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恨时是天才，面对爱时却平庸”

在排练场观看排练的毕飞宇，穿着剧组的T恤，上面印着根据他小说语言提炼的两句话：“恨时天才 爱时平庸”。

对于这两句话，毕飞宇表示：“那是我30出头时写的对这代人情感模式的总结：‘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面对爱却如此平庸’。因为年轻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才华横溢，但那是在我骂人的时候。而在赞美别人时，我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有才华，而且我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一直喜欢看NBA和世界杯。除了比赛本身，我更喜欢那种西方文明背景下，运动员在赛前把最大的自信留给自己，在赛后把最大的赞美送给别人的那种状态。这是我所渴望的精神状态和好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对我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在和别人踢球时，我希望他能够做到在输球后，可以走上前去对对方说‘祝贺你’。而这一点，我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做到过。”

“改编就像嫁女儿，不能干涉她婚后生活”

《男人还剩下什么》的编剧和璐璐，没有完全按着原著的内容改编，而是脑洞大开地写了原作中下一代人的婚姻和情感。看过排练后，毕飞宇表示：“这个戏改成这样，出乎我的意料。”并笑言道：“这是我的作品封底后面的一页。”

不过毕飞宇非常理解和支持编剧的大胆改编，他说道：“写这部小说时，我很年轻，当时作品中很多东西更多是隐喻性的。这个短篇小说如果直接搬上舞台，其实也就是个小品的体量，不能支撑起一台戏。而这个话剧最大的特点，在于两个时空，把隐喻落地了。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代人，但在话剧中，我们这代人只是影子，编剧把它挂墙上去了。而在舞台上主要呈现的，是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人的情感，由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两代人的故事了。小说中的精神元素都在，但更多的是编剧的原创。对此我是吃惊的，也是喜爱的。作为观众，与其关注小说或是话剧，不如去关注两代人的情感模式。”

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青衣》和《推拿》，毕飞宇曾数次面对自己作品的改编。但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或是话剧，他即便被邀请去现场，也从不干预别人的改编。对此他表示：“我对改编永远有自豪感，因为一个艺术家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可以影响别人。一部作品的原著就像‘踢’了别人一脚，成为别人动起来的动因。至于这脚踢出去会怎样，我不用去管；编剧从中提取什么舍弃什么；我也都不去干涉；改得像不像我的原著，也一点都不重要。我对改编的原则是：事先沟通，沟通完撒手。我认为原作者和编剧就像爸爸和女儿，女儿出嫁后，爸爸不能过多去干涉女儿的生活。”面对作品被改编之后的各种评价，毕飞宇也认为：“我的看法不重要，而且后人是爱还是骂，对于一部好小说来说，它都不会死。它都活着，可以鼓励到别人的热爱，这也是作品最大的价值。”

“作家必须有抵抗数钱诱惑的能力”

虽然别人改编自己作品会让他感到自豪，但毕飞宇也表示，自己不会去改编自己的小说，也不会去担任编剧。虽然很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找他，谈各种作品的影视剧改编，其编剧稿酬远远高于拿小说版权的费用，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正处于小说创作的高峰，如果从事编剧工作，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作家必须有抵抗数钱诱惑的能力。”

另外毕飞宇不去做编剧工作，是因为小说写作和影视舞台剧的表现方式极不相同，“小说是靠语言的，写小说时让我亢奋的，是描写马如何奔跑，云如何翻滚……我能写好几页，而这些对影视剧或者舞台来说，却没有用。所以做任何事都要找行家去做。改编一定有一部分是超出你的作品的，作为原作者，要认可改编好的地方，也必须接受不好的。如果你非要在改编时坚持自己的小说语言，那纯粹是找抽。”

“每次看自己作品首演都会幸福的哭，喜悦超越了新婚”

对待改编，毕飞宇的态度像是“爸爸嫁女儿”，而对待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台，他说自己每次观看作品首演时，心情都激动不已，感觉甚至“超越了新婚”。“我最热爱的就是话剧的改编，因为话剧的改编，让小说变得奢侈了。每次我的作品被改编成舞台剧，谢幕时把我请上台，我都没有说过一次完整的话，因为我没有学会一边哭一边说话。每次都是从走上舞台最后一阶台阶，泪水就流下来了。那个时刻，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感觉自己既是观众又是上帝，因为看到自己在书房里独自幻想出的人物，竟然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甚至现在想到那个时候，身上都会一阵一阵起鸡皮疙瘩，因为真是太幸福了！简直是类似于新婚的那种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王润 刘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