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出版《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专揭”康有为老底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1998年。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十分混乱。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记录不可以当作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作者：茅海建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套装共四册）茅海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我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轻易使用。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到了2003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快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我自知是研究戊戌变法的新军，相关的经验与史料的掌握还谈不上熟悉。我只能靠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查档，不敢聪明为事，更不敢臆测自判。前前后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近乎完备，也准备今后有着多次的修改，尽管已将本书交付出版——我正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如果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话，那么，我已将怀疑放到了较大。也因为如此，本书看起来有点“专揭老底”的味道。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有一些作伪，而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本事，不正是破译作伪的证词，揭开被掩盖的谜底？更何况康的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是早已气馁。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孙宝瑄，在康风光的那些日子里，看不太起康，但到了康倒台后，反而在日记中写了几句公道话：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

而戊戌变法主将之一张元济，在政变后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细心地想起来，康也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当时与今天的人们，可以向康提出无数指责，康也确实有着种种毛病，但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重复性。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再多，也只能是寄托着一种心情而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身。

康的业绩是不能否认的，康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康的粉饰也是应当擦去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尊尊”、“贤贤”不再是今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等样的伟人，均应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