部有“中国第一本意识流小说”之称的《酒徒》，描绘的是一个靠给报纸写黄色小说为生的作家，在六十年代的香港的潦倒生活，故事情节不复杂，与电影画面相类的行文手法引人注目，不断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闪回，多少历史都化作了烟云。书中的老刘，就是一个体力、脑力透支的作家形象，十万字的小说，对“清醒”的描写不下19处，“真正的清醒。头很痛。”“我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免得因贪酒而再次断稿。”诸如此类的描写颇多，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观之则会有深深的共鸣。书中也不乏意味隽永的文字，比如那个名垂文学史的开头，“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阅读此书，与观看王家卫电影的感觉非常接近，能如此细腻地影响一位电影导演，刘以鬯作品的穿透力可见一斑，而能够在画面中细腻地保留着小说的质感，王家卫的洞察力可见一斑。

但是，刘以鬯作品与王家卫电影的相遇并不是唯一的。早在王家卫之前，就有多位导演将其作品搬上银幕。刘以鬯的作品里有鲜明的海派文学的印迹，在他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民国海派文学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穆时英、刘呐鸥、周瘦鹃、施蛰存、张爱玲等人，风流正在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在滋养着读者。1936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宣告步入文坛的刘以鬯，也是其中之一。

有了作品，即意味着会有影视改编。民国时期的上海，世界三大时尚中心之一，也是中国电影的重地。经过二十多年的孕育，中国电影工业初见规模，三四十年代，有了完整的投资制作、发行、院线体系。当时的电影也和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刘以鬯，恰逢好时代。

根据香港作家潘国灵的记述，刘以鬯生平第一本出版于1948年的单行本《失去的爱情》，翌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由汤晓丹导演，金焰、秦怡主演，上海国泰影业公司出品。从此，刘以鬯的作品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出版的新书《私恋》，第二年导演王天林把它改编成了文艺片，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出品。香港电台电视部曾在1987年和1997年，先后将《对倒》和《酒徒》改编成半小时以内的电视单元剧。香港导演黄国兆2009年改编《酒徒》，温碧霞、张国柱、蒋祖曼等主演，该片在2010年公映，四万多字的剧本还曾在《百家》杂志连载。

而他的作品与电影的巅峰组合，还是王家卫。严格来说，刘以鬯的《酒徒》《对倒》只是王家卫作品《花样年华》《2046》的创意来源，是导演看了两篇小说以后，有灵感而发，才有两部作品。海派文学滋养的作家作品，以相同的逻辑滋养了一位对上海有着模糊的记忆的导演。意识流形态的文学创作，对写意派的导演来说堪称知音。

同样为审美服务的文学与电影都是艺术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本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工业化分工和资本的因素，才让彼此之间看上去泾渭分明。“刘以鬯—王家卫”的这个宽泛的组合，在我眼中，是绝佳的“文学—影视”的组合。环顾当下，大行其道的“IP热潮”，绝大部分内容都成为了流水线上的产品，泯灭了艺术感，也丧失人性。都奔着商业化的目的去进行的所谓创作、编导、表演，作家、编剧创作可以分段进行，版权可以进行各种炒作运营，演员可以不去现场进行表演……目力所及，皆是砖头瓦块的建筑物，不见人文景观。产出的作品，也都是流水线上为钱而生的东西，瓦釜雷鸣的时代，不过如此吧。从此意义上来说，刘以鬯是不寂寞的，因为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影像世界。

能像王家卫那样，大张旗鼓地在影片最后用整整一屏来感谢一位提供思路的作家的，是没有的。特别是在眼下的内地，很多人还在绞尽脑汁的不想为编剧署名，压榨编剧的劳动价值，文字工作者被边缘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所以，今日悼念刘以鬯，不光是悼念一个作家和他的时代。

刘以鬯经典作品内地出版

6月8日下午，“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刘以鬯先生仙逝，近日，他在生命最后岁月审定的“刘以鬯经典”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这套书包括刘以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典作品：长篇小说《酒徒》，长、短篇小说合集《对倒》及短篇小说集《寺内》。

正如刘以鬯自己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香港学者林少阳也说：“刘以鬯之所以被视为香港文学的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展开于香港，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记述了另类的香港历史。”创作时，刘以鬯以简洁的文字、灵动的构思植入他所经历的时代和历史，其中一些带有历史印记的词汇，只有补充注释后，今天读者才能读懂其中的历史内涵。比如“手指舞厅”“捉黄脚鸡”“鞋金”“顶手”“派青架”“薯仔舞”“人手竹刀尺”“明克”等，如果不加注释，读者可能不明其意。书中每一条注释梅子都请刘以鬯先生确认，由于刘老年事已高，则须刘太协助。后来，刘老已不能作答，便由刘太确认，有些则请教相关专家，比如“兜喜神方”的注释请教了道教方面专家，H3的注释请教了建筑方面专家，Brawlywood等英文译注请教了外文专家。由刘以鬯先生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刘以鬯经典”系列，具有岁月沉淀的气质，那是百岁刘以鬯的花样年华，也是香港的花样年华。

《酒徒》是刘以鬯先生名闻遐迩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诗化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和“现代文人小说高峰”，入选“20世纪现代小说经典名著百强”。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它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

《对倒》写一个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街头，带着各自的见闻和感受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刘以鬯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后又浓缩为短篇，“刘以鬯经典”选用的是长、短篇合集。2000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

《寺内》收入了14篇新颖多彩的中短篇小说，融想象与诗意、古典与现代于一体，或为故事新编，如《寺内》《除夕》；或表现香港现代都市之人与事，如《对倒》《链》《吵架》《赫尔滋夫妇》《龙须糖与热蔗》《圣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这部结集于1977年的经典小说集，篇篇有创意，篇篇是佳构，以“求新求异”的文体实验，彰显现代小说的新锐与性灵，至今令人惊艳而掩卷慨叹：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这三部作品，代表了刘以鬯先生的文学成就。《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说：“如果这样谈论刘以鬯，说他承受着香港商品经济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以始终不懈的艺术真诚，在南天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那么他在香港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香港文坛应该为出了刘以鬯而骄傲，他创造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诗化意识流艺术，属于东方，又属于现代，代表着香港探索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